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 TH HO

人民公僕,香港土生土長。
不是政客,卻關心香港社會的事情。
不是傳道人,卻以另類角度分享信仰的體驗。
也不再年青,卻關心今天的年青人如何繼續前行。

黑夜將臨,我們預備好未?

原刊於德看生活事,2019年6月28日

6月11日晚上,原本我要負責教會的一次小組查經聚會。後來小組的弟兄姊妹提議出席由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在公民廣場閘前舉行的晚禱會,大家同意後臨時改約在金鐘港鐵站等候,然後出發往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大閘前的「空地」。

慶幸我們在金鐘沒有被警察搜身查問,一路上也遇到不少其他堂會的弟兄姊妹,大概是因為當晚由袁牧主領聚會。我們來到添美道口,知悉公民廣場前面一帶已經擠滿了出席者,人數大大超出大會最初的估計,於是我們改往中信大廈天橋的位置參與聚會。

被監視下出席聚會

基於天氣、器材和聚會地點的限制,當晚的音響並不「夠聲」,加上我們身處的位置跟大台仍有一段距離,大家既要全程站立,更要集中精神才能一直跟著聚會的程序,但是參與的人數依然不減。事實上除了實質的抗爭行動,禱告也是基督徒相信可以改變事情的重要力量。當刻聚會的氣氛就像昔日的信徒從四方八面來到戶外的場地聽道和禱告,相對於今天我們只習慣在環境舒適的教會內安心聽道形成強烈對比。另一邊廂,牧者也從教會出來進到社會與信徒宣講信息及一同祈禱。眼見大家表現十分和平,沒有發生任何衝擊行動。

然而當晚令我最大感慨的是:我們卻要站在鐵馬面前,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下出席聚會。那是我鮮有第一次在香港參與基督教聚會獲得的經驗:彷彿我們正在極權國家的管治下,所謂的宗教自由卻是全程受到港虎的監視下祈禱!

不再一樣的香港政府

主權移交以前,殖民地政府對於英美基督教教會來港宣教持開放的態度,教會因而成為福音的既得利益者:不少教會得到政府支持撥地興建堂會、開展教育、醫療或社會服務。甚至今天不少堂會可以附設於資助的學校或社會服務單位中繼續福音的工作,港虎對此算是沒有太大的干預。

作為一個現代化文明和進步的城市,我們或許以為香港人一直享有的宗教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我們相信《基本法》條文已為我們帶來明確的保障:香港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參與崇拜、小組活動、敬拜、禱告和傳福音等。

然而九七過後,香港卻被移交到本身是無神論主義的中共政權,同時殖民地時代的完結代表教會不再擁有昔日的優勢繼續宣教的工作。就以教育和社會服務為例:今天教會作為辦學或營辦社會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原則上她們需要配合港虎的政策和準則為市民提供相關的教育或社會服務,才能獲得資助和支持。

對於那些在社會事務上「走得較前」、不時針對社會問題而發聲、甚至反對港虎施政的教會,港虎又會如何理解他們作為服務營辦者的角色?若是港虎要在不同的營辦機構之間作取捨,當中有沒有任何的政治考慮?教會是否為著未來發展的需要而要迎合港虎的政治取向?簡言之:教會是否需要為五斗米折腰?

政治的變化帶來信仰的憂慮

過去我們曾經相信香港政府已有一套完善及公平的制度好好管治我們的城市,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基督徒藉著「信」努力面對那無法確定的未來。然而今天已變成了中共政策執行者的港虎,會否基於政治的考慮進一步收緊香港人的宗教自由?今天香港所謂的「一國兩制」已經逐漸被陸化為1.5制,眼見中共政權卻又如廝對待自己國內的教會和信徒,我們究竟憑甚麼相信港虎以及背後操控一切的中共政權仍會在宗教的問題上特別寬待香港人呢?就是一些宗派的教牧領袖同時成為中共政權的政協委員,到底中共是否早已派人滲透教會的內部,左右教會的政治立場?

可能有人以為上述的推斷只是危言聳聽,今天香港的基督徒仍然處於相對地安逸和自由的宗教環境中。但在中共操控的陰霾之下,我們是否珍惜今天仍然可以自由地在教會中敬拜,並且願意努力為主作見證?昔日初代教會的信徒在聚會中會有互相問安的習慣,並且逐漸成為今天基督教崇拜的禮義程序之一。這是因為當日信徒面對宗教的逼迫,他們無法肯定日後能否平平安安回來再次聚會,或是稍後已經被人捉拿了。所以平安禮並非只是初代信徒互祝平安的客氣說話,卻是他們出於真誠關懷彼此的問安,祝願對方日後在上帝的保守下仍然可以安然繼續聚會。

昔日初代教會的信徒面對猶太教的同胞和罹馬帝國的迫害,他們仍能堅忍地持守下去。我們卻以為這是已經過去的歷史,甚至不可能在香港社會中出現。但是面對一個逐漸走向極權尊制的港虎,我們是否可以繼續堅持我們的信仰:還是我們也要被改變為「先是愛黨愛國,然後才愛上帝」?教會和基督徒是否已經作好準備,願意為著基督的義受逼迫,並且仍然繼續對信仰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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