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入了文明社會的瓶頸—走不出部落心態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11月27日

美國社會資本的消弱

早年的美國,社會網絡交叉(家庭、學校、教會、職場、社區),社會成員同質度高,人群互動頻繁,“社會資本”很高:對諸如教育、貧困、失業、控制犯罪和衛生等領域,其改善的途徑經常出現在有良好公民參與的社群中。公眾生活的質量與公民參與的程度息息相關。

不過,哈佛大學國際關係中心主任羅伯特·普特南(Robdrt Putnam)發現,美國社會已經遠不如往昔。他2000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內如此說:“現在人都只顧自己,除非有什麼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否則他們才不會抬起頭來看看周圍。”這種社交行為的轉變對於“社會資本”的累積有著極負面的影響。

在17年後的今天,社會失聯的問題更加嚴重,家庭結構、工作和經濟的穩固性,以及社會的道德觀全都遭受到衝擊。突飛猛進的科技和海量增加的知識更是改變了我們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和對社會、對個人的認知。

在這個孤獨、不確定、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人們缺乏社會共同體在精神層面的支柱。因著社交媒體的普遍化,人們開始藉著社交媒體尋找自己的部落,它或許是政治立場相同的部落,或許是道德、宗教立場類似的部落。這種虛擬的社群共同體所帶來的分化,遠遠超越了實際社會共同體凝聚的力量。

當社會其它的支柱潰散以後,虛擬部落的歸屬感代替了宗教、社團,甚至家庭。家庭成員如果屬於不同的部落,都可以爭得你死我活。部落歸屬治療了我們的孤獨,滿足了我們情緒上的需要,賦予我們生存的目的。

這種部落心態在最近阿拉巴馬州補選參議員的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阿拉巴馬的參議員爭奪戰

競選中摩爾法官表達支持擁槍

競選中摩爾法官表達支持擁槍

由於塞申斯參議員2017年1月接任司法部長,阿拉巴馬需要補選一位參議員。這個特別選舉將於12月12日投票,共和黨的羅伊·摩爾(Roy Moore)法官和民主黨的道格拉斯·瓊斯(Doug Jones)參加角逐。阿拉巴馬是個“深紅州”,雖然兩人均為基督教徒,但摩爾更為保守,勝卷在握。

摩爾屬於“另類右翼”的極端派,早先得到前“國師”班農的堅定支持,擊敗了共和黨內建制派的對手路德·斯傳奇(Luther Strange)。摩爾除了反同性戀、反穆斯林、反對維護弱勢族群權益外,他同情白人種族主義。這些立場雖然並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但卻在阿拉巴馬州得到廣泛的共鳴。摩爾也是個典型的陰謀論者,認為奧巴馬是個穆斯林,非美國出生,非我族類。

摩爾法官認為政教應當一體:美國當受神權統治,憲法的權威當在聖經之下。他曾二度被任命為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結果兩次都因為他用宗教理由抗拒執行憲法而被驅逐下台。

11月9號《華盛頓郵報》爆料他多年前性騷擾、性侵青少年的歷史。從此不斷有婦女出來指證,70-80年代他做地方檢察官的時代,他多次性騷擾,或性侵未成年少女,其中有一宗是90年代性侵成年婦女。目前,站出來指控的受害者已達到9位。摩爾今年70。

摩爾法官一位80年代同事的檢察官說:當時作為地區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的摩爾喜歡與中學生約會,有常常到購物中心尋找少女搭訕的行為,這在當時是“眾所皆知”的。一位退休的警長也證實了這點。

這些指控的細節十分清楚,可信度很高,引起很大的風波,連司法部長塞申斯和參議院共和黨主席麥康諾都置信不疑。要求摩爾退出選舉的呼聲日漸加強。

摩爾本人當然極力否認。他更搬出宗教來撐腰,把個人操守問題升格為“正邪之爭”,加強了族群分裂。他推文說:“邪惡的勢力將不惜利用謊言、欺騙和偷盜,甚至肢體傷害來噤聲,堵住你我這些基督教徒的口。”(11月9日)

這些指控給阿拉巴馬基督教徒帶來意料不到的反響。11月12日“JMC數據分析”公佈民調,在白人福音派教徒當中,有37%因指控而更加堅定支持摩爾,只有29%減少支持,其他34%不變。支持者(71%)選擇寧願相信摩爾,認為這些指控都是政敵的陷害。

