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頴佳

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著有《後現代拜物教》。

那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年代:六四對我的意義

六四時,我剛考完A-level,正為著前路折騰,但當時的心思都給北京的學生運動所攝住。老實說,六四前,我對文化,尤其西方的思潮、音樂及電影的興趣大於對政冶的興趣,尤其當時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化,正是遍地開花的年代(可參陳冠中的《事後》)。對於中國,很對不起,六四前,我沒有什麼中國意識,即使有,與很多同代年青人一樣,對中國這個他者(the other),都會因著恐共而投射或灌注太多個人的恐懼於它身上,好建構作為香港人的自我優越身份,例如保守中國vs開放香港;一元中國vs多元香港。某程度來說,中國令我們變得更自戀,因自我的身份若沒有他者的成全與對照,最後都不會確立起來。

當然,六四的出現,對某些香港人而言,是進一步強化他們對中國的恐懼,但六四對我而言,或當時自己部份朋友而言,六四作為一種極端邪惡(the radical evil)的暴力事件,令我們那一直只潛存恐懼的中國意識,卻加進了憤怒,一種對極權及其衍生的暴力的憤怒或義怒。因此,六四帶來的悲痛,沒有令我變得更退縮或迴避,反而迫使我從政冶、民生、甚至宗教反思中國的問題,尤其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好好思索當時中國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希望將公義的力量延續,祈望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或許,我的中國意識這時才開始建立,並開始自覺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當然是香港的中國人抑中國的香港人在那時卻仍未細究。後來在英國留學,亦叫家人每月給我寄《當代》(一份由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創辦的開明刊物)、《百姓》等政論刊物給我,好能掌握當時的中國發展;加上後來東歐共黨政治的變天,亦推動我對人權及公民力量的思索,也曾天真地希望中國也有一位如捷克反共鬥士哈維爾的人出現,而當時閱讀昆德拉的小說,尤其《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或看中歐導演,如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亦成為我輩文化人醫治六四傷痛的葯,而我也日漸找到一種解讀政治的精緻/美學/文化維度,一種適合自己的議政方式。

某程度上,六四令我第一次開始自覺自己要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這也不只是我的經驗,後來跟同代人說起,大家也同意,六四好像一夜之間,令我們這班稚幼、怕事的少年突然對國家社會大事關注及認真起來。參加民主大遊行,也第一次感覺自己在介入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夏日炎炎,以肉體、淚水及汗水,引證一種天地有正氣的形而上精神,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年代,令我們知道生命仍有些擇善而固執的事要神聖地守護著,我(們)沒有以不在現場、不夠證據,去淡化六四的邪惡性;沒有以理性客觀的借口乖巧地否定良知的召喚;沒有以大局為重而合法化屠城的暴力。是的,六四令我們變得自重,也啟迪我們這代人某些理想主義的路向,亦將這種對正義的固執踐行在我們的生活裡,即使很多時我都力不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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