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川普“宗教自由”令引發的思考(上)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6月27日

接受一個簡單的謊言要比接受一個複雜的真理容易得多。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能像美國的基督教界這樣,普遍而執著地實行著政教分離的原則。同時,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無國教的地方,能像美國教會這樣積極參與並影響大眾生活中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

– 邦霍華:《沒有經過改教的新教主義》,1939年

前言

首先,讓我引用兩位政治人物對政教互動決然不同的看法:

“我們這個國家不設立宗教。我們不命令任何崇拜。我們不要求任何信仰,永遠不會!教會和政府必須切割。”(里根總統,共和黨)

“政教分離是違反憲法的”(參議員賽申斯,現任聯邦檢察長)
(他認為政教間的切割是最近的現象,既不符合歷史,也超越憲法)

在競選期間,川普信誓旦旦要廢除“約翰遜法案”,要恢復“聖誕快樂”,要維護“宗教自由”。許多擔心宗教自由被剝奪,以及反對墮胎和同婚的保守人士對川普寄予厚望。2017年5月4日是全國禱告日,川普總統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要保護美國的“宗教自由”。在儀式中,川普宣稱:“要把聲音歸還給教會”。

川普總統簽署“宗教自由”令

川普總統簽署“宗教自由”令

不過,這個命令卻讓宗教界大失所望。除了些粉飾性的文字和枝節問題,它並沒觸及實質問題。例如,它完全避開服務業必須為同婚服務的爭執。“約翰遜法案”更不可能由總統一紙具文而廢除。看到內容後連“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都不打算興訟。

可是,這些表面現象背後所隱含的卻是個大問題,就是政教互動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在美國歷史上幾乎從開國以來就存在,並且一直有著一定的模糊度。並且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更行尖鋭化,值得我們提出來探討。

多元文化的刺激與反彈

這40年來,因為文化的逐漸世俗化和多元化,道德議題日漸尖鋭,許多基督徒期望恢復以往在文化上的主導地位,盼望藉著選舉改變文化。其中的焦點問題就是聯邦大法官的任命,因為他們握有解釋憲法的權力。2015年同婚合法化就是這個問題最尖鋭的表現。因此近年來基督徒,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希望在政治上奪權。這個政治群體被統稱為“宗教右派”,或“基督教右派”。

大多數宗教右派認為,美國是上帝的“選民”。他們希望神權統治早日到來。下面這節舊約也是最經常被引用的“聖經根據”: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列王紀下》7:14)

與2004年的選舉結果十分相似,這次2016年大選,宗教右派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共和黨大權在握,不但雄據白宮,而且在參眾兩院都佔有多數席,可以把保守的大法官,送入聯邦最高法院。

不過,“宗教右派”的興起也引發了自由派的反彈。由於早年清教徒處死異端、迫害不同教派、焚燒“女巫”、禁止娛樂和音樂的那段歷史,自由派人物非常擔心基督徒用政治手腕,將自己的倫理觀強加於整個社會。

宗教右派極力反對政教分離,認為它不符合憲法精神;而自由派則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認為它是憲法精神。一方面希望回到神權,用基督教的價值觀治國;另一方面卻希望把宗教趕出美國的政治,以減低宗教在公共論壇所帶來的族群分裂。

大法官如何變成問題的焦點?

大法官是解釋憲法的,不是制定憲法的。可是,如何解釋?憑著什麼原則解釋?不同的政治理念產生不同的解釋。任何人說:“我忠於憲法的原意。”都是靠不住的。甚且,“原意”用在今天複雜的多元社會是否足夠?如果不夠,誰的理念更有價值?這中間並無定見。因此,挑選大法官是總統和國會一個艱鉅的職責。

自從1947年判決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即艾沃森訴教育委員會案以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屢屢沿用政教分離是憲法精神的理由,判決一些與信仰有關的爭論。讓人深感,似乎大法官們有著無上的權柄,可以任意解釋憲法。保守人士為此極為擔憂,認為美國已經離開了立國的信仰,離棄了上帝,正在走向滅亡的道路。

有人聲稱,廿世紀的大法官發明了政教分離的觀念,卻宣稱這是美國的憲政傳統。實際上,政教分離並不是美國的憲法精神和立國傳統。這個爭論所牽涉的,已遠超過“聖誕節可不可以在公眾場合佈置馬槽和嬰孩”。因此,布希總統大法官的提名,變成了政治鬥爭上的焦點。

