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徒可以如何開始思考後真相文化


張國棟 2019年2月28日

這兩天在臉書裡看著一些人粗淺地講後真相時代和香港教會,我感到嘆息,特別是,用「大家要努力求真」來回應後真相時代,根本就無視其中的文化結構問題。想了想,不如寫一篇短文分享這個想法,或許對讀者也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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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政治範例

要了解後真相的現象,不得不先以政治文化作為範例。後真相時代與美國政治尤有密切關係,The Economist 在特朗普當選前後正正有一些專文講論這問題。必須要深究的問題是,美國左右兩派為甚麼發展到無法對話?為甚麼敵意越來越強?為甚麼好像你走進任何一個圈子,都會覺得他們有道理,彷如天經地義的,然後必然聽到數之不盡的陰謀論,對別人動機的猜測必然最終指向他們是詭詐非常的天大罪人?為甚麼假新聞當道,令人難以分辨?為甚麼特朗普可以毫不羞愧地撒謊,而國會和人民裡即使有人認定他撒謊,卻又不當是甚麼一回事?

按上述範例,稱得上後真相時代,在或香港教會裡,大概首先要有至少兩方意識形態陣營出現,然後他們互相角力,欲排斥對方。他們各自擁有一定的媒體平台和論述生產機制,以致他們可以不斷指控其他各方扭曲事實,並且推出無數陰謀論,對別人動機的猜測必然最終指向別人是詭詐非常的、破壞整個世界秩序的天大罪人。如果甲方佔上風,擁有最多媒體平台和論述生產機制,其他各方就會認為真相或社會主流接受的真相或真理是被甲方創作出來的假象,他們決不接受,他們要生產另類事實,另類真相,並且爭取曝光,令他們的另類真相成為主流。玩得高層次(和瘋顛)的,會像美國右派人士那般,連公立學校的課程也批評為存在太多偏見,堅持子女有權留在家裡接受另類課程教育(有關那些人拼命修改歷史書的例子,請參拙文,學術失德──講座後感)。並且,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開辦一間大學,在那裡只單單推崇、教授和研究你認同的意識形態。有意或無意地,他們就是這樣把真相或真理謀殺了,大家都不相信有任何客觀可達致共識的真相或真理。那圈子裡沒有全情投身某些其他陣營的人,有些感到很迷恾,經常後悔自己跟車太貼,越來越不敢相信任何人講的話,彷彿世上已經沒有真相。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就像特朗普)學懂怎樣玩弄各陣營,令自己成為贏家,對他們來說,真相或真理是無意義的,他們只須要在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狹縫裡醒目地借力打力,乘機上位。

假如這描述大概準確,讀者應該開始明白到,堅持自己最重視真相,然後嘆息別人故意誤導,再推測別人有不良動機,呼籲大家要注重真理,可會是壓根兒不懂得後真相時代的複雜性,甚至不為意自己仍然是當局者迷。因為在那些意識形態陣營裡的各方,所有人都自詡「最重視真相,然後嘆息別人故意誤導,再推測別人有不良動機,呼籲大家要注重真理」,你跟他們有甚麼分別?為甚麼要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

二,香港教會傳統媒體

假如後真相時代幾乎必然地牽涉論述生產,我們便不能避談媒體。在這節,讓我先談香港教會裡的幾份主要傳統教報。

多年來我有批評香港主要幾份教媒全都是十分強烈地議程主導的,假如你讀教外媒體如《明報》,你會期望讀到(相對地)多得彷彿包羅萬有的多元資訊,包括不同立場人士的言論,但在教報裡你會自動調較期望,絕不會預期在教報看到某類資訊。某類立場的人若不是絕對沒機會獲邀請寫專欄,就是不敢來投稿(因為怕被其他立場的人圍攻,而那些立場的人也頗鮮明地有這唬嚇的意圖)。這自動調較太自然了,到一個地步,十之八九的信徒已經覺得不是問題,反認為信仰審查乃天經地義──不純正的思想當然沒資格在教報出現。然而,純正與否的尺度由誰決定,界線劃在哪裡?例如,是否只容許最保守的福音派或靈恩派思想,抑或也能容忍主流宗派,或天主教,或東正教,則幾乎沒有人會深究。換言之,這裡隨時是只有一小撮人操控著香港信眾可以知道甚麼,不可以知道甚麼,並且他們不用向甚麼群眾問責。如此,在那圈子裡,講到「似層層」彷如事實或世界共識的東西,隨時摻入大量偏見和主觀詮釋,而大家毫不自覺。

