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保羅

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召集人,浸信會牧師。土生土長香港人,參與堂會牧養工作超過四分一世紀,喜歡打籃球、打橋牌和一個人看電影。

論教會應謹守政治中立原則的錯謬

最近,蕭壽華牧師在其堂會刊物發表了《教會是政治中立的屬靈群體》(下稱《教文》)一文,結果在教內引起很大迴響與爭論。

蕭牧師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資深牧者和屬靈前輩,過去幾十年來都忠於其牧養職事,宣講教導,默默耕耘,建立很多信徒的生命,其對華人教會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於《教文》的論點有不少錯誤和矛盾的地方,所以本著主內同道彼此勸勉互相守望的精神,在此提出兩點《教文》值得商榷之處。

我認為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提出教會應謹守政治中立原則,首要問題是語意不詳,概念混淆,其次是有違基督信仰,有損教會見證。

語意不詳,概念混淆

蕭牧師開宗明義指出「教會是政治中立的屬靈群體」,並認為負責宣講和教導的牧者和主日學老師等應謹守政治中立原則,這種講法的首要問題是語意不詳,概念混淆,極容易在解釋和應用上引起種種分歧。

在日常生活中,當使用「政治中立」這詞彙時,一般是論到政府公務員的處事態度和規範。市民大眾要求公務員持守政治中立,意思是指公務員在其崗位上提供有關服務時,應對所有市民一視同仁,不會有任何偏私行為。

基本法督導委員會委員何建宗剛於12月6日於《明報》觀點版撰文《公務員政治中立:英美經驗與啟示》,其中便提到香港政府首次提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概念,見於1990年10月政府的一份內部通告中。這份通告指「公務員須保持政治中立,藉以確保政府的事務能秉公辦理,並且讓公眾人士見到確是這樣辦理。」由此可見,當香港社會最初談到政治中立時,其主要內容是要求公務員處事公平公正,不會偏幫不同政見人士或不同政黨,讓公眾看到所有政府事務都是秉公辦理。何建宗表示,這是政治中立原則對公務員的第一個規範。

何建宗指出,政治中立原則對公務員的第二個規範,就是公務員參與政治的權利和言論自由權利會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限制。這方面何建宗介紹了英國和美國的不同做法。平情而論,由於公務員是協助政府落實政策和執行政策的職員,他們不宜高調批評其上司或政府各司局長的政策,避免引起施政上的混亂,這並非不合理。問題是,自回歸以來,政府就公務員政治中立的要求,不斷收緊,結果帶來的是政府內部越來越大的張力。

所以,我們從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所謂政治中立原則,是針對公務員而言。問題是,當今日華人教會在教會牧養的處境中,提出教會要持守政治中立原則時,這個政治中立的意思,便變得複雜和人言人殊,因為傳道牧者不是公務員,他們不是向政府行政長官和司局長們負責,而是向耶穌基督負責。所以當要求傳道牧者和公務員一樣,也要持守政治中立原則,難免令人有偷換概念和不倫不類的感覺。

此外,當要求教會要謹守政治中立原則時,其實際效果將不是令外界感受到教會的政治中立,而是令外界看到教會對傳道牧者的言論操控。在《教文》中,蕭牧師關注的是傳道牧者和堂會領袖不會公開宣講其政治立場。蕭牧師甚至認為,一些令人聯想到政治立場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止暴制亂」和「香港加油」等,都要非常小心處理,避免令會眾以為講員是表達政治訴求。我認為這種對傳道牧者或堂會領袖在宣講內容上的關注和規限,實際上是以要求持守政治中立為名,規限傳道牧者或堂會領袖的宣講內容為實。這做法其實毫不政治中立,而是一種言論操控。問題是,為何一間禁制傳道牧者表達政治立場的教會,才算是一間政治中立的教會?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還有一個關乎政治中立的大問題,就是當提倡教會要持守政治中立原則時,究竟怎樣才算守住這原則,怎樣便是違反這原則,根本難以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例如在《教文》中,蕭牧師一方面表示傳道牧者不應公開宣講其政治立場,但在同一篇文章中,蕭牧師亦提出「教會是真理的群體,會傳講涉及社會生活及政治相關的真理及道德原則」,所以他認為教會就著香港近期的社會情況,宣講「非暴力」原則是可以的。蕭牧師甚至清楚表明:「我們不會認同,不會支持部份示威者拋擲汽油彈、磚頭、或是破壞公物、私了等暴力行為;我們也不會認同,不會支持部份警員在示威者被拘捕、被制服以後仍然惡打對方,以及其他各種有待調查的不公正執法事件。」我相信對大部份會眾來說,蕭牧師上述言論毫無疑問已表達了他的政治立場,包括他表明反對示威者的某些抗爭手段,和他表明反對部份警員的濫暴行為。由此可見,怎對才算是守住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難有共識。

由於「政治中立原則」語意不詳,概念混淆,實在不應於教內提倡。

有違信仰,有損見證

除了語意不詳和概念混淆外,標榜教會應遵守政治中立原則,亦有違基督信仰和有損教會見證。

蕭牧師在《教文》中提出,在教會內負責宣講職份的牧者、主日學老師、導師等,在宣講時需謹守政治中立的原則。上述這種有關堂會牧養觀念的教導,不單完全沒有聖經根據,甚至是有違整本聖經的見證。只要我們翻看聖經,我們不難發覺絕大部份聖經作者、眾先知、眾使徒,甚至是耶穌基督自己,他們所有人的講論,都不受政治中立的限制,並且包含很多關乎政治立場的論述。