共和黨的州長凱·艾薇(Kay Ivey)11月17日出來表態。她一方面表示相信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她也因摩爾的不當行為感到“十分困擾”。但她還是支持摩爾,因為“他是共和黨員”。

阿拉巴馬州長凱·艾薇

阿拉巴馬州長凱·艾薇

繼續支持摩爾的人中大約有三種立場:一種認為,幾十年後才浮出水面的事都極可能是誣告。另一種認為,男人都這樣,只要政治上是盟友就可以接受。有更多人認為,性侵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是民主黨更噁心,無論如何不能讓民主黨員上位。

第三種心態特別反映美國民情的兩極化:部落歸屬比是非心和正義感更重要,情緒認同比真相更重要。投票並非因為支持某人,而是因為敵營令人噁心。難道這是多元社會權力爭奪必然的結局?

“令人作嘔的文化他者”

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人類學家蘇珊·哈定(Susan Harding)1991年引入一個新詞彙:“令人作嘔的文化他者”(Repugnant Cultural Other,RCO),用來描述文化中兩個互相排斥的群體。族群的認同是根據對另一個族群的厭惡做判斷的。

我怎麼知道你是“本群”的?並非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吻合,而是因為令你作嘔的人與我的相同,對“彼群”的厭惡比對“本群”的偏愛更為強烈。兩個族群彼此以“令人作嘔的文化他者”互相對待。

此時,理性對話幾乎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反應也不可能。以阿拉巴馬為例,共和黨(或白人福音派)難道不能更換一個更合適的候選人(例如路德·斯傳奇)?當然不是。但因為摩爾是“我們”的人,他現在受到“敵營”的攻擊,就更應當支持他。排外是最高道德!真假新聞權威性相同,道德觀與真相都在其次。

美國的“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PRRI)與布魯金斯智庫2016年的調查發現,72%的白人福音派人士認為:“一名在個人生活中犯下不道德行為的民選官員,仍然可以在道德上履行職責,在公共職業和職業生活中履行職責”。在2011年,這個百分比是30%。

短短5年之間,竟然有42%的落差?一般文化上的改變不會這麼迅速,它反映出美國政治上兩極化的現實。眾所周知的葛培理牧師的接班人葛福臨牧師這兩天公開出來聲援摩爾法官,用意明顯。

為什麼要投票給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因為他是“我們”的人。為什麼不能把票投給有操守的對手?因為他是“令人討厭的文化他者”。

10月11日,《華盛頓郵報》有篇《福音保守派正在證明他們最苛刻的批評者是正確的》,文中引用PRRI總裁羅伯特·瓊斯(Robert P. Jones)的話:今天政治上最令人震驚的變化之一是:白人福音派人士已經完全從充滿自信的“價值取向的投票者”轉向,本來是用高標準道德素質來衡量從政資格,現在轉變成:焦急不安但堅定不移的川普支持者。

瓊斯解釋說:他們放棄道德標準和倫理原則,選擇政治利益,不問黑貓白貓(操守、領導的素質、政策是否道德),只問能否抓老鼠(政治利益)。

如果宗教變成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是政治利用宗教歸屬作是非判斷,雙方利益輸送,而不是根據法律和照顧全民福祉的原則,這都違反正義的原則。他們高舉:建國者“信仰上帝”的牌子來說事,卻忽視《獨立宣言》中“人人受造生而平等”,有“不可分割的權利”的理念。

如果只用政治利益說事,讓選民做決定,固然有違道德原則,但可以理解,但如果利用宗教作護身符,那就是道地的偽善。這種參政的態度對政治與宗教都十分有害,但宗教所遭受的損害更大、更深,因為它失去臧否時政的道德身份,不過是為政治服務的假先知。

阿拉巴馬的部落心態現象不過是全國的一個縮影。不但右派如此,左派亦然。

這幾年來,美國高校學生們假“政治正確”之名粗暴地剝奪他人言論自由的事件頻頻發生,特別是名牌大學。其中包括:耶魯、哈佛、普林斯頓、波士頓學院、布朗大學、安默斯特學院、密蘇里大學等六十幾所名校。學生迫使教師、校長辭職,要求學校增加“政治正確” 的課程,杯葛畢業典禮講員,等等,不一而?。

這類所謂“非自由左派”(Illiberal Left)同樣不能容納非我族類。他們用霸凌的手段消除一切異聲,打倒對方。他們所面對的議題本來或許是正當的,例如消除歧視。只是,他們眼中並沒有所謂“民事爭議”的空間,沒有辯論的餘地。

