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上帝畫臉譜的人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4月28日

巴黎的蒙馬特區有個著名的小丘廣場,那裡有各種藝術家,畫肖像的,玩剪影藝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諷刺畫家(又叫誇飾畫),畫家捕捉作人物的特色,加以誇張、扭曲, 卻仍能讓人分辨得出畫上的人物。

喬治·克魯尼諷刺畫

喬治·克魯尼諷刺畫

這種畫的特點是:畫家誇大了特性,不關心真實性。也就是說,在達到誇張效果的時候,很可能犧牲了真實性。

扭曲的不只是畫像

不只是像畫,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解讀,也往往也是扭曲的,彷彿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過。例如,“奧巴馬竊聽川普電話”事件。風風雨雨之中,似乎事實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的是哪幅畫。(雖然美國情報首長一再否認有其事,認為這個指控荒謬絶倫,可是ABC電台與《華盛頓郵報》4月20日的民調發現,美國有32%的人仍然相信奧巴馬特意竊聽川普,更有52%的共和黨人同意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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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人對“非我族類”的瞭解也彷彿是“諷刺畫家”處理過的 —“其心必異”肯定“其心必異”,不是嗎?所以我們毫無顧忌地對“異類”充滿疑懼,認為他們(比如穆斯林)是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可作為“次人類”對待。

就連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其實也往往經過了某些“處理”—那些“正面思考”的心理學家讓我們感覺良好,前途一片光明。那些“負面思考”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卻讓我們感覺人生一片黑暗,痛不欲生……

甚至我們對上帝的瞭解,對聖經的解讀,也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這個“諷刺畫家”可以是“現代主義”,可以是“成功神學”,也可以是某個宗派的神學思想。

基督教內的“諷刺畫家”們

1922年諷刺“現代主義”的畫作

1922年諷刺“現代主義”的畫作

宗教信仰照理說是人在信仰上的委身,並接納一套教理。實際上,人卻常常因著自己的觀念或文化的視覺,讓教理轉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上帝,給上帝畫個臉譜。在新教裡,因為沒有統一的權威,這種現象特別普遍。

歷史背景

美北長老會(PCUSA)成立於美國革命時期。在美國公佈憲法那年(1789)在費城舉行第一次大會,採納《西敏寺信仰信條》,以及西敏寺大要理問答和西敏寺小要理問答,作為聖經之外的次要標準。不論我們是否接納改革宗的系統神學,我們都當承認,美北長老會的開創,符合“宗教改革”的一貫精神,即:只要不流於宗派主義,教理是重要的。

然而自從19世紀末,紐約聯合神學院的查爾斯·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引入了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德國自由神學,以及其對聖經的“高等批判”,對美國新教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直至20世紀初。名佈道家孫培理(Billy Sunday)甚至憤怒地說:“把地獄翻轉過來,你知道底下寫的是什麼嗎?德國製造!”

為什麼現代主義能給基督教造成這麼大的威脅?因為文化有獨特的侵蝕力量,能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對現實和真理的看法。

筆者無意討論神學上的正統性,那是神學家的領域。本文謹從近代歷史上的三個人物入手,從這三個人的互動和對比看出,良好的動機並不能防止人按照自己的觀念重新塑造宗教。結果宗教失去了原味,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對真理的頑固性的執著……

范戴克牧師

大家或許都知道,聖詩《快樂崇拜》(快樂歡欣向主敬拜,榮耀真神大慈愛……),其配音改編自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這首詩歌的作者是亨利·范戴克牧師、博士(Henry van Dyke,1852-1933)。

這位多才多藝的牧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普林斯頓神學院,在紐約當過17年牧師。他參與詩歌編輯,出版過厚厚一本頗具份量的詩歌集。從1899年起,他在普林斯頓開授英國文學。後被校友威爾遜總統派駐為荷蘭以及盧森堡的公使。一戰時,他任海軍隨軍牧師。他晚年專事寫作,擔任全美文學藝術協會的會長。

他的文學作品(散文、小說)暢銷世界,包括《第四位博士》、《第一株聖誕樹:森林的故事》、《傷心的牧人:聖誕節的故事》、《藍色花》、《逝去的話:聖誕傳說》、《失喪的童子》等。他的作品都帶著樂觀、陽光的色彩,以及對上帝的信心,內容溫馨、平和,包裝得就像聖誕禮物一樣美麗動人。他的作品都是反映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作風。他故事的信息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的覺醒,對基督教理中的恩典和赦罪觀並不太觸及。

1913年復活節,范戴克在南加州河邊市的戶外崇拜中作禱告

1913年復活節,范戴克在南加州河邊市的戶外崇拜中作禱告

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范戴克牧師,卻是非常熱心的現代主義者,他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動修改《西敏寺信仰信條》,減少信條中的神學氣息。