先談舊約。我們在舊約聖經中看到的上帝,是創造萬物的主宰,是萬軍之耶和華。全地各國各方各民,都要臣服在耶和華上帝的權柄之下。在五經中,我們看到的是摩西和亞倫勇敢地向埃及王法老提出一項重要政治訴求,就是讓本來在埃及地為奴的以色列人,能離開埃及,用自己的方式敬拜耶和華上帝。然後我們看到上帝如何藉著神蹟奇事,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奴役,重獲自由,並進到應許之地。到了士師時代,上帝興起不同士師,成為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外族奴役的民族英雄。到了王國時代,上帝興起多位先知,不單向以色列人發預言,更重要的,是先知們向不同的君王(甚至是其他國家和民族)發出警告、責備、提醒和安慰的信息。其中包括先知拿單斥責大衞王搶走烏利亞的妻子,還借刀殺人,以至上帝的審判要臨到大衞和他的後代;先知以利亞斥責亞哈王侵吞平民拿伯的葡萄園;先知米該雅警告亞哈王將要戰死沙場;還有先知耶利米勸喻西底家王向巴比倫軍隊投降;先知以賽亞、阿摩司、耶利米、以西結等,都曾向其他國家和外族發出上帝審判和責備的信息。只要我們細讀先知們的論述,必然發覺先知言論與當代政治息息相關,並跟今日所謂政治中立原則相距十萬八千里。

到了新約時代,福音書作者透過他們的寫作,宣揚耶穌基督就是舊約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君王,祂降臨世上是要開展上帝的國度,所有歸信基督的耶穌門徒,都要優先效忠於耶穌基督這位天國君王。我們看到使徒們勇敢地對猶太人自治政府的當權者(祭司、大公會議成員)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保羅向外邦信徒宣講的,也是惟有耶穌基督而非羅馬的凱撒皇帝,才是真正的主,真正的神。耶穌基督表明,祂來到世上,就是天國臨近,上帝的管治要在全地上開展。以上種種的大膽宣告,難道沒有包含任何政治上的意味嗎?面對羅馬帝國的威權管治,以上的言論難道可算是政治中立嗎?

使徒保羅清楚教導說:「教會是祂(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一章廿三節)既然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是耶穌在世上的臨時代表,那教會怎能不談到耶穌基督的主權和治權,上帝對整個世界的管治,和所有地上權柄須服膺於基督的權柄之下,並且要面對上帝的審判?當今日華人教會強制傳道牧者不能有任何政治立場的宣示,豈非有違教會的本質?豈非有違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身份?

事實上,過去二千年來,由初期信徒開始,到不同世代先聖先賢們走過的路,都見證了耶穌基督仍然活著,仍然透過教會關懷和服侍不同世代不同國家民族的人民。門徒群體的生命見證,包括了福音宣講,也包括社會關懷和對社會公義的追求。

例如當第一位宣教士威廉克里於十八世紀末被差遣到印度宣教時,他不單翻譯聖經廣傳福音,也關心社會公義。當克里到達印度後,發現其中一個印度人的殘忍習俗,就是把寡婦用火燒死,給亡夫殉葬,以表現寡婦對丈夫的貞忠,稱為「蘇替」(梵文作Sati)。克理認為這習俗極不人道,結果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終於在1829年,令印度政府正式禁除了蘇替。當我們回看歷史,會讚揚威廉克里對印度社會作出積極正面的貢獻,但他的所作所為,絕不能被稱為政治中立。其實在眾多宣教士見證中,克里的例子絕非罕有,假若眾宣教士們都持守政治中立原則,對社會上眾多不公義事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那麼整個教會的宣教歷史便會大大改寫。

我相信蕭牧師寫《教文》時,是基於對堂會牧養的關注,希望透過宣示教會應持守政治中立原則,規限傳道牧者和堂會領袖的公開言論,避免引發堂會內更大衝突和擴大不同立場信徒間的張力。但我必須指出,這種以政治中立為名限制傳道牧者或堂會領袖言論的做法,其實是治標而不治本的措施。信徒群體內因政見不同而隱藏的矛盾,最終仍會爆發。

一方面,我認同蕭牧師在《教文》所說:「教會並不是一個社會壓力團體,也不是政治組織,更不是一個政黨,我們不會、也不應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或政策,要求會眾或社會採納。」我也贊同傳道牧者不需要對所有社會事件都回應或表達立場,始終傳道牧者的最重要使命是傳講上帝的道,宣揚天國的福音,見證一份永恆的愛。

但另一方面,香港教會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今日的香港已不是今年六月前的香港。正如著名作家陳冠中最近所言,香港人這半年來的抗爭運動,揭示著未來將在全球上演的極權與民主之爭,而香港則是對抗極權政體全面管治的前線樣板。因此,香港教會必須醒覺,就是我們現在已正面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管治,所有日常生活的問題都將被政治化。要在這樣的處境下持守政治中立,其實是痴人說夢。也許很快會有一日,牧者被要求於禮拜堂懸掛國旗和掛上國家領導人的肖像,於崇拜中高唱國歌,甚至詩班被安排在崇拜中唱紅歌,到時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以政治中立作為逃避表態的藉口。

今日,香港教會的最迫切需要,是反思和重建我們的政治神學,重新理解我們與政權的應有關係,和教會應如何在威權管治下,活出天國子民的見證。願以香港教會領袖們於1984年發表的《信念書》,其中有關政教關係的一段論述,作為本文的結語:「我們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應當服從政府。然而,當政府的要求與神的旨意有衝突時,我們應以順從神為我們行事的原則。政府的權柄有它一定的範疇。神給予政府的功能是要它維持法紀,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得以保障。據此原則,在憲法轄管下,政府應向人民負責。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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