另一個可以讓我們窺見教報如何嚴重地受意識形態影響的,是它們的新聞報導選材。一方面,我們可以體諒,辦報需要大量人手和財力,在最主要的幾份教報來說,這仍然是難以應付的(君不見某些報刊每年都要緊急呼籲捐款),因此它們的新聞採訪份量不成比例地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發現,各大教報其實沒興趣把很多事實報導出來,這十多年來,令我時常取笑或苦笑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巿,香港人散居世界各地,香港教會的教報對香港和中國以外的基督教新聞卻極度不感興趣,它們頂多每星期報導數篇。而且,那些新聞來源幾乎清一色地都是外國某些基督教流派裡意識形態強烈的組織。這是為甚麼在信仰百川裡我會致力推動有多些國際基督教新聞報導,並且來源絕不能局限於某幾個保守美國基督教組織,報導出來的事件未必能討大部份讀者歡心,符合他們慣常理解的基督教,但至少讀者應該要知道國際社會和教會裡,人們談論著甚麼事。

簡言之,香港教會媒體的存在,主要並不是作為一種新聞專業,倒比較像是意識形態宣傳機器。這些毛病,未必直接就是染上了後真相時代的惡習,畢竟十多廿年前已經有這些惡習出現,但這些毛病卻絕對能夠成為後真相文化的上佳土壤。在此,我還未講到神學院作為基督教神學論述生產場所,也有鮮明的意識形態造成的藩籬。相關討論請參考我在 2015 年寫的一篇文章〈神學與其他學科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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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教會裡新興的網上媒體

近這十年,香港教會內出現了一些新媒體,「媒體」在這裡定義是要寛鬆的,要包括兩、三個人自行成立的定期發佈的網台節目。要了解這現象,須先看大趨勢,即那些生存於社交媒體的不限於宗教的新聞媒體之所以冒起的原因。這現象一方面可以歸功社交媒體盛行,在那空間裡需要有新的方式傳達資訊,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社會政治越來越壞,主流報章開始多噤聲或甚至媚權,令人們想用其他途徑繼續自由地表達其他想法。這背景會帶來一個未必是預期的後果,就是人們在網媒文化下,比較容易接受口語化表達,也比較容易接受主持人「勞氣」地口誅筆伐,粗口或其諧音亦變得多人接受。當那些新聞媒體搞得起,信徒們回望教內媒體還是死氣沉沉,某些八股內容廿年如一,意識形態森嚴,又會間中刊登一些河蟹文章,令人嘔心,自然也「勞氣」起來,想自己搞一個網上媒體,以罵人或食花生起家。即使他們未必有專業訓練,報導和寫作能力欠佳,甚至十分主觀或滿口粗言,他們卻又能夠越做越旺,成為話題生產者和推動者,原因正正就是,傳統教報無法或無意在它們一直缺席的議題和內容上做甚麼補救工作,令很多信徒死了心。

如此發展下去,便有可能出現美國社會那種每個或大或小的圈子都堅持要有自己論述和自己媒體的格局,各自擁有和發放「真相」,漸漸地,人們彼此間的信任會崩潰,只剩下無盡猜疑和陰謀論。在火上再加油的是,不論在美國抑或香港,很多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樂意投身成為小圈子或小媒體的重要論述生產者,他們花在資料對證和直接與不同意見人士溝通的時間未必很多,也不覺得有必要把大量資料以最學術方式表達出來(君不見,最懶惰的清談錄影,竟成為他們最常用的表達方式),他們倒花費大量時間在不同渠道用陰謀論批評他們不同意的人,並且越講越情緒化。美其名是分析獨到和精細,只有他們才看得出某某原來是壞蛋一名。這無疑讓不同小圈子的人有一個學術光環,強化自己的偏見,加速整體互信的崩潰。

四,建議和反思

總結以上所說的,在香港教會裡講後真相文化的憂慮,我會建議多從香港教會本身對知識、新聞、事實等論述的處理和偏見入手。並且,切勿採用一種「我們這一小撮人是免疫了的」心態,以一個旁觀者方式去批判,倒要承認自己應該全都感染了這病毒,要批判就要從自身開始。另外,請留意,上述講的全都是社會文化大趨勢的問題,不肯定這能否淪落為套用在一間小堂會因為發生了爭議、在網上被人狙擊和誤解的事情上,彷彿他們為了自辯才抬出「我要有先知觸覺地批判後真相時代」的口號,並且彷彿假定自己是免疫了的。說回重要的大議題,當我們擔心香港教會漸漸墮入後真相文化,當我們嘗試首先由自我批判作反思,便可思考以下問題:

(1) 在美國社會裡,各大報章背後並沒有相同的金主,在自由巿場競爭下,他們即使各有偏見,相對地也算是比較容易互相指出對方的錯誤、偏見或誤導,互相做 fact-checking ,大量資料都是公開的,人們可以自行查證。那麼,讀者只要肯多讀幾個媒體,洞察力有望漸漸提升。然而,在基督教內,尤其香港的,教內媒體沒有鮮明的競爭關係,也出於面子不會動輒互相批評,甚至,背後的董事或顧問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同一小撮靈魂人物,它們的質素和可信度由誰去保證?信徒們可以怎樣察覺和跳出偏見?

