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進場的神學思考

歡董家驊牧師悉心撰寫的《21世紀門徒現場》,這正是我想寫但未能有空整理的課題。當今華人教會,特別是福音派教會,明顯缺乏的不是聖經研究,乃是針對「場景」(context)有來自神學的認真思考。

本書不易啃,也不是一本趣味盎然、連續追看之讀本,卻是每位牧者、神學生、主日學教師、認真作門徒等人書架必備之參考課本。我預見華人神學院教牧學或實踐神學科目,董牧這本書必列為參考書目當中。大多實踐神學書本,針對場景是歐美白人上一代的教會,以華人教會現今「場景」書寫如此系統與廣博的,我真的遇上而可讀的甚少。《21世紀門徒現場》確實填補了華人教會實踐神學的空白,就這方向的「進場」研討,董牧這本巨著已作出重要貢獻。作者不迴避爭議,不簡單表明立場,乃透過神學框架引導讀者作出辨識。

坐井觀天

不少華人教會前輩領袖講論聖經與生命道理,講得甚對與正確,但忘掉了場景與文化已不再一樣。當教牧每逢悠長公假前,責備信徒為何寧願出門旅遊而不乖乖地留於教會聚會,肯定未能掌握現今處境的實踐神學。對「場景」的真實理解與辨識,正是當今華人教會同工普遍欠缺的,有些名牧名講員憑藉口才,生動地描繪「俗世」如何不濟,但他所形容的「世界」並非大多數人真實體驗的「場景」。

早些年間,有中產教會牧者表示「教會沒有貧窮問題,這不是教會要處理的議題。」從某個角度看,這位牧者是對的,因為他所受的神學教育教導他以「堂會優先」,他牧養的堂會確實沒有貧苦大眾,只有達官貴人。另一方面,這位牧者是錯的,因為他混淆了「堂會世界」等同「真實場景」。

筆者還記得十多年前出席香港立法會就「同性平權」課題的公聽會,福音派教會一方代表的發言,包括本人在內,對比另一陣營的論述,我們於公共空間表現是「失分」多於「得分」。那些慣於「堂會世界」發言的教牧領袖,為何於「真實場景」論述時,多形像不佳,冒犯失言?當領袖越狂熱地肯定某個倫理立場與論述,習慣以強勢言論宣示,或我們同樣採用對方的策略與手段來爭取支持時,這些偏失皆源自我們不曾好好「現場」思考!

對教牧而言,要學習不斷擴大「場景」,不坐井觀天,自困於小圈子群體盲思,敢於進場探險,退場思考,這正是董牧所言:「神學思考無處不在」

楚河漢界

董牧明確道出當前「神學理論與信仰實踐的割裂」,如同楚河漢界。筆者自全職事奉以來,曾主辦或參與無數研討會,每到公開討論環節,當問題去到神學院教授時,講員常常謙稱:「對不起,我未能回答,這是實踐的問題,留待教牧來回應。」當台上講者是教牧時,他同樣謙稱:「對不起,我未能回答,這是神學的問題,請神學院教授來指導吧!」教會場景中,彼此尊重對方專長,不失為好事;然而此種楚河漢界的分工,嚴重造成現今神學思考與教會牧養的分割。教牧可養懶腦袋,思考的責任就交予神學院教授吧!

神學論述不能停留於只思只講,行動欠奉。正如董牧剖析「理論 – 實踐」並非單軌的直線行動,乃是「實踐 – 理論 – 實踐」的雙軌循環,甚至是不斷升階的螺旋式流程。神學的思考,部分來自神學院教授的專業研究,這是不容否定的,更重要部分則來自我們於具體場景面對的掙扎與思考。真正神學思考是「進場」,而非「離地」(或不接地氣)的抽象哲理,即具體地就當前困擾市民與信徒的課題,以神學來思考與整理。

華人教會常把神學看待過度神聖與絕對,神學並非聖經權威,也非有關上主及其受造世界的預先建構方程式。神學是可以錯的,也可以被新的理據來推倒昔。周聯華說得好:「信經和教義都曾經過教會的討論和核准,所以限制較大;神學是比較個人的,責任自負,以致自由得多。」(《神學綱要》卷一,11頁)

神學只是不完美而有限的我們,嘗試「進場」就神與其所作之工,不斷進行的思索、禱告、想像、反省、經驗與行動。

渡海先鋒

回顧歷史,能夠產生深遠影響的神學,多來自這些門徒進到現場,就當前課題作長期認真的思考。以巴特為例,1911至1921年期間於薩芬維爾的改革宗教會事奉。當巴特進到現實「場景」,驚覺到過往的神學教育,未能具體對應會眾的需要,大多是來自工廠的工人。正如董牧描述巴特「對自由神學徹底失望」,他重新回到聖經,完成《羅馬書釋義》;巴特理解「神學所承受的任務,也是它應該及能夠達成的任務,就是服事教會,服事教會的主。」(《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8頁)他更明言:「神學並非是神學家的私人專利,也不是教授們的專利」(《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9頁)。神學從來不是少數「菁英」的專利特權,任何門徒對其身處場景進行反思、批判與整合,便是「實踐神學」。

