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面對政改爭論,堂會如何應對?(下)

原刊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4年4月30日

4.宣講 (Proclamation)

神學工作者戴維思 (Charles Davis) 指出:「基督教從來都是徹頭徹尾政治性的,更以社會和政治行動作為顯著基督宗教經驗的主要手段」(《政治神學導論》,3頁)。

筆者並非建議牧者宣講變為政治宣傳,我們要作聖道的忠僕,就不能不全面地宣講上帝對世界的心意與期望。宣講基督復活時,若我們只停在個人罪惡有得勝的自由 (「他赦免了我們一切的過犯」(西二13),這只是部分的宣講。我們還要傳講「他解除了執政者和掌權者的權勢,藉着十字架,把他們列在凱旋的行列中,公開示眾」(西二15,新漢語譯本)。基督解除了一切權勢的權力,攔阻任何政權把本身絕對化與無限化。

摩根牧師 (Campbell Morgan,1863-1945) 為英國著名基要信仰牧者,不參與任何社會運動,他有一段年日牧養「西敏寺教會」(Westminster Chapel),這間堂會有部分會眾任職政府或為國會議員,但他毫不諱言在講道 (1911年) 指責政府不應為了可觀收入向中國販賣鴉片,當時教會最大的錯失是把此事件當作好奇、有趣的事,沒有為此禱告、悔改、並向公眾指出錯誤。選擇「公義」(righteousness),還是選擇「收入」(revenue),這是本於真理向一切不義與謊言,可作的宣講。

當堂會的講壇全成了政經分析,那是聖道的變質,同樣當講章只為安撫心靈,也是聖道的私有化。賴特 (N.T. Wright) 理解復活信息不是促使神的子民早日上天堂,乃是無畏死亡地於現世委身,展示國度的臨在。牧者不一定要全面與深入了解有關公共課題,才能放膽宣講,他/她存謙卑心靈,按經文原意帶出原則:善美要追求,公義要持守,偽善要戒除,虛假要揭露。

5.抗爭 (Protest)

資深傳媒工作者程翔這樣理解:「現代意義的基督教,皆源於馬丁路德1517年推動的宗教改革。當年馬丁路德向羅馬教廷提出《95條論綱》,抗議當年教廷的種種弊端,從此與教廷分道揚鑣,創立新教。所以,現代基督教的英文名稱是 Protestant,意即『抗議者』或『抗爭者』顧名思義,抗議或抗爭精神,本來就應該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礎,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基因,因為沒有這種精神的話,根本就沒有現代意義的基督教。」(〈基督教與佔中〉,《明報》,2013年9月18日)

回顧歷史,基督徒群體一般安分守己,順服政權;但有些時候,順服在上掌權的聖經教導,並不適用。當潘霍華面對納粹德國時,他嘗試力阻巨輪,這做法帶來非議。他明確表示:「在邪惡面前的沉默本身就是邪惡,神並不會當我們為無罪;不說話其實在說話,不行動其實在行動。」

非不得已時,基督徒群體也要採取抗爭,如內地溫州或其它地區有堂會面對強拆事件,有牧者與信徒逼不得已要維護教產,阻止強拆行動。堂會牧者對這些為理想或為原則而抗爭的信徒予以諒解及支援。堂會不應成為抗爭的場所;若要這樣做,肯定是不容於政權而帶來的悲劇。

6.和睦 (Peace-making)

聖經肯定基督徒有使人和睦的使命 (羅十四19;來十二14),而堂會作為為世上的鹽(太五13),更要起著重要的調和作用。擁抱異見,不等同我們要放棄真理立場,乃存開放態度,平心靜氣地容讓異見可以表達,惟有擁抱他者而非拒絕往來,才能邁向復和。神學工作者沃弗 (Miroslav Volf) 提醒我們「擁抱的決心要先於有關他人的真理,及任何公義的解釋。」

堂會要教導會眾,基督徒論政與參政,與任何常人一樣,並無分別。筆者覺得可笑是有神學工作者或教牧竟以為我們可高人一等,於是基督徒的參與,能使政治生態不一樣。聖經既對政制發展沒有任何具體指導,我們便得承認基督徒一旦參與權力遊戲,同樣會有來自「權力的傲慢」,或透過權力手段來達成我們的道德理想。真理叫我們知道人性與結構的惡,於是我不理想化自己為「正義之師」,而異己則為魔鬼化身。我要尋求與神和好,也要與異見者和睦;我與你可在不少課題看法南轅北轍,然而我們仍是屬於一個身體,作政治妥協的不是信仰的猶大,政治激進的西門同樣也是耶穌的門徒。

結語

面對政治逼人來時,堂會不講政治也是某種政治論述;同樣堂會由鐘擺一方去到另一方,只餘下與政權的敵我矛盾也是不宜。求主賜下智慧與勇氣,讓各堂會能適當應對當前局勢,並引領會眾活出國度的臨在。

面對政改爭論,堂會如何應對? 系列
  1. 面對政改爭論,堂會如何應對?(上)
  2. 面對政改爭論,堂會如何應對?(下)

(分兩部分刊載,將刊登於《使命與領導》,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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