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曉波﹕靈魂的拷問——劉曉波的獄中反省


邢福增 2017年7月31日

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

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

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1999a)

這是劉曉波在大連獄中所寫的。在他61年的生命中,先後4次成為中共政權的囚徒。第一次是六四後(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第二、三次分別是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以及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因撰文呼籲為「六四」平反、保障人權而被囚禁;最後一次,是因《零八憲章》,於2008年12月被捕,後被判11年徒刑。

誠如曉波所言,反抗者的身體雖被囚禁,但靈魂從來沒有空白過。他在第一次出獄後,於1992年出版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對自己的靈魂徹底地拷問與懺悔。而在第三次被囚的3年間,他更在獄中通過閱讀妻子劉霞帶來的書籍,思考了不少問題。

苦難世界

檢視劉曉波在獄中的閱讀與反省,涉及了哲學、宗教及文化等課題,而宗教卻是其中極重要的主線。他不僅重新思考對基督教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精神給予這位獄中反抗者極大的激勵。例如他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後期著作,特別是「對苦難的關注、對人性惡、上帝和理性局限的思考」,見到陀氏在苦難中「重新尋回對上帝的信仰」(1999b)。陀氏曾被囚在西伯利亞監獄,雖然身處「人間地獄」般的監牢,但卻「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見的天國,堅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靈魂深處」。從陀氏的思想中,讓劉看見,上帝的祝福如何越過監獄的高牆,成為對未來的樂觀確信:

在鐵窗外的廣闊空間與高牆內的狹窄空間之間,在自由與鐐銬、尊嚴與辱罵、清新與渾濁之間,上帝的祝福終將降臨。是對上帝的虔誠而堅定的信仰,給了陀氏在絕境中的希望。或者說,絕望給人以希望,監禁肉體的牢籠給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間。

對同樣處身絕望及牢籠中的劉曉波,也讓他看見希望與精神自由的空間。誠然,信仰與上帝也帶給他疑問﹕在思考21世紀人類悲慘的命運,面對種族大屠殺和共產極權的橫行,他不禁問﹕「信仰在哪裏?上帝在哪裏?如果把20世紀的各類大屠殺解釋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這樣的考驗豈不是過於殘忍了嗎?」(1999c)

 

承擔苦難

此外, 他讀到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國內譯朋霍費爾)著的《獄中書簡》時,這位對抗納粹的德國神學家,「以一個甘願上十字架的殉難者的不朽亡靈,參與了人類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的精神及行動,深深激勵了牢獄中的劉。這令他想起為了承擔塵世苦難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穌。他說﹕作為「聖子」的耶穌,「既懷有對神聖價值的敬畏,也懷有對塵世價值的人道主義關切」。劉曉波重視的,正是「耶穌的典範力量」,因此,「有沒有宗教形式並不重要」。他對劉霞說﹕

親愛的霞﹕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對上帝的依賴,賦予劉曉波在絕望中的盼望,讓他能夠「在苦難中發現希望(意義)」,生命因着這「神聖價值參照」而免於「深淵似的貧乏」。「信仰」不僅讓劉體會到「靈魂凈化」,更只有信仰才能「與人性之惡的肆虐抗衡」。他立志,「在獄中保持尊嚴和激情,既不能把苦難加以浪漫化,也不能誇大個人所遭遇的苦難」,以既悲觀又樂觀的姿態來面對牢獄(1998)。

 

真正的人

在獄中,劉又讀到孔漢思(Hans Küng)的《論基督徒》,更給他帶來極大的激動。他形容此書為「鐵窗中的感動」,因為在書中,讓他進一步認識到「愛」。他從妻子劉霞的愛中,看到「那種近乎神聖的愛」。而這種愛,恰恰也是「耶穌基督所啟示所踐行的上帝之愛」。

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

 

在「悲劇的深淵面前、在死亡導致的恐懼和無意義面前」,上帝的現實卻「為生存提供值得活下去的勇氣和意義」,「給予人類生存以信心和終極的意義」。信仰的重要,就是「『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近於決絕的生存勇氣和意志決斷」。

劉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正是一種踐行信仰的行動。他特別提到耶穌宣示與踐行的「愛你的敵人」的命令,成為非暴力抗爭的重要思想,即使世俗的人,也能受感召而「做到以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態度待人處事」。誠如孔氏在書中一再強調的題旨﹕「作基督徒,就是作真正的人」(Being Christian as being radically human)顯然對劉氏有極大的啟迪﹕

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義的轉化。人能夠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動、受苦和死亡,在幸與不幸之中,在生與死之中,信仰者都將得到上帝的支持。(1997)

 

上帝死了?

