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歷史的演變與前瞻(下)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6月27日

奠基者對我們的啟發

亞當斯看出,美國的憲政體系是前所未有的大膽實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建立在“簡單的自然法則”(Simple Principles of Nature,獨立宣言的原則)上的政權,把人們從謊言、迷信和假冒為善中喚醒,使美國有機會向全人類證明,這種政治理念是對的1

我們若回顧這兩百多年來美式的宗教自由,就不得不承認,當年這些建國者起步得很好。美國社會享受了充分的思想、良心和信仰的自由。美國宗教自由的模式,也在全世界成為模範。

亞當斯當年預測,美國的宗教自由法,將會保持“榮耀的不穩定性”(Glorious Uncertainty),眾人對其內涵的解釋也將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其實在亞當斯的時代,就是如此。有人更接近神權,有人更接近理性主義,或英國的輝格黨。

這些不同的意見,數百年來一直存在,形成一定的張力,在法庭、課室和文字上不斷辯論著2。因著這個不穩定性,宗教自由在公眾論壇上,經歷著辯證的過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辯證的過程是健康的,它好像一個鐘擺,在兩極間擺動。

因為憲法與聖經不同,它是個活文獻,是可以繼續修正的,因此它的擺幅也不是固定的。今天的社會遠比兩百多年前要多元化,有高度的異質性。因此我們不可能僅從兩百多年前的表面現象來解釋憲法,我們要回到憲法的基本精神,並且將其應用到今天的時代。

傑弗遜的思想雖然把美國帶入了人本的憲政民主,但遺憾的是,在這個多元的文化環境裡,它沒有任何精神上的指導原則。而亞當斯,雖然他與傑弗遜一樣,同屬啟蒙運動的產物,但是他有更高的智慧,知道人類社會不能脫離宗教而長存。因為如果共同價值解體,社會就會失調,且失去超越的、值得為之奮鬥的意義。

筆者以為,亞當斯當年政教分離的觀念,公民宗教(凝聚社區的共同理念)的構想,他辯證的原則,在今日都仍然值得考慮——只是我們要思考,現今我們當如何應用,應用哪些,務求不要教條化,妖魔化,或本位化。我們要站在道德的高度,尊重個人良心的自由(良心的抉擇),注意公平,公正,保護弱勢群體,並且相互尊重。這些其實也是聖經的原則,特別是基督耶穌的原則。今天我們喜歡高舉容忍的旗幟,其實亞當斯的思想者正給容忍設立了一個基礎點。

另外,對基督徒來說,政教分離的辯論也可以提醒我們,我們的心胸要超越教堂四壁,要關懷上帝的國在地上的表現。同時,也不要太過政治化,與任何政黨過分認同,以致被政客利用,失去天國子民的身份。

政教分離判案的實例

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政教分離的判案中,有劃時代影響的,是1947年政府可否補助天主教學校的校車的案子(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艾沃森訴教育委員會案)。為了減少爭論,後來大法官還定下了一連串檢驗的規則,以判定一個與宗教有關的法令是否合乎憲法3

對基督教界刺激最深的是1962年,Engel v. Vitale(恩格爾訴維塔萊)的案子4,決定公立學校可否有(非宗派)公禱,禱詞以“全能的上帝”開始,以“阿們”結束。大法官認為,雖然這個禱告是自願的,它還是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不可設立”宗教的原則,因為禱告是一個宗教儀式。這其間,全美的猶太團體是一致的反對公禱的。

當時,基督徒反應不一。許多人認為禱告有象徵性的意義,禁止它是限制宗教自由,違反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是美國走向無神論的標誌。但是,也有人認為,這些念禱詞的人多半是有口無心、虛應故事,反而得罪上帝,甚至是妄稱神的名,這種禱告對改良風氣毫無實質助益。

現在想來,如果我們引用當年亞當斯的原則,讓各學校師生自己討論設立類似“公民宗教”的守則,自己訂定禱詞(誓詞),經過全體師生通過。這樣,讓學生用禱詞彼此鼓勵、提醒,可能就更有意義了。這個“禱詞”就變成活的,有相關性的,而且是全體學生參與決定的。這不是更好嗎?