(2) 即使美國媒體有上述自由巿場的自我調節,右派人士仍然不斷批評媒體普遍左傾,他們有些甚至怪罪大學教育也普遍左傾,因此斷定大學訓練出來的新聞從業員本身有強烈偏見。然而,難道我們找一些沒有傳媒訓練的人來擔任那些工作,就會做得更好?請問在香港教會媒體裡工作的人,有多少曾經接受過新聞或傳播學訓練?他們對傳媒操守和使命的理解究竟是怎樣?我們認為現況是可接受的嗎?

(3) 說到專業訓練和立場影響論述的問題,新興小網媒在這方面的質素其實更惡劣,絕大部份網上影片或文字,資訊含量偏低,倒有大量情緒化元素。尤其那些沒有剪輯的清談節目影片,片長動輒兩、三個小時,但其重點往往可以在半小時內講完,並且某些重點未必有經過仔細查證,表達方式亦粗劣。因為容易出錯和建構得粗劣,別人會抓著某幾個字眼大造文章,漸漸地,各方為著這些小事又可以各自製作幾小時的清淡節目互相對罵,每次都要罵到青筋暴現,沒完沒了。(我以為學術訓練教曉我們不要淌這些渾水,但一些學者卻樂此不疲。)然而,新興小網媒猶如雞肋,本應揚棄,但卻棄之可惜。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生存價值,主要是因為教內傳統大媒體不知何故總是少談或不談某些越來越多信徒關心的事(例如近月的教會 MeToo 事件),這替小網媒製造了穩定的巿場,科技的便利亦降低了成本,令小網媒必定會繼續存在,甚至壯大。那麼,一般信徒應如何面對這混亂局面?如何看待新興小網媒?可否做駝鳥,裝作不知道有其他媒體和聲音存在,一味罵那些是假新聞,質素低劣?抑或一視同仁,甚麼也照單全收,假定各方的資訊都是高質素的?小網媒的質素有誰可以監管?小網媒在這些生態裡,可以怎樣建立自己的信譽?可接納誰去監管?

(4) 在社會裡的傳媒界,有一群專業分析員或評論員,他們的角色是重要的,他們幫助讀者在大量資料裡整理出思路和重點。並且,這群人為數不少,讓我們毋須過份信任某評論員,可在各評論員的不同見解裡建構自己的看法。可惜的是,在香港教會裡,幾乎沒有這類人存在。不是說沒有人發表意見和評論,發表意見和評論的人,數量其實正在增加的,但問題是,我看不出他們發展到應有的高度。(這裡說的評論是宏觀和有分析深度的那些,不是專欄散文分享,後者的門檻當然低很多。)

(5) Fact-checking 和資料公開流通,本是對應後真相文化的重要工具,因為人們可以嘗試自行求證(至於人們早就變得疏於求證,則是另一個問題了)。美國新聞界發展到一個地步,在總統或重要國會議員發表演講後一、兩小時,便能羅列出演辭裡弄錯了的事實資料,並且有出處為證。但在香港教會裡,這又是另一死症。單以過去幾個月裡有關善樂堂和突破滙動的重大爭議來看,涉事某方人士均會用不同理由(藉口?)拒絕提供更多資料,又有所謂「擠牙膏式」發放資料手法,有些甚至停止對話和回應,拒絕牧者善意關注,令關心事件的人無從掌握全貌。其實他們有沒有想過,每一次拒絕讓資料公開流通的舉動,他們就是親手把教會再推向後真相文化的方向?

(6) 後真相時代對社會造成最大的破壞,是人們互信程度越來越低。由於我不信任你,我看到你發表某些我不接受的言論,我便會自然地開始用陰謀論看你,認為你準是為了名、利、權、色等等不良動機來說那些話。猶記得 2018 年底,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人選 Kavanaugh 在國會聆訊裡辯護自己年少時沒有醉酒和沒有性侵時,電視台一些主播分享他們的不同意見,其中一位來自保守派的主播跟其他主播不斷地說(大意):「現在的問題正正是,保守右派的人不會信任民主黨人講的任何說話,一切只是政治小動作。」同理,現在美國和香港教會醜聞不絕,教牧的信譽度不斷下降,信徒在網上發聲的成本又低,自然會表達出大量陰謀論。這個信譽崩潰的現象,需要各方教牧和信徒認真探討和處理,否則情況只會越來越壞。

近日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讓我抄出其中一句話作結:「紐約時報亦綜合了多位心理學家及哲學家的意見,作出 5 項討論建議:聆聽比述說重要、不要預設立場、身體語言盡量禮貌、勿為爭執而爭執、敢言亦需敢聽。」 〈如何說服「後真相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