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頴佳

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著有《後現代拜物教》。

解放、創造與救贖:公共神學對通識教育的潛在貢獻

原刊於燃燈者,2015年6月28日

解放與創造:公共神學的兩種向度

當我們沒有正視信仰本身的公共 (政治及文化) 意義時,信仰其實是可以變成一種如德國神學家Johann Baptist Metz所言的一種私人化信仰,它只管信徒本身內在的宗教情感和需要,無視任何神學必有其政治的價值取向 (一種自稱不理政治的神學,其實是一種保守的維穩神學),最終未能將信仰應有的政治批判意義展現出來,甚至淪為政權的共犯 (本地教會不乏這類例子)。

因此,關心神學公共性的解放神學家(liberation theologian),建議可從聖經的《出埃及記》的「解放」(liberation) 主題,作為對抗信仰私人化及建立信仰公共性的回應。但有論者指出,只以「解放」論述作為信仰公共性的旨趣仍不足夠,因批判不義及解放被壓者後,我們仍要思考建立一個怎樣的公義社會,或一個合乎基督信仰的公義社會 (創造論),讓人有尊嚴地生活。因此,解放與創造兩種神學論述要一起思考,才能構成更具批判性及整全性的公共神學。

基督教改教(the Christian Reformed)哲學家Nicholas Wolterstorff 在1981年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The Kuyper Lectures 便討論了解放神學的「解放論述」與新加爾文派 (neo-Calvinism) 的「創造論述」,如何互補不足。Wolterstorff指出,解放神學的進路正正奠基在出埃及記的釋經上 ,但它的不足之處是將解放(liberation)與救贖 (salvation) 混為一談,因解放神學相信解放被不義制度勞役的人,是一種將人從罪惡操控徹底解放出來的救贖行動。雖然Wolterstorff同意解放神學對制度的邪惡性及壓迫性的批判,但他指出制度又不一定是完全邪惡,罪惡的彰顯又不只完全是壓迫性制度的彰顯。世界上很多的解放,也不一定能將人從罪惡的世界救贖出來,例如:一些革命可以帶來更多的血腥結果 (文革就是其中的一例),而解放也不一定等同消極地推倒某些制度,也包括一些積極地改善人類生活的實踐及善行,例如:在第三世界贈醫辦學或建立一個有更多平民參與的社區規劃,都是一種解放。

Wolterstorff 認為要令解放成為救贖,需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真正的解放,最終要引領人往哪裡去?他說:「In choosing the word liberation our theologian wishes, among other things, to emphasize that often this process is a conflictual struggle. But what we are to move from and what are we to move forward? After liberation, what ?」 Wolterstorff不滿意解放神學的答案,即解放就是令人得到自由。一來自由的定義異常空洞,二來人根本沒有絕對的自由,因為人天生便受制不同的制度及文化。故此,解放神學的自由是哪一種的自由?會否有一些制度比另一些制度讓人有更多的自由? 但解放神學那種傾向將制度邪惡化的神學立場,卻沒有仔細處理這個問題。Wolterstorff 指出,由於解放神學集中看上帝為解放者(liberator),對上帝作為創造者(creator) 的反思不足,以致缺乏對世界秩序的方向性反省,未能提供一個社會往哪裡去的規範方向,最終未能更有效促進社會的改革。 因此,他建議採納新加爾文派荷蘭神哲學家 Herman Dooyeweerd對 「創造」的解說,成為檢視當下社會發展的批判基礎。

Dooyeweerd指出,基督信仰相信,上帝引領的人類歷史部份是藉人的文化活動 (cultural activity) 帶動,而人的文化活動是涉及人類對大自然及社會、政冶、經濟和宗教生活等,不同領域的管冶,權力運用必涉及其中。因此他不會完全視權力為污穢的力量,但又不是無條件肯定所有的權力操作。故此,他指出,從神學上講,治理不是問題,權力本身也不一定有問題,但要盡量避免它為不義權勢所用。他說:「Power is rooted in creation and contains nothing demonic. Jesus Christ explicitly called himself the ruler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only sin can place pow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demonic. But this holds for every good gift of God…Power is the great motor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decisive question concern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power is applied.」因此,對新加爾文派來說,信徒是有責任作大地的託管者 (steward),監察政府的權力運作,防止政客及政體對權力的操弄,並對不公義的社會政治現況進行改革。