如果你不站在他們那邊(例如,反對同婚),那你就是被仇視的對象,需要向他們道歉、賠罪,甚至辭職。因為只有他們代表真理,你的想法如果冒犯了他們的價值,就等於侵犯了他們,冒犯了真理。“非自由左派“的囂張是刺激保守選民投票給摩爾和川普的主要原因之一。川普和摩爾賦予這批人聲音,這就是民粹的力量。

此外,聯邦大法官對避孕、墮胎和同性婚姻相關的判決,讓保守派更感覺宗教自由受到挑戰,美國的道德秩序正在崩潰,國家正在失去連貫性和凝聚力,多樣性正在提升。雖然這些判決是大法官的決定,但許多保守人士把同情判決的民主黨和奧巴馬當作“令人作嘔的文化他者”,勢不兩立。提名大法官的總統寶位就成為必爭之位。

雙方彼此深化了對方的排他心理和部落心理。更且,由於社群網絡的發達(推特、微信、臉熟、Instagram,等等),以及它所帶來的“共振箱”的回音效應,使得部落心態不斷地被加強,被深化。在這個“共振箱”裡,事實不再重要,是非不再重要,論理不再重要,部落歸屬才是硬道理。這種民粹思維和部落心態是走向集體弱智化的康莊大道,參與的人都變成腦子進水,不會思想的盲從者。

“作嘔”與“憎惡”

其實“作嘔”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它與“憎惡”(disgust,或譯作“噁心”)相似。一般人描述排外的情緒不外是“懼怕”,或是“憤怒”,這是權益受到侵犯的反應。近年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最能激發同仇敵愾情緒的字眼是“憎惡”(disgust,或厭惡)。“憎惡”是人類遇到骯髒、污穢、不潔、討厭的事物時的自然排斥反應。

“懼怕”或“憤怒”的情緒可以因著環境而改變,“憎惡”卻是一種更深刻的拒絶,它把對象“非人化”(dehumanized)了。排斥這樣的對象就是理所當然了。“厭惡”也是個傳染性很高的負面情緒,是妖魔化異己最有效的工具,在歷史上經常被使用。

這是1938年德國出版的一本納粹兒童書,英文旁白:“看看這些傢伙!虱子出沒的鬍鬚,骯髒、突出的耳朵,那髒兮兮、油乎乎的衣服…… 猶太人身上經常有種不愉快的氣味。如果鼻子好,你可以嗅到。”

納粹的目的就是要你把猶太人與骯髒、不潔相關聯,讓你去排斥、厭惡。這種關聯的方式十分有效,使得納粹對被妖魔化的猶太人、同性戀者、殘障人士的屠殺和逼迫變得合情合理。用“憎惡”這種負面情緒來“非人化”對象,以團結己群,這是政治上屢試不爽的有效方式。

那麼,為什麼“憎惡”和“噁心”的詞彙會這麼有效?

海特的“道德直覺”

《正義的心靈:為什麼好人被政治和宗教所隔開》的作者,紐約大學教授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道德基礎的理論”。他說明:自由主義者的道德直覺是“保護他人不受傷害”,並“促進公平對待”;保守主義者的道德直覺是“重視權威”、“對己群的忠誠”和“保持純度(purity)”。

所有這些道德直覺都是有價值的,關心社會公義和尊重傳統權威同樣可貴。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需要這兩方面的道德直覺同時存在,表現張力。但是,煽動家也可以利用它們來挑起爭端,製造族群分裂。

讓我們想想看:什麼是“重視權威”?就是樂意接受權威的領導(獨裁者)。什麼是“對己群的忠誠”?就是歸屬感可以大於是非心。什麼是“保持純度”?就是注重理念和群體的“潔癖”,對什麼是“可厭惡”、“可咒詛”的特別敏感。這是保守主義道德直覺的自然反應。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對“厭惡”的敏感度和政治上的“保守心態”之間有高度的關聯性。

近年來的歐洲和美國,道德直覺被煽動家用來醜化、妖魔化、厭惡化“文化他者”,不分左右。保守主義群體也更容易被引到“本土國家主義”與“白人種族主義”的不歸路。

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競選期間,我們多次聽到類似下面煽動性的言辭(意譯):

  1. 墨西哥非法移民令人憎惡,他們是強姦犯、毒販和殺人犯。像傳染病一樣,這些從拉美、從中東來的人把美國當作是其它國家問題的傾倒場,令人憎惡!