政教分離往往也牽涉到利益團體的糾結,各種宗教團體在法律上享有特殊待遇。利益所在,灰暗地帶自然就很多了。因此,任何對法律或憲法解釋的爭論,都會受到利益集團的全力炒作或杯葛。

例如,美國印地安民間宗教,幾百年來,在崇拜時會服用從仙人掌提煉的迷幻藥。1990年最高法院駁斥其為不符合宗教特權的行為,應當禁止。這個事件引發了60幾個宗教團體和“公民自由”組織組成同盟,向法院抗爭。這個“同盟”的組成分子,包括許多世仇,像“美國公民自由聯會”和“傳統價值聯盟”。

到了1993年,國會通過“宗教自由恢復法案”(RFRA, Religion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在眾議院全數通過,在參議院以97比3通過,克林頓總統簽署立法。沒想到,到了1997年,最高法院竟然判定,RFRA違憲,認為國會超越了憲法上政教分離的原則!

再以最近同婚合法化做例子,它究竟是個“人權”與“公平正義”的問題?還是個“宗教”與“道德價值”的問題?這在一個多元社會是很難取得共識的。那麼我們可以去維護什麼?政與教如何去互動?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建國的理唸到底是什麼?或許在明白歷史的進程以後,能夠對解決今天的困境提供一些線索?

定義政教分離

所謂“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原來的意思是政府(政治組織)與宗教組織間的切割,而不是把宗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排除於政治或公共論壇之外。但是,由於這不僅是個制度性的問題,也是個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問題,因此,當美國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的時候,矛盾就變得越發尖鋭。如果仔細研究歷史上有關的言論和爭執,就不難發現,所爭論的不僅僅是組織機構的問題,而是政治與宗教信仰間的關係以及所牽涉的公民道德的價值問題。

其次,“分離”是什麼意思?表面上,分離是互不相涉,兩不相干,中間有一道“分隔的牆”。但事實上,因為宗教信仰和政治內涵以及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息息相關,怎麼去分隔呢?當初的立法者有意保持著一定的模糊度,因此一直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張力,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我們先來看看,當年這個議題究竟是針對什麼社會現象和爭論而產生的,當時的用意是什麼;然後,再看它對我們今天所的問題,有什麼啟發。

人們很容易帶上有色的眼鏡,來選擇和解讀歷史的資料(這方面,尼采是對的:真理難尋,且多為權力服務)。為了尊重史實,筆者儘量參考、比較各種文獻,希望下面的討論能夠保持相當的客觀性1

政教分離觀念的由來

西方世界本無政教分離的傳統。一千多年來,政權和神權總是分不開的,也因此才有這麼多的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當年美洲新大陸的移民,就是想逃離官定的神權控制,建立符合自己意願的新神權統治。也因此,主流教派壓迫其他教派的事時有所聞。

美國的憲法於1787年擬定,1789年頒佈實施,“政教分離”這個名詞並沒有在美國憲法中出現。若是說,“政教分離”是美國憲法的精神,這句話有根據嗎?回答是,根據有二:

一是憲法聲明,宗教信仰不得作為政府任聘的條件2

第二是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法案,1791年正式通過)中有關宗教自由的條文:“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以設立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禁止任何宗教的自由運作。”(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它包含兩個要點,一是不設立,一是不禁止,並沒有“分離”的字樣。

很多人認為,第一次提出這個觀念的是美國的傑弗遜總統。他在1802年寫給康州Danbury浸信會聯會的信裡說:“我慎重考慮全體美國人所宣稱的,立法機構‘不得制定法律,以設立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禁止任何宗教的自由運作’的這個法案,它就是在宗教和政治之間建立了一道分隔的牆。”3

原來Danbury浸信會聯會聽到流言,說某一個宗派即將被定為“國教”,因而寫信詢問總統。傑弗遜遂回覆這封信,解釋修正案的立場。

面對這樣的信,反對政教分離的人有兩種看法:第一,認為傑弗遜的原意是單向的牆,是為了保護宗教自由,不受政府的干預,而並沒有阻止宗教去影響政治。或者,即第二,這堵牆只代表傑弗遜個人的立場,不是修正案的本意。然而,贊成政教分離的則說:傑弗遜政教分離的詮釋,就是對第一修正案的正確解釋。

到底誰對呢?