另外,Dooyeweerd指出,基督信仰對創造的兩個原則:多樣(differentiation) 與開放(disclosure/opening) 原則,有助檢視及推動社會的發展。Dooyeweerd指出上帝對文化的心意是愈能展現生命與世界多樣性或多元性就愈好,因可以顯現上帝創造的豐富。因此,我們是有責任促進一個社會的眾多領域 (sphere) 與單位(科學、藝術、商業、宗教、工會、學校、家庭、自願組織…) 在質與量的衍生。對Dooyeweerd來說,上帝亦介入社會,推動各種制度的建立,但不代表所有人間制度都符合上帝的心意,或等同上帝的制度。藉著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即上帝對人的護佑,是不會只臨在宗教徒的身上,也臨在非宗教徒的身上),上帝藉聖靈,賦予人類智慧,發現一些潛存在世界的基本原素 (邏輯、美感直覺、良知…)、法則 (道德律、科學定律…) 與方向,並以這種創造者與被造物之間互滲互寓 (perichoresis) 的經世行動,建立不同的社會制度 (法制) 及領域 (藝術界、教育界),但具體要怎樣運作,則視乎各國的文化特性及發展。在Dooyeweerd的眼中,理想的歷史發展就是一種文化多樣化及社會眾功能領域 (家庭、學校、法制、政冶、宗教、藝術、醫療…) 的擴展及增生。這些增生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抑制和平衡發展,令人的社會生活既不單調,也不齊一,組成無限多元的有機組織,這是上帝創造世界及人類的意圖,造褔人類與百物。但現實的世界,卻往往未能體現這種有機性及多元性。

所以,儘管新加爾文派對制度及社會制度的看法較解放神學積極,但不代表它對制度的邪惡性視若無睹。Dooyeweerd指出,因著現實的不完滿,我們更要著力捍衛社會的平衡及多元的局面,一種非壟斷性的局面,社會才不致於淪為讓某一領域或主導利益集團作主導。例如:香港受制於市場經濟,差不多所有的生活領域 (教育、政治、文化工業) 都受制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地產霸權,成為一種Dooyeweerd所言的偶像化 (idolatry) 的霸權式管治。

此外,Dooyeweerd指出,從神學的角度看,一元化、壟斷性或極權社會的問題是未能容讓上帝創造的每一個領域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人類的權勢扭曲該領域的原本功能或特性。Dooyeweerd寫到:「Only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e can the unique nature of each creational structure reveal itself fully……Undifferentiated forms gradually differentiate into the various societal structures through a lengthy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ooyeweerd所指的世界領域多元性 (家庭、學校、法制、政冶、宗教、藝術、醫療…) 是指領域各有特性、主權性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pheres) 及規範性 (the normative nature),例如:學校的基本功能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與人,擺脫無知,創造知識,而不是生財的地方。

此外,各領域又不能自我封閉及獨大 (因上帝創造的世界是由眾領域互相支撐而成),亦不能操控其他領域,例如:當商人操控教育的發展,以商界利益為大前提,便有問題。反之,各領域要向其他的領域躺開 (disclosure),借助其他領域的特性補充自己的不足,成全一個有機 (organic) 社會的運作,例如:一個社會只由經濟領域所主導,而未能向文化領域,甚至宗教領域開放,便容易造就一種唯經濟價值主導的世界觀,即將經濟 (市場) 價值當作生活的唯一價值,並以此視為唯一的社會主導價值,邊緣化其他價值及領域,未能真正開出一個多元的社會格局。當中政府是有責任捍衛社會各領域有效地運作。一個不稱職的不公義政府往往漠視社會的多元發展,並向某類既得利益者傾斜 (例如:香港的土地發展)。所以Wolterstorff指出,聖經的平安觀 (shalom) 不是僅指人內心的平安,而是指向大地能否促進生命的豐盛發展,而這繫於各種領域能否運作及協作,促進人的多元需要。因此,在各領域工作的人是有責任,不斷檢視政府的各種政策,看看它們究竟是在促進,抑或消解社會和人類的多元發展。

邁向一種批判性及多向度的通識教育

當然,我會承認Dooyeweerd的創造觀對上帝的創造有一定程度上的猜想 (speculation),但不能否認,上帝對人間制度的建立,確實賦予一定程度上的有機結構 (the organic nature of social structure),這點可參聖經《申命記》當中對土地制度的規劃。因此,Dooyeweerd對創造的構想還是可以提供一個粗略的框架或規範性的方向,指引我們彈性地檢視社會的發展,多於具體地賦予一個巨細無遺的社會改革籃圖。因此,我認為Dooyeweerd將世界看成一個由眾多領域合成的有機體,仍是一個不錯的基督教世界觀檢視今日的社會發展。

此外,Wolterstorff 認為「解放」與「創造」的兩種進路可以互補不足,有助參與社會的改革。前者看到將人從不義的制度解放出來的重要性,卻忽略對治理社會的思考;而後者則強於治理,卻對人被剝削的現象較少關注,因此兩者可以互補不足。我認為在今日後雨傘運動的香港處境,基督信仰開出有關「解放」與「創造」這兩種向度,能令各個社會位置的信徒更多元化地介入公民社會,捍衛公民社會的倫理價值,對抗政治權勢對諸種公共領域的干預。但這需要一種跨界的通識教育加以配合,而這又包括:

  1. 建立一種跨領域 (學科) 的通識視野:在創造觀的觀照下,我們要思考自己的學科與別的學科的有機關係,包括:反思自己學科的限制,避免將自己的學科看成對世界唯一的合法的解釋,例如:將社會學對人的看法看成唯一的看法,忽略了其他學科,如:神/哲學對人不同層面的解釋;此外,因為沒有任何學科是自足的,因此它更需要其它學科的視角補充其對世界的片面觀點,或修正其錯誤的看法。