另一位敢於下海的門徒是莫特曼。當他於1953年抵達不來梅 Wasserhorst改革宗堂會,莫特曼認識「堂會場景」會眾有四百人,多是務農畜牧,來自五十個農場,約有二千至三千頭牛。「我現在認識人們的神學,在他們的掙扎中,在應付生計中,在對死者的回憶與在對子女的掛慮中。」(Experiences in Theology,5頁)莫特曼的神學並非抽象的思維,「它必須熱情地投入於會眾的生活。」(The Open Church: Invitation to a Messianic Lifestyle,14頁)

這兩位神學家指導我們:神學不能脫離「牧養場景」,它專注探討不宜是前人於某個神學框架未曾處理好的枝節,乃是要回應世人關注與提問的課題。筆者欣賞兩位香港神學工作者,分別是馮煒文與楊牧谷兩位前輩。馮煒文於六十至七十年代任職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他服事工人的場景,使他重新思考傳統教會只強調人是罪人的缺欠;人同時也是結構不義造成的「被罪者」(sinned-against)。馮煒文提出「被罪者」的神學理解,並對剝削人性的「結構性罪惡」作出批判。八十年代,能夠提出較為原創的神學理念,源自本土而能影響歐美的神學界,按筆者的認識,華人神學工作者之中,也許只有馮煒文能夠享有國際聲譽。

楊牧谷本身為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本地多間神學院;自1987年起,他全時間從事寫作,「進入現場」來回應時代課題。楊牧谷以香港為本位「做神學」,早於1983年撰寫文章〈本土神學的回顧及前瞻──復和神學芻議〉(收錄於《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回應香港九七回歸的挑戰。就香港前途問題,他於1987年寫了四十多萬字的《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倡議以「復和神學」處理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種種矛盾。

開往水深

按著人性,不進場的袖手旁觀或議論一番,對門徒而言是絕對安全。倘若要開往水深之處,凶險難料,甚至會引發別人責難,確是考驗我們的信心與勇氣。

進場本身是有挑戰的,聖經畢竟沒有針對每一獨特場景,提供詳盡的說明或具體行動方案,這正是引發我們要有「實踐智慧」」的契機。真實的牧養起始點不是抽象的神學理論,乃是由真實「場景」引發而有的思考與探索,我們才能「通達時務」,育成「實踐智慧」。

筆者信奉真實的神學是「又做又思又講」,即是門徒並非有了正確答案,安心去做,乃是在不確定的場景中,我們如韋爾斯(Samuel Wells)形容為「現編行動」(即興行動Improvisation),重要是「在場」非「離場」,「邊學邊演」。

董牧介紹Gerben Heitink建構信仰實踐的三重層次:個人、教會和社會。無論是離婚、墮胎、同性婚姻、宗教自由、經濟公義等公共議題,大多場景是教會領袖把個人與教會的道德要求,一視同仁地套用在大多數不道德人的社會。

董牧整理前人智慧,引導我們參與的「牧養循環」:描述當下(經驗)、探索處境(探索)、神學反省(反思)與更新實踐(行動)。作為實踐神學的方法,這個「牧養循環」有助我們由淺入深地發掘下去。科際整合指向我們面對課題愈來愈複雜模糊,不是某個專科能獨自解決,需要跨界跨科共同對話與互動,才能有「實踐智慧」。

門徒投入於真實「場景」做神學,確會有犯錯的可能。面對極度分化又對立的世界,無論個人與家庭、教會與社會,皆呈現張力,我們不知如何應對。當前華人教會的挑戰,不在於「講神學」,乃在於門徒能各按場景來「做神學」;至於做得好否,留待歷史作出評價。

惟有神學處理的內容,不與群眾的具體生活割裂,對民生困苦有「進入現場」的體驗,我們的提問與回答才有價值。教會內的的信仰實踐,不是糾纏於實踐先或反省先,而是實踐與「退場」反省,兩者不斷交替進行。

筆者誠摯推介此書,求主引導更多門徒「進入現場」,活出福音,我們能在世而不屬世地榮耀三一神!

(文章收錄於《21世紀門徒現場》之推薦序。)

2019年6月11日筆者與董家驊牧師(左前)一起午膳

2019年6月11日筆者與董家驊牧師(左前)一起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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