讓我們回顧更早的兩件歷史事實吧。

“上帝不需要物質的鐵劍來協助聖靈的寶劍,後者則關顧人類的良心。”(威廉斯)

“上帝不需要物質的鐵劍來協助聖靈的寶劍,後者則關顧人類的良心。”(威廉斯)

其一, 17世紀的美國多數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自己是新約時代上帝的“選民”,新大陸就是新約時代的“應許之地”。因此,他們有政教合一的理念,希望建立一個神權的國家4

當時,加爾文派的清教徒,神學家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是倡導政教分離的先驅。他是美國東岸羅德島州的創建人,也是浸信會的創始人。他認為教會是一個屬靈的團體,是由愛上帝的人所組成的。他不同意新大陸的新移民是“選民”這種觀點,他認為新約時代的“選民”是教會。而且,就如以色列人一般,教會也會腐化,不能夠代表真正的宗教的行事原則,所以不應當用宗教來控制政權。

例如,清教徒壓迫印地安人,自認為這是以色列人對待迦南人的模式!威廉斯卻同情印地安人,不認為可以隨便奪取他們的土地。他也接納與自己信仰立場不同的人。因此,他卻被多數清教徒視為異數5。可見在早期移民中,雖然贊成政教分離的人是少數,但這種觀念早已存在。

循道會的懷特腓在佈道

循道會的懷特腓在佈道

其二,18世紀的大覺醒運動,整個改變了清教徒對社會、國家和政治的立場。大覺醒是對當時主流教會的挑戰,要他們歸回上帝。特別是1740年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加入以後,懷特腓高大英俊,精力旺盛、講道激昂動聽,在美國各地大受歡迎。但是他並沒有得到所有教會的支持。他的自由與捆綁的信息,也往往被看作是對當權者的挑戰。他常常被禁止在教會中講道,所以他必須到戶外聚會(當時支持他最力的是自然神論的弗蘭克林)。由此,基督徒中形成了“舊光”(Old Lights)與“新光”(New Lights)兩派67的對立。

懷特腓同情印地安人,同情黑奴,向他們傳福音。這個“新光”派,就是今天福音派的祖先。“新光”派注重個人的靈命,拋棄了清教徒原有的政教間的密切關係。可惜的是,因為單注重靈魂,他們雖然拆毀了政教不分的觀念,卻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教互動的模式8

因為沒有自己的模式,又受到“舊光”的排擠,所以後來許多“新光”與傑弗遜走得很近,很支持他的政教分離的立場。1802年元旦,在白宮前的遊行隊伍中,麻州西部的浸信會(新光)用兩匹馬,拖著送給傑弗遜總統的一塊1235磅的大乳酪,上面刻著:“反抗暴政,就是順服上帝”。

人人都知道傑弗遜雖然會用“上帝”這個名詞,本身並不是基督徒。1800年當傑弗遜競選總統的時候,有人揭發他說過:“我不管是有一個上帝,還是有20個上帝……”當時在任的亞當斯總統就抓住這句話,拋出他對抗傑弗遜的競選口號:“你要上帝嗎?”9不過,這個口號沒有成功,亞當斯還是輸了。

可見,政教分離的觀念,在美國的歷史上其來有自。在浸信會的傳統裡面10,以及一些“新光”的基督徒,在政教分離的立場上是與自由派一致的。

建國時兩種不同的聲音

亞當斯總統和傑弗遜總統

亞當斯總統和傑弗遜總統

我們若要真正弄清楚“政教分離”的觀念,就必須去更深地瞭解亞當斯和傑弗遜這兩個歷史巨人的思想。他們都贊同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他們出發點不同。他們的思想不但具有代表性,更深深地影響著美國的憲政精神。他們退休以後的通信對話,極其具有歷史價值,使我們能夠更深入瞭解他們的思想。

傑弗遜是一個標準的、啟蒙運動的產物,不相信神啟,只相信理性,屬於自然神教。早在1779年,起草弗吉尼亞州宗教法案的時候,他就成為第一個打破西方世界政教合一傳統的立法者。這法案使得弗州的任何一個宗教,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傳揚,不得再依靠政治的手段了11

傑弗遜認為,真的宗教自由,應當包括不設立和不禁止兩項。他認為政府不應該給予任何宗教有任何協助,任何優惠,包括稅務的減免,也不可以任用神職人員為政府服務。

亞當斯則出身清教徒家庭,是唯一神論者,對基督教的三一神論,特別是加爾文教義,有很深的反感。在這點上他與傑弗遜大同小異。但是他有很深的宗教性,很相信宗教對社會的正面影響。1780年亞當斯起草麻州憲章,提倡政教分離。他對自己在麻州所做的、實行宗教自由的“完全成功的實驗”,非常自豪。