這幾年受到廣泛注意的,有兩件案子:一是對國旗宣誓效忠時,可不可以用“天祐吾國”(Under God5)的字眼?另一個是法院可不可以豎立十誡紀念碑6?讓我們稍微分析一下這兩個案子。

對國旗宣誓效忠用“天祐吾國”這個字眼,是國會在1954年接受艾森豪總統的要求而加上的——這是艾森豪總統在長老會聚會時,受到牧師的感動,繼而向國會提出的。

對此提出法律告訴的,是一個無神論者,他離婚的妻子,和他的女兒都是基督徒。他反對自己的女兒用這樣的禱詞,認為這是違憲。

2002年大法官判決此案,用了避重就輕的方式。他們雖判此人上告無效,使用的卻是技術性的理由,即這個人對女兒並沒有監護權。而且,幾個主張維持誓言的大法官,他們各自用的理由也都不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法官之間,對憲法的理解就有很大差距。並且,他們當時受到很大的輿論壓力,。因此,這個判例並沒有給我們清楚的原則。

2002年,全美國絶大多數的人,無論是否有宗教信仰,都贊成維持誓言,認為這才代表美國的精神。這時正是9/11之後,全體人民都在高唱“上帝祝福美國”,都意識到信仰力量的重要性。人民理解到,這個國家不是無敵的。在災難中,自由思想需要建基於高於世俗社會的理念基礎。

關於法院豎立十誡紀念碑,在1962年公禱廢除後,各地民眾紛紛要求在法院豎立十誡紀念碑(牌),以強調美國法制的來源。於是,成千的紀念碑(牌)在美國各地的法院裡豎立起來。雖然十誡的原則為世界幾大宗教所共有,但它的文字卻是彼此相異,就是天主教的和基督教,對十誡的分法也不一樣。所以,單看十誡的文字,就可以分辨它屬於什麼宗教了。

反對豎立紀念碑的人,認為它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例如:在我以外,你們不可有別神)。贊成的人認為,這不過是代表道德和法律的歷史遺產。

當時訴訟的案子很多,最後最高法院受理了兩個“政府建築物上放置十誡展示品”的案子。2005年最高法院判決,其中一個,違反了“不可設立”的原則,被判為違憲,必須將十誡展示物挪走。另外一個,卻因為其十誡展示品,是與其它不同的紀念碑列在一起的,而且已經放置了40年了,並沒有人挑戰,因此是合乎憲法。這個判決兩邊不討好,讓人無所適從,特別是那個“40年”的理由。

從公平、合理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只要能夠反映歷史現實,能夠突出法律至上的精神,也沒有藉此傳播宗教信仰,就值得保存。並不能因為它有宗教色彩,就必須排除,這是不尊重歷史現實。美國法律的來源是摩西法典、羅馬法和柏拉圖思想。所以,任何以圖象來紀念這類歷史的,都是有意義的。

不像交通規則,憲法牽涉到道德理念。因此,這些政教分離的爭執,不僅是條文上的,更且是基本信念和基本道德觀的問題。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似乎正站在決定(而不只是解釋)這個信念的關鍵地位上。問題是,他們有這個權力嗎?有這個能力嗎?他們又憑著什麼權威,可以做社會良心的定義者呢?這才是最大的困境。

而且,大法官會不會過分將就社會現實,做出的乃是為討好輿論的判決?若是單單反映社會現實,而沒有基準,這顯然不符合建國時憲法奠基者的理念和初衷。

從這幾個案子的判決,及其給社會帶來的困惑,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大法官們主要接受傑弗遜的政教分離模式,而不是亞當斯的政教分離模式。換句話說,亞當斯(或貝拉)的“公民宗教”模式逐漸被拋棄。

從聖經的角度看

在聖經裡,政權本是上帝設立的,並不只是人類的發明。創世以來的文化使命裡面,神託付人以生養和管理的責任,包括政府管理和文化活動。人成為上帝在世界的管家和經理人。起初,政與教是合一的。

