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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背後的寫作社群與《聖經》前面的香港社會,特別是後雨傘處境下的香港社會,有何共通之處?《舊約》背後的寫作社群與《新約》背後的寫作社群,又有何相似的大環境?
上文說到自四年前雨傘之後,我腦中常迴蕩著一句話:「信息枯竭乃謝幕徵兆」1。我不肯定自己是否受了什麼嚴重心理創傷2,但卻肯定自己找到一個進修的理由以及一種莫名的動力,跑到神學院修讀聖經研究神學碩士課程。在進修過程當中,我發現自己慢慢找到一個吸引我繼續研究的主題:帝國研究。
對我這個後雨傘的香港人,帝國這個主題實在非常吸引。《聖經》所展現的帝國壓迫環境原來與我所身處的香港竟有著不少相似之處。3
基本上,無論是《聖經》時代的古代近東世界,又或是我們現時生活的全球化社會,帝國霸權都無遠弗屆。只要稍為留意聖經的記載,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又一個的帝國不斷出現在聖經敘事的舞台當中:由《舊約》的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到《新約》的羅馬。帝國勢力與《聖經》當中的人物、以至所有人類的日常生活與信仰踐行都息息相關。
帝國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本質就是擴張、操控、以至能掠奪弱小。帝國要在不同層面、以不同手法,包括武力、政治脅迫、意識形態的滲透、塑造和操控,去打壓一切抵擋其侵略、擴張的反對力量。聖經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於《在帝國陰影之下:重尋那作為堅貞抵抗歷史的聖經》(In the Shadow of Empire: Reclaiming the Bible as a History of Faithful Resistance )一書中指出:
古往今來的帝國大業,總都關乎於如何在其假定的各種勢力範圍內行使其霸權操控。這等霸權的行使或會透過種種強製手段進行,例如強徵稅項與及強迫別人給與貿易優惠;或會透過其全方位敘事的強制雄辯(the persuasive imposition of a totalizing narrative)去建構其帝國權力的合法權威,並以此作為其合理操控的解釋。這等帝國,無論是透過強制或意識形態的雄辯,多會對其佔領地的本土傳統顯露出其不耐煩和不容忍,尤其是當這些本土傳統為本土權威提供原動力並對帝國的全面要求作出抵制之時。4
讀著以上一段文字,內心泛起這幾年港人所經歷的種種壓迫,忽然明白了什麼是「聖徒相通」。傾刻間,聖經背後的寫作社群原來與我們是那麼相近。原來,如何在帝國壓迫底下忠於上主、活出信仰,也是歷世歷代不少上主子民的一生掙扎。如何在帝國下忠於所信更是《聖經》中的重要主題。或許我們可以說:人要對上帝忠心、要踐行信仰,就總要在某程度上抵抗帝國強權。
此外,若我們留心《聖經》的不同經卷,我們也許會發現當中不同年代、不同群體,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帝國暴政時,都有不同的抵抗模式。5而其中最為人所共知的抵抗模式可能就是《出埃及記》的起義建國模式6,先知傳統的公開批判模式7,以及波斯帝國政權時期那種既配合也抵抗的參與模式等等。8近年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不少《聖經》文本當中較耐人尋味的篇章,例如啟示文學等文體,也可能是某種在帝國高壓下的抵抗文學。9
今日後雨傘的香港人和香港教會,應該比我們的前人,更能明白《聖經》,因為我們今日的世界可能與當年《聖經》背後的寫作社群的處境更為接近。若我們深入了解《聖經》作者所面對的帝國壓迫處境,10再對照我們今日相類近的帝國壓迫情況,我們或許更能立體地讀到《聖經》中那獨特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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