    - 這樣的言論讓人不自覺地把所有非法移民和罪犯歸屬於人類污染物,引起不潔、厭惡的情緒。

  2. 川普向選民抱怨希拉莉在辯論休息時間如廁,時間過長:“她去哪兒了? 希拉莉去了哪裡?”接著說:“我知道她去了哪裡,真噁心,我不想談這件事。”然後他繼續談論它:“不,這太噁心了。 別說了,這很噁心,我們不要再提。”

    - 這些看似荒唐的蠢話,其實用意深刻。它讓人從此把希拉莉與廁所關聯在一起,引起人噁心!

  3. “你可以看到她的眼睛裡流出血來,血從她身上其它部位流出來。”

    - 新聞評論員梅根·凱利在大選的辯論中質問川普,他把女性稱作“肥豬”、“狗”、“邋遢”,詢問川普是否對婦女“發動戰爭”?上面這段話是川普事後把凱利女士和月經的血關聯到一起,其用意也在引起人對凱利有“不潔”的聯想。

“憎惡”(噁心)是川普最常使用的詞彙之一。被川普說成是“噁心”的還包括:穆斯林、奧巴馬、新聞媒體、風力發電、當眾喂奶的母親,等等。這些仇恨的詞句,保守族群不但不反感,相反地,對移民、外國、民主黨、競選對手、媒體和體制派的厭惡凝聚了支持者的共同性。川普成為他們眼中的強人、權威和救星。

在樹立了“文化他者”是噁心的、敗壞的、可咒詛的,而己方則是“上帝的使者”(真命天子)這個論點以後,其它的劣跡都是不足掛懷的小節了,甚至還是種缺陷美(有如摩西、大衛)。

恢復、增加社會資本

社交媒體上情緒控制一切,智識逐漸退化。每個部落都有它所供奉的神祇,這個神祇就成為部落群體的精神支柱。部落心態讓人們不再論理,不再注重事實的真相和細節。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割裂是凝聚“社會資本”最大的障礙,是帶來文明潰敗最大的元兇。

煽動家(或神祇)會告訴你,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文化他者”。那批專家、學者、精英,或者建制派,他們就是敵人。歷史上,所有的偶像都服膺同一個法則,它起初讓你感覺靈驗,但是,一旦成為偶像,它對你的要求會逐漸增加,而你所得到的逐漸減少,至終,它完全失靈。

當年猶大國的先知耶利米批評約雅敬王和後來約雅斤王的言行離譜,規勸國王不要崇拜偶像。然而,前後兩位猶大國王不聽規勸,造成猶大國兩次的劫難,至終國破家亡。

今天這批“保皇黨”的宗教領袖怎麼看不見滿嘴謊言、散佈仇恨、製造族群分裂的“今上”所帶來的災難?這批先知們到底是視而不見,還是他們另有偶像?難道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受到了部落心態的矇蔽,不再被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所引導?

部落心態並不是今天的特殊現象,人類歷史上許多悲劇都是部落心態造成的。耶穌在世的時候好幾次提醒門徒,不要用暴力對待那些跟他們不一樣的人,反倒要接納。

有次耶穌和門徒經過“文化他者”的撒馬利亞,由於這些人不接待他們,門徒要耶穌從天上降下火來,毀滅這批“文化他者”,耶穌卻只是單方面責備門徒,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內心的黑暗。耶穌說明,你縱使是“我群”,如果做錯了,還是應當指正。

另外有段對話出現在《馬可福音》9章38-39節:“約翰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反倒輕易譭謗我。”

耶穌的回應表達出一個理念,如果“文化他者”做了什麼對的事情,縱使他不是我們這個部落的,我們也應當肯定。是非清楚,不因人而異。

社會的多元化是個無法避免的現實,“社會資本”因為權力爭奪、不顧是非、憎惡對方的部落心態而降低,卻會因為謙卑虛己,服務社會共同體的心態而增強。如何在這個多元現實的框架下尋找交集,和平相處,增進“社會資本”,而不是把對方看作仇恨的對象,恢復理性對話,這或許才是今天最重要的課題。

後記:本文經編譯後首刊出於《美國華人》微信公共號:《美國走入文明社會的瓶頸,左右派都走不出部落心態》,2017-11-26。

留下回應

贊助連結
鄒永恒:教、學、人生

 

 

精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