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特

係咁架啦,好出奇呀 -- 黃子華

言說無法改變世界,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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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紹三篇文章的節錄。

第一篇講大型佈道會。

佈道會如不能全面地、客觀地介紹基督教,佈道會便對不起基督教,更對不起聽眾。佈道會若以浮誇虛張,以賣弄感情來騙人信主,更甚的是有的講員喜歡用群體壓力逼人決志,信主的站起來,跟著是今次決志的也站起來,信徒既佔了大多數,僅餘的未信者自然不好意思在人叢中靜坐,糊裡糊塗的又變了決志人數統計表的一員。不能讓人在自我負責的原則下思考取決,這樣做並不道德。

翻看近年大型佈道會的紀錄,不難發現這些勞民傷財的活動多是甚麼宗派的週年紀念節目,又或是宗派內部團結時的手段,總之,是點綴品!老實說,除了是「合一活劇」之外,大型佈道會不過是吃力不討好的大型節目,讓資源耗費在行政宣傳上,要提醒會友傳福音,幹嗎不透過更加有效的團契旅行、小型福音日?或者我們真是太懶於傳福音了,生活見證簡直顯示不出信徒的應有特色,於是佈道會成為提醒人傳福音,提醒人活得像樣點的「鼓勵信」。表面是佈道,實質上是合一意識作崇,信徒分別為聖的身份的確認。佈道實在不是目的,佈道會只是手段。
佈道會或許是人可以回轉的場合,但若轉身而後無出路,難免再重走老路,明知其不足而走下去。我們何不多想信徒的生活意義,具體的生活原則,以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做人,勝似惡性循環地製造一班又一班的決志而不得救的人,徒令有心人失望沮喪。

第二篇講教會中產化。

基督教常被斥為中產階級的專利品,是維護階級利益的一種工具,但無論如何,教會內的成員多來自中產階級卻是一個事實。看看社會的現實情況,中層人士有更多的機會坐下來思想生命的問題。而低下階層需終日為兩餐一宿奔馳,致無暇反省。社會上有財有勢的人則太多憂慮,終日思想如何鞏固自己的財力地位。另一方面,貧苦大眾的生活環境給他們極大的不自由,面對房屋、衣食等極現實的問題,要他們付代價跟隨耶穌基督便顯得極為困難。為看吃的問題,他們需要一天十二小時工作,以致被捆綁成為生產工具,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如此。

當知識份子進入組織化的教會時,他們的知識,邏輯性的思考對組織化的教會極為有利,加上知識份子多為社會所看重,他們進入教會領導層的機會極高。在負起領導責任之後,他們的生活習慣,思想方式往往成為一般信徒追求學習的模式,他們對教會生活的各項決策,也就帶動整個教會走上中產化的道路。

第三篇講年青人離開教會。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人背棄信仰,但時至今天,這個問題顯得特別嚴重。我們都熟悉這類典型的事例:某青年人在中學階段接受了福音,跟著幾年在教會長大,愈來愈熱心,事事都有份參與,大家都說他是愛主的青年。但自從出來工作或進入大專以後,便逐漸與教會疏遠,至終沓如黃鶴。

大部份信徒「流失」的過程都發生在一個信徒踏足社會、面對衝擊的時候。這不禁使人反問:我們的信仰是否嬌弱如溫室的花朵,抵受不住外面的嚴寒?

大家讀起來會否有一點熟口熟面,以上三個題目,正是近年教會飽受批評的地方,分別是大型佈道會、教會離地中產化、教會留不住初職的年青人。批評過後,又會引來教內人士反擊,說不應為反而反,批評容易建立困難之類。不過,以上文章已經寫成了三十多年了,分別是:

而以上三篇文章,均出自當年《橄欖》雜誌。

很多年青人未必知道教會有這一段歷史,以下資料摘自基督教週報2779期《七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出版業綜覽》。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於一九六零年創辦的《橄欖》可說最具代表性,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度該刊銳意革新,希望能成為一份屬於大專界、神學生與教會領袖的先鋒雜誌。由於《橄欖》對信仰以至教會的叩問不無顛覆性,部分教牧視之為禁書,它終究只是一份小眾讀物,實際銷量最高時也只有千餘份。

當時《橄欖》的作者,可以話粒粒皆星,從《大專基督徒日報》的轉截中,除了以上三位外,曾投稿的人還有楊牧谷、李思敬、余達心、羅錫為等。

今日被視為老餅過氣的教牧,曾經何時走在時代尖端,對教會擁有深刻的洞見,發出過尖銳的批評,而且大部份人也身體力行,獻身讀神學,投身教會,全職事奉。

然後呢?

到我們下一代卻發現,上一代察覺問題,然後花了一整代人的時間投身解決,問題仍然存在。去年我們有一個全港性的大型佈道會,主辦單位打算再斬四兩,甚至長做長有;教會由中產化,開始過渡去貧富兩極化,連堂會間也出現M型結構;初職信徒仍舊是流失得最利害的一群。

每一次教會面對批評,總會有人回應「言說無法改變世界,只有行動可以」,不要只顧高舉理想反建制,也要嘗試「加入建制改變建制」,不要做一個永遠的反對派。上年曾經聽過一位神學院教授主日講道講但以理,結論是「年青人要自強,成為社會精英,加入政府做高官,從而改善施政,造福人群」,聽得我瞠目結舌。

身為下一代的察覺到,言說固然無法改變世界,但經過整整一代人,歷時三十年的行動,也不見得可以。當初聲言要「加入建制改變建制」的大好青年,倒頭來絕大部份是「加入建制變成建制」,再跟你大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轉變需要時間急不來,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到這批人近年開始踏入退休之齡,他們攤攤雙手,說自己年華老去,一代人只能牧養一代人,無法為新一代人提供答案,將他們無法解決的難題,完封不動地交給下一代。

引呂大樂在《在四代香港人》之言,其實上一代人,並無為下一代建設過甚麼,倒過來期望下一代去解決他們無法或不願處理的棘手問題。

其實,「戰後嬰兒」一代人沒有(或應該說還未有)擔起他們的任務。他們成長於社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的環境並享受到各種成果。可是,他們未有真真正正的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第一代人給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戰後嬰兒」卻未有對年輕一代表現出同樣的包容。

隱隱然感覺到,教會內在有更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從來沒有觸及到,再花一代人三十年的光陰也未必有解決之途。恐怕三十年後,大家還是在討論應不應該舉行大型佈道會,如何加強青少年牧養之類,歷久彌新,鬼打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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