亞當斯的宗教自由,容許各種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s)自由存在,加上一個“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來平衡。亞當斯認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是宗教中性的,它需要一組共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來支撐。如果沒有了這個公民宗教,政客們就會以自己的私人宗教(包括無神論)為做事的原則,造成社會混亂。

在麻州,這些公民宗教的教條是:誠實、勤奮、獻身、順服、德行,並且熱愛上帝、鄰居和自己。它的圖象是聖經、自由鐘、愛國者的紀念堂和憲法。它的儀式就是宣誓、禱告、唱歌、選舉和感恩節的演講。所以美國有軍中牧師、國會牧師和監獄牧師等等。這些政府中的宗教職務,就是由此而來。

他認為每個社區都應當支持多元的私人宗教,讓他們互相比較,權利互換。為了公眾的利益,各個社區應當有自己的公民宗教。他也不認為政府可以靠著強制的手段,讓人遵守公民宗教,每個人還是要照著自己良心的自由來選擇(這是宗教,不是法律)。保持多元性的私人信仰,是維持宗教自由不可或缺的要素。亞當斯希望借這兩重信仰觀念,達到一種制衡作用(Checks and Balances),以保持社會價值的和諧。這種公民宗教的觀念,在社會同質度高的時候,就更容易了。

他後來寫道12:“我們可以把治理者和公民守法的權威,建立在理性、道德和基督教(筆者認為,他指的是Judeo Christian Tradition)上面。我們再也不需要擔憂任何形式的神權或是政權的霸主來統治我們。”麻州的憲章保證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宗教,只要在道德上和財產上觀念一致,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和財產的保護,並有同等機會爭取榮譽和權力。”這個憲章制定了一個“最溫和,最平等的”宗教自由的模式。州政府所給予特別保護的,就是基督教對敬虔、道德和博愛的態度。

我們不難看出,他這種公民宗教的觀念,對美國社會有巨大的影響。不過到了今天,這種理念與大法官對憲法的解釋,就很有距離了。

總結來說,傑弗遜的模式,是現代倡導政教完全隔離,以及信仰的個人主義化(私有化)的核心。亞當斯的模式,是現代政教互相遷就、互補互助的理念的核心。兩者都有政教分離的理念,但卻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上的。這二者交互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氣候。

亞當斯這個”公民宗教“的理念在20世紀中葉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貝拉教授(Robert Bellah)重新提出。貝拉認為,美國公民宗教的精神領袖是華盛頓,先知是傑弗遜和潘恩,符號是國旗,陣亡的是殉道者,聖書是《獨立宣言》和《憲法》……。貝拉認為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民權運動,這三個事件決定了美國公民宗教的內涵。(續)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系列
  1.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川普“宗教自由”令引發的思考(上)
  2. 美國“政教分離”的爭議 ---歷史的演變與前瞻(下)

註:

  1. 對美國歷史的研究,在基督教界態度最嚴謹、最受學術界肯定的是Mark Noll,George Marsden和Nathan Hatch。宣傳家DavidBarton 的書籍和錄影帶很受歡迎,但是此人屢次被人指出(自己也被迫承認),斷章取義,甚至杜撰名人引言。他的言論因此不足採信。
  2. 美國憲法第8條款第3段。
  3. “I contemplate with solemn reverence that act of the whole American people which declared that their legislature should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thus building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the 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January 1, 1802; from Merrill D. Peterson, ed., 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 p. 510.
  4. The Search for Christian America, Mark Noll, Nathan O. Hatch and George M. Marsden, 1989, Helmers & Howard.
  5. 同上
  6. 同上
  7. “The Framers and the Faithful, How Modern Evangelicals Are Ignoring Their Own History,” Steven Waldman, Washington Monthly, April, 2006.
  8. 註4
  9. “The Framers and the Faithful, How Modern Evangelicals Are Ignoring Their Own History,” Steven Waldman, Washington Monthly, April, 2006.
  10. 浸信會一向有擁護政教分離的傳統,美南浸信會甚至將其寫入其官方文件。可參考 R. P. Nettelhorst: “Notes on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ttp://www.theology.edu/ushistor.htm.
  11. “A Most Mild and Equitabl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John Adams and the Massachusetts Experiment”, John Witte Jr.,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Spring, 1999.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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