這個託付雖然因為人的墮落而在執行上有缺陷,但本質並沒有改變。在立王以後,政權,祭司和先知代表三種權力。祭司代表人向神獻祭,先知代表神向人(包括君王)說話,他的權柄是神賜的,不是政權給的。雖然如此,猶太人並沒有宗教自由,我們還是把它歸類為神權統治。

主張神權統治,反對政教分離的美國人經常以“選民”自比,他們喜歡引用舊約聖經來證明自己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歷代志下》7章14節: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可是,這句經文是當年上帝與所羅門王所立的約,並不是上帝與美國所立的約!美國是個世俗國家,不是新約時代上帝的“選民”。這種神學觀,以及所帶來的末世觀都是問題重重。

在新約時代,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他的意思是,基督徒在世上有雙重國籍,我們雖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上的國民。他也說,我們不屬這世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在這世界上沒有責任,只是被動的觀眾。他是說,我們不被這個世界所擁有。我們的責任是雙重的,但我們的效忠是單一的。

在耶穌基督的眼中,撒旦是這世上國背後的權勢(Prince of This World,世界的王),牠暫時(非法地)控制這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並不是屬於牠的。如果是,我們就不能有雙重國籍了。

耶穌又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是講到所有權。有些事物是應當由(或向)世俗政府負責的,有些事物是應當由(或向)上帝負責的,其中是有分野的,不要把它弄混了。

《羅馬書》13:1─2節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這是對在羅馬統治下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說的。講到政權至終的來源還是上帝,所以我們要尊重。

可是我們必須認識兩點:

第一,前面這個原則要與《使徒行傳》中,“聽從神不聽從人是合理的”這個原則(包括公正、公平、良心的自由等等)相對照。當時人講話不像今天的法律文件,把所有的限定詞都列出來了。從上下文看,這段聖經不是說,政權是絶對的,乃是在警戒那些假借信仰自由之名不守法的人。

第二,這裡保羅是為政權執行法律的權柄背書,不是給政權的任意妄為背書。這段聖經沒有把政權絶對化的意思。

這幾點應當是新約寫作時代的政教分離觀,當時基督徒身處異教的文化環境,與我們今天類似。

在人類歷史中,政府的統治形態常常落入兩個極端,不是落於“該撒即上帝”,就是落於“上帝即該撒”的窘境7

對一個“該撒即上帝”的政府而言,凡是該撒所認可的就是真理,遵行該撒就是“對的”。這種模式帶來極權和迫害,因為它沒有固定的是非標準,唯該撒馬首是瞻。

對一個“上帝即該撒”的政府而言,政府則利用政權來推動宗教的規條,宗教的權威成為至高無上,往往造成迫害異己、守成不變。現今回教國家就處於這樣的的困境。

歷史顯明,當政與教太近的時候,社會公義就會受到損害,自由就會受到壓制。政與教距離太遠的時候,就會傷害社會風氣,人類的罪惡就有了合法的執照。所以,保持政與教間的“恰當”距離,是件好事。最好是能夠彼此合作,彼此牽制,達到制衡的作用,而不是讓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變成排除宗教(Freedom from Religion)。

那麼,怎樣的距離才是恰當的呢?亞當斯和傑弗遜的立場對今天有什麼啟發呢?

反思

回顧18─19世紀,美國福音派幾次的大覺醒運動,甦醒了美國的社會人心。在廿世紀,“葛培理現象”8成為凝聚(開通)福音派的動力,對美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撼力。

面對險惡的廿一世紀的文化環境,過去40年來,宗教右派希望藉著在政治上奪回主動權來影響文化,但是結果並不理想9

如今,主導美國公眾論壇的是世俗的自由主義,和追求靈性經驗的後現代思維。但是從幾次大選可以看出,自由主義也陷入困境,陷入“政治正確”的不容忍性左派(illiberal left),只注重“身份政治”,固然關心少數族群的公平正義,卻忽略了族群內部的差異,因為缺乏了支撐族群的傳統價值。

不論是傑弗遜的模式,或者是亞當斯的模式來看憲法,我們都無法得到神權統治的結論。今天,當我們呼籲美國要歸回上帝,我們心中願景到底又是什麼?我們盼望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不可能要求回到清教徒的同質社會。基督和使徒也都沒有要求“基督化”的政治體制。

價值不同的人要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裡,這的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盧梭說過:“要與那些我們認為是被咒詛的人群和平相處,這簡直是不可能的。”那麼,是否不同價值觀念的人只能爭吵,訴諸法律和彼此隔絶呢?這是政教分離與否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是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在多元化下要如何共同生活?

