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 Hon Ming

讀部份時間神學文憑時,我女兒剛出生,她現在已經在美國修畢新聞系,回港工作了兩年,蘇恩佩對我來說不衹是一個傳奇,我親自和她傾過計,她鼓勵我多寫作,和我一齊祈了45分鐘禱!在大學,我是讀歷史及政治科學的。

邱吉爾的本土關懷

前言:事情來到一個關頭,我們會爭戰到沙灘,到陋巷。但是,我們不會投降。

Gary Oldman的「黑暗對峙」一開畫,就急不及待去看,稍遲了出門,戲院祗剩第一行寥寥數位,足足兩小時,是literally仰望著邱氏的智睿,是一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是一條海峽,in the darkest hours,拯救了整個西方文化。(其實我很喜歡飾邱吉爾夫人的 Kristine Thomas,她是電影A Handful of Dust(1988)之女主角。)

戲去到最後五分鐘,邱氏在上西敏寺途中,突然落車徒步走向tube(地鐵),是佐治六世早一晩啟發他的,要戰勝主和派的嘈音,得一條路,尋求群眾、升斗小民的支持。

他問每一個他碰到的市民,你叫什麼名字,Mrs Janet Brown, Miss Alice Jones。然他平靜地問同一條問題:”Shall we surrender?”眾口一聲,一詞,最响亮的來自一個不足十歲的女孩!

“Never!”

他和其中一乘客,梅花間竹地背誦家傳戶曉的詩歌:Horatius: The Captain of the Gate:

To everyone upon this earth
Death cometh soon or late
And how can man die better
than facing fearful odds
for the ashes of his fathers
and the temples of his Gods …….

試譯如下:

守在城門前的隊長
致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千古艱難唯一死
沒有一種離去
比力抗命途坎坷之殉道
來得更要高尚,高貴
為我們鼓掌的
是先祖之灰燼
是聖殿裏的諸神

地鐵那幾分鐘戲,我差不多是掩臉痛哭,隔里那位師奶眼望望,彷彿在說:「此明明不是催涙位,這位阿叔是否有點失常?」

我當然有失常,在這個已經失常的城市,大部分人是等著梁天琦去坐牢(抵你死啦、廢青),不失常反而是最失常的!然後網上C君告訴我:最重要是擁抱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佢唔知道,不在舊耶路撒冷爭戰到最後一兵一卒,根本就冇機會見到新的耶路撒冷。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納粹掌權時,是從美國坐最後一班船回德國的!朋友問他為什麼要回去?他這樣回答:「如果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不回去,將來我不會有資格參予國家的重建!」

每星期六早上我會和一班上晒岸的中產打羽毛球,他們的兒女是在愛丁堡讀建築、在澳洲讀法律,他們享盡了這個城市所提供之機遇(2018開工程公司,不發達冇人信),但他們普遍十分藍絲,揶揄黃浩銘那班青年,坐在電影院,我第一次覺得他們非常非常自私……

香港主流教會對於本土關懷十分冷淡,讓「十年」、「消失的檔案」在神學院放,主政者可能已經覺得自己行得好前,然而整體社會崩壞之快,遠超過基督教群體之醒悟,……in the darkest hours地鐵車廂那段戲,我哭得那麼厲害,因為當國家危在旦夕,就是public freedom之彰顯,救了英國、救了西方民主制度,然而在我有生之年,在香港,我是看不到了。

我的眼淚,我的憤怒救不到這個我最愛的城市,然而詩篇中的毒誓同樣是我的誓言:「若我的心忘記耶路撒冷,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香港已經被擄了(邢福増之分析),香港在經歷再殖民(re-colonization),你知道嗎?你在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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