為何對基督教的思考會進入獄中劉曉波的思想世界?其實,在其早期著作中,已有不少關於基督教的「隱喻」。而這次在獄中,我們可再注意兩方面的思想背景。其一,是關於上帝作為超越價值的意義;其二,是他作為倖存者的懺悔。

他在獄中讀到《尼采傳》,反思了「上帝死了」的命題。他認為,這主張「開啟了一個道德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時代」,當人在詛咒「上帝已死」,就會「自視為『超人』,可以代替上帝」。劉甚至認為,尼采的思想成為納粹主義的源頭之一(1996b)。在閱讀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中,更召喚了「某種宗教式的悲憫情懷」。因為他體會到,「人們在拋棄神啟的形而上學」後,沒有了從信仰上帝而來的謙卑和敬畏,便「談不上為自己的墮落而懺悔和贖罪」;「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墮落就全無意義」(1996a)。

從西方回到中國,他深深體會到,中國文化「從來都是極端世俗化的」,這種世俗化也一種「信仰的空白」,結果導致「靈魂的膚淺」,「到處都是人格化的神」(1999a)。從民間宗教的氾濫,到最後導致毛澤東崇拜。同時,知識分子又將自己視作「救主式英雄」,出現「以我為準」的「絕對的不寬容」,接受不了「異己」,「對不同思想趕盡殺絕」,最終導致「人的精神畸形和制度獨裁化」。問題的關鍵,正是由於「沒有超塵世的絕對價值支撐」的「無靈魂」(1999d)。

身陷囹圄中的懺悔

我們更要注意,劉曉波一直對自己作為六四「倖存者」的深刻懺悔。他嘗言,自己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着」。

作為六四倖存者,他不斷提醒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中違心的悔罪」,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軟弱、自戀」及「自私的處世方式和偽裝的生存策略」。劉深深地體會到,「這種內在的恐懼和憂患」遠遠超過「監獄加給我的恐懼和孤獨」;也唯有「通過自我靈魂的拷問來自我救贖和自我解放」,才能學習「敬畏和謙卑」,好能回應「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點」。因此,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坐牢,「並非什麼英雄主義的壯舉」,而是「一種自我懺悔和贖罪的極端方式」。他拒絕一般知識精英將坐牢視作「英雄主義的道德高調」,而是要在獄中作「針對自己」的反省(1999a)。

在獄中他讀到討論納粹大屠殺的著作《寬恕?!》時,體會到這問題同樣跟六四有關。「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但他卻坦言,「對於我,寬容對手和寬恕敵人,的確是道德的奢侈品」,因為「我自身的罪惡已經使我喪失了傾聽別人懺悔、寬恕他人罪惡的權利」。因此,他需要到上帝面前懺悔。「從宗教或超越的神聖價值角度看,自省和懺悔的靈魂力量,正是上帝引人向善的力量」(1999e)。他在獄中體會到,基督教的「『原罪』意識」是西方人「自省意識與懺悔精神的源頭」(1999f)。

自由的靈魂

可見,強權的監獄,並沒有將劉曉波打垮,他的靈魂與思想仍是自由的。他沒有將自己視作偉大的反抗者,反倒藉着上帝來面對自己的靈魂。他說﹕「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1997)正是這自由與得釋放的心靈,促使劉熬過獄中歲月,無懼強權,探索民間社會的變革,並發起《零八憲章》運動,甚至寫下〈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自2008年底,曉波再次成為強權的囚徒,直至他離世前,他一直被強權囚禁(即使「保外就醫」)。我們不知道,他這次在獄中的文字能否保存下來,但無論如何,我們深信,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是的,他期待有離開監獄的一天,與愛妻相聚,並繼續他改變社會的抗爭。但這位「鐵蛋坯子」最後還是離開了……

他的離開,絕不是民間抗爭的終結……

他雖告別,卻留下思想與精神……

他直至閉目,他沒有出賣自己的靈魂……

他的靈魂,擺脫了這個黑暗的權勢,奔向他一直尋索的國度……

當倖存者與其他六四亡靈見面時,可以坦言說﹕「我一直以我的生命,向你們奠祭……」

參考資料

劉曉波獄中文章,均引自獨立中文筆會網上的「劉曉波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liuxb/

〈批判理論的悲劇——獄中讀《法蘭克福學派史》〉(1996a)

〈尼采的天才與狂妄——獄中讀《尼采傳》〉(1996b)

〈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1997)

〈獄中重讀《獄中書簡》〉(1998)

〈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拉格精神》(1999a)

〈理性的荒謬及其殺人——獄中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1999b)

〈獄中重讀《地下室手記》〉(1999c)

〈知識人的烏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獄中讀《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1999d)

〈誰能寬恕不可寬恕之罪——獄中讀《寬恕?!》〉(1999e)

〈被上帝馴服的愷撒,被信仰征服的權力〉(199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