    今天,坊間通識教育所推動的跨學科整合,由於缺乏對世界及文化有機性的辨識,往往容易落入一種只有各學科自話自說,卻沒有整合的「雜碎」格局。因此,我們要建立一個跨領域 (學科) 的視野,將一個學科拉進一個多層次的領域進行反省、批判及整合。例如:讀經濟的,要思考經濟學的局限與界限,以及怎樣的經濟模式才能公義地分配資源,造就人類,並嘗試讓經濟學向其他學科躺開,例如:文化研究、倫理學或神學,避免我們的世界觀全面被經濟價值所操控。我認為真正的通識教育不只是「樣樣都知D」,而是學習從散亂的知識裡整理一種對世界的多層次視野及人生的多層次思考,即所謂世界觀的建立,才算是通識教育的目的。

  2. 責任倫理的建立:Dooyeweerd將創造看成為文化多樣化的增生 (cultural dierentiation)。故此,一切阻礙人文生態和人民生活多元發展的社會、政治制度及政府都需要批判及改革。當然,這裡所指的發展,不是今日那種汰弱留強的發展,而是不同領域 (科學、藝術、教育、商業) 內的知識生產及領域意涵的發展,而這發展又需要符合新加爾文派所指的生命茂盛發展 (life-flourishing) 的原則,以孕育整全生命及建立一個多元化社群作大前提。

    因此,我們一方面有責任檢視社會的公共政策及資源分配,看它是否以多樣化生活的建立為政策的大前提。在今日的香港,監察社區的規劃,特別是新界的土地使用便非常重要,以免被新自由主義的地產霸權所主導。此外,當政改的發展停滯不前時,不代表一切就完蛋,反之我們更要思考自己在公民社會的位置,看自己在公民社會的參與,在對創造及捍衛一個多元發展的社會上有何助益,例如:能否推動一個廉潔、公平及非壟斷的營商環境,促進更多小企業及另類企業的出現。

  3. 整全的改革觀:從創造的角度看,人是多向性 (multidimensional) ,即人一方面有多面向 (美感、宗教、經濟、人倫、文化、政治權力) 的發展及欲求,此外又生活在一個多向的世界 (美感、宗教、經濟、人倫、文化、政治)。人與多向的世界產生一種互相牽制,及互相豐富的關係,即人可以被其扭曲及傷害,但又可反過來完善及改變它,並從中豐富自己及世界。但從新加爾文派的世界觀下,我們除了肯定被造的多向世界能帶來人類豐盛的生活外,卻又不可忽視邪惡力量的多向破壞,對人帶來不同層次的傷害。例如:政冶的邪惡性可破壞及扭曲人性與社群 (例如:一個小圈子的議會及特首選舉)。而罪惡也不只傷害人的靈性,還會傷害人的身體,例如:情感,因為人不只有靈魂,還是一個「肉身我」(embodied self),即身、心、靈是互相影響,任何一個部份出問題,都會影響其餘部份。

    因此,我們相信,我們參與諸種社會及文化的改革亦應多向性,即既批判扭曲的制度,又可轉化理念/思想/文化,也醫治人的靈性及身體。換言之,人參與社會的更新也是多元性,不只透過政治的參與,也可透過藝術或文化帶來知性上及情感性的救贖。例如:我認識一位教美術的老師,他帶學生到老遠的社區,教智障的小朋友畫畫,並將畫作放在社區的學校展覽內,喚起同學及街坊對智障人士的關注,消除歧視,就是以藝術促進和睦生活的救贖行動 (當然,我也不是指將藝術變成社會關懷的手段,而是美本身就有救贖性)。此外,新加爾文派亦認定,因上帝的普遍恩典,非信徒也有良知及各類上帝所賜的聰明、智慧,上帝亦會藉他們的工作展開社會改革的工作。因此,信徒亦應與非信徒/別的宗教徒合作,建立一個促進生命茂盛發展 (life-flourishing) 的公民社會。

總括而言,基督宗教不一定是一種只重視來世及靈魂救贖的私人化宗教,即一種離地及離身 (disembodied) 的宗教,甚至不是一種被「河蟹的宗教」;反之,它叫人活在一種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的張力下,即上帝的救贖已開展,但未完成的生命狀態。但唯有擁抱及活在這種張力下,我們才能不天真 (不展望任何權勢及體制能帶來終極的救贖)、不絶望 (任何的邪惡勢力都不能打倒我們,因為它們不是終極的 「上帝」) 地生活,並積極參與諸種社會及文化的改革工作,建立一個讓人和百物活得茁壯的社會。

註:

  • 墨茨,<<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 ,(北京:三聯,1996),頁54。
  • Nicholas Wolterstorff, Until Justice & Peace Embrace(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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