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y Tse

大學時經歷信仰震盪,重新體會信仰的「深」與「闊」,發現世界的豐富與美好。生於亂世,經驗生命的熱情與無力,期盼在黑暗中成為一點光,無悔上主所召。

逆權之路,血淚鑄造─光州後記(2):勇武抗爭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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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抉擇,難言的過去

​有幸與親歷其中的見證者見面,筆者把握機會向金先生請教他如何看以武力反抗與否的問題。當年光州人民組織市民軍,武裝驅離軍隊是否合宜的一步?金先生坦言他無法回答,只是指出當時形勢所迫,眼見不少同伴被殺,才迫不得已武裝反抗。事實上,筆者並非期望能找到一個絕對答案,畢竟每個情形的考量與判斷都不同,難以一概而論。金先生也許不知道牽涉誰人作此決定,不知道是於處於甚麼處境而作,但他的回應充分反映出在實際處境中的抉擇永遠充滿掙扎與有限,旁人實難以評斷。這個抉擇未必是最佳的決斷,但對當時的人來說,目睹身邊一個個所愛的生命倒在血泊中,或許這已是最後的手段(last resort)去保護身邊同伴的性命。在生與死的一刻中,又有誰人能輕言暴力與非暴力的抉擇是如此壁壘分明?

壓迫中的和平與勇武,非此即彼?

勇武抗爭與和理非非的爭議一直成為近年熱話,更是衍生不同路線分歧之關鍵因素。基督教界對此的討論集中證成為何和平非暴力抵抗是唯一路線,並從不同觀點否定勇武手段的合法性。誠然,和平非暴力抗爭是群眾抗爭的首要考慮條件,只是筆者亦嘗試以「同理心」的角度探討勇武抗爭,思索兩者是否必然非此即彼。不少人視勇武抗爭為「異端」,視為與信仰絕不相稱,但金先生的經歷卻反映此問題並非如此輕易回答。面對抗爭當刻的「例外狀態」,日常的倫理決斷也許無可避免被懸置,而被迫即時按本能作出「較差」的抉擇。無疑,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會提出只要培育個人的德性,絕對可以出現如《鋼鋸嶺》(Hackshaw Ridge)的主角杜斯,於戰場恪守和平原則。但在此世的墮落人性中,誰能聲言只有成為杜斯才是唯一抉擇?光州人民為著保衛同胞,阻止更多無辜生命被殺,而選擇武裝抵抗,難道就不能被理解?「例外狀態」下的倫理決斷會否有較寬容及同情的角度去理解處境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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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絕對和平主義之外,基督教倫理學其實還有更多元的論述以回應現實處境的變化。神學家奧唐納文(Oliver O’Donovan)在The Ways of Judgment一書指出現世仍有罪惡發生,令我們不能迴避對權柄(authority)的討論,而權柄作為一種政治判斷乃是致力於不義中捍衛共善,維繫社群的和平。在此基礎下,他在另一著作The Just War Revisited將武裝抵禦納入實踐判斷的可能性中,強調當政權踐踏人民基本生存權時,代表它已失去管治人民的權柄,而在一切正常手段下的判斷皆失效,並處於例外狀態下,得到群體認受的武裝抵禦就可被發起。迫使要實踐這手段必然是關乎生死存亡的狀況,代表正常判斷已不能捍衛公義而必須在原有權柄外制止罪惡。他指出武裝抵禦是正常判斷之特殊延伸(extraordinary extension),但並非全無界限,而應視對方與自己一樣具有人性下,辨識反抗的維度及對象,並禁止濫殺和傷及無辜。這種特殊狀況的判斷只是暫時性,並需受常態判決之檢視,且要向公眾提出論據證成整個抵抗乃符合上述之條件。

奧氏的論述絕非用以合理化戰爭暴行,從他為武裝抵禦定下不少規範性的條件即可知,1他只是重申在墮落破碎的世界下,一種出於對他者的愛和責任之抵抗並非無理。光州人民的血是一種對公義的執著和同胞生命的愛之犧牲,香港亦有一班青年甘願押上前途而捍衛我城的核心價值,難道我們的倫理判斷只流於評斷對錯,而不能欣賞他們為他的捨己精神,並願意與他們同甘共苦?當我們不願見到更多流血與暴力衝突發生時,我們能對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有更多元的探討與想像嗎?

逆權之路,血淚鑄造─光州之行後記與省思 系列
  1. 逆權之路,血淚鑄造─光州之行後記與省思(1):記憶與創傷
  2. 逆權之路,血淚鑄造─光州後記(2):勇武抗爭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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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關奧唐納文對武裝抵禦之討論的完整觀點,可參考Oliver O’Donovan, The Just War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由始至於,他對抗爭前的考慮和條件限制,抗爭抗爭後的處理和復和提出不少倫理規範,因此不應扭曲他為推崇暴力的軍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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