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教授John Inazu去年(2016)出版了一本書,《有自信的多元化》(Confident Pluralism: Surviving and Thriving through Deep Difference)。這本書是專門為多元化社會裡的基督徒寫的,得到紐約市曼哈頓區救贖主長老會牧師凱勒的大力肯定。

Inazu教授與凱勒牧師討論《有自信的多元化》這本書

Inazu教授與凱勒牧師討論《有自信的多元化》這本書

什麼是“有自信的多元化”?除了憲法對權利,包容和異議的承諾之外,我們需要有公民素質的做法,以求用寬容,謙卑和耐心的態度與人溝通。我們需要練習對話、宣揚和促進他人的利益,而不是進行邊緣化,非人性化或侮辱他人。隨時帶著和氣和愛心與人對話。

這本書極力主張“有道德原則的和氣”。我們在公共領域不能停止作出道德判斷,適當地做出道德上的價值判斷,那正是一種肯定,而非否定人類尊嚴的行為。他說:

道德判斷可以集中在思想和信仰上,而不是針對人。人們可以避免誣衊他人,但不必避免冒犯人。當我們誣衊別人時,我們沒有做到容忍,謙卑和耐心。然而,如果我們堅持不去冒犯任何人,那麼我們冒著虛假的容忍和虛假的謙卑的危險。

自信的多元化認為,儘管在政治,宗教,性認知等重要事務上有著深刻而有爭議的分歧,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和睦相處。自信的多元化或許無法帶來“美國夢”的實現,但至少,它不會帶來“美國的夢魘”。

除非我們滿足於自說自話,或是族群分裂,Inazu教授在這裡提出了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值得我們去深思。我認為,他把亞當斯的理念現代化了。至於如何對話,如何維護道德的原則,如何衝破目前族群對立的僵局,那還有待更多的腦力激盪和大膽嘗試了。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系列
  1.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川普“宗教自由”令引發的思考(上)
  2.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歷史的演變與前瞻(下)

註:

  1. 自亞當斯 1788年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in the USA,” 的前言。
  2. 可以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Separation_of_church_and_state_in_the_United_States 網站得到一個概略的瞭解。下面事件也可作為參考:
    - 1784年,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維基尼亞州推動支持基督教的稅捐,得到輿論和議員廣泛的支持,麥迪遜(James Madison, 後美國第四任總統)為了政教分離的理由,堅決反對。請參考注四中精采的描寫。
    - 麥迪遜總統(James Madison)是美國大憲章和權利法案之父,他曾在1810年代寫文(Monopolies)強調憲法中政教分離的重要。
    - 1875年,美國總統 Ulysses Grant 在他第七次年度談話中提到了,宗教和政治要永遠分開與不同(Declare church and state forever separate and distinct)。
  3.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 A. Robinson, Jan. 11, 2006,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scs_intr.htm.
  4. 請參考 “Engel v. Vital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gel_v._Vitale.
  5. 請參考 “One Nation Under God─Sort of,”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4/january/21.34.html,和 “Divisible After All,”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4/august/6.28.html, 和http://en.wikipedia.org/wiki/Pledge_of_allegiance.
  6. 請參考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126/32.0.html.
  7. “A Coming Theocracy? Fulfilling the Creation Mandate for Government”, Regis Nicoll, June 8, 2005, BreakPoint.
  8. 註6
  9. 《“正“斜”之爭”》,飲水,《舉目雜誌》20期,2005年11月;《試談美國的文化鴻溝》,熊璩,《舉目雜誌》17期,2005年3月;《一葉知秋:文化戰爭結束了嗎?》,臨風,《舉目雜誌》34期,2008年11月;《從文化戰爭到本篤選項》,臨風,《言語道說》微信,2017-5-1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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