在1896-1899年間,他前後寫了兩本比較嚴肅的書,一本是《疑惑時代的福音》。他在序言裡寫著:“信心的活潑經驗遠比神學理論更為重要。”另一本是《罪世的福音》,他在序言中告訴讀者,他的書不討論救贖的理論:“相反地,它在教導: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夠寬、夠深地解釋事實。”

他的基本立場是,耶穌的人性遠比他的神性重要,人只有藉著耶穌完美的人性太能體會祂的神性。我們在不斷經驗上帝的愛時才能體會“救贖”的意義。他故事中英雄的救贖也是這樣,《第四位博士》中的主角亞特班(阿塔班)感受到內心的光照,這種內在意識激勵他做出無私的決定,他照此儘力了,這就是他的救贖。

這故事非常溫暖、動人。然而,在這個講述聖誕節的故事中,耶穌的名字只被提到兩三次。大多數的讀者好像也不在意,只要內容是聖誕節,有上帝、耶穌,就OK了。至於“現代主義”對文化的影響,大家則毫無概念。

因為不能忍受普林斯頓神學院梅欽教授(John Gresham Machen)的講道(他也是長老會牧師),范戴克在1923年宣佈放棄自己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教堂裡的座位,要轉換教會,梅欽當時是教會牧師。范戴克認為,他的時間“太寶貴,不能浪費在聆聽這種令人沮喪、充滿憤怒和嘲弄式的福音。”他稱梅欽的教導是“苦澀、製造分裂和不合聖經的”。他說到做到,直到後來梅欽辭職,他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范戴克牧師因著他的學問和名氣,按照自己的形象建構基督信仰,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他那一代人。他與梅欽的差異,定義了基要信仰與自由派的分野(後詳)。

富司迪牧師

1930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介紹富司迪牧師與新開張的紐約“河邊教會” 為了獻堂典禮,富司迪牧師寫了首《榮耀真神、恩惠之主》(慈愛恩主、榮耀君王)聖詩,傳誦至今(現在用的是 John Hughes 1907年的調子)

1930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介紹富司迪牧師與新開張的紐約“河邊教會”
為了獻堂典禮,富司迪牧師寫了首《榮耀真神、恩惠之主》(慈愛恩主、榮耀君王)聖詩,傳誦至今(現在用的是 John Hughes 1907年的調子)

哈里·愛默生·富司迪牧師、博士(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是1920年代美國最受歡迎的牧師。如果范戴克代表維多利亞時期的宗教小說風格,那麼,富司迪就代表廿世紀初自由神學的講章。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群體的個人心理輔導”。

他的講道不但讓教會的聽眾著迷,藉著NBC電台每個禮拜天下午的“國家晚禱”時間,風靡全國。他的講題非常吸引人,“處理生活中的第二好”(即如何處理失望)、“把糟糕變成美好”、“寧靜的好處”、“直面變革的挑戰”,都是他著名的講章。

他的信息也十分新穎,走在提倡“正面思考”大師諾曼?文森特?皮爾的前面。富迪克牧師受到歡迎的原因,與現今那些傳講“成功神學”的牧師,其實是一樣的(筆者聲明:筆者絶對不反對提供正面的信息、給人希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修改聖經的教理以配合信息)。

富迪克按牧於浸信會,卻在紐約最負盛名的“第一長老會”牧會(1918-1925)。不過,由於他浸信會的背景,及其自由派神學(反對童女生子、聖經無誤等等),他終于于1925年被迫離開了長老會。

他隨即被三英里外的“公園浸信會”邀請為主任牧師。這個教會由富二代的小約翰·洛克菲勒大力支助,1920年剛剛蓋好一座哥德式教堂。由於富司迪深具魅力,信徒紛至沓來,

教堂很快就容不下了。洛克菲勒再掏腰包,在哈德遜河邊,蓋了一所宏偉、壯觀的新歌德式的教堂—“河濱教堂”,坐落在哈德遜河邊。1930年,洛克菲勒與富司迪牧師共同主持獻堂典禮。這是間超宗派的教會,富司迪在那裡牧會,一直到1946年退休。

河濱教堂

河濱教堂

河濱教堂

河濱教堂

教堂裡有三組石雕,它們為歷史上的英雄刻像,分為三個主題:醫治者、教師、人道主義者,每個主題的中心都是基督。耶穌基督是這三個主題的英雄模範。富司迪牧師又是金主洛克菲勒希望把基督教現代化的英雄模範。

富迪克牧師最具歷史意義的講章還在河濱教堂之前,那是他1922年5月21日在第一長老會講的《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他呼籲成立一個心靈開放、有智識性、有容忍度的“基督教團契”。這篇講道是他對基要真理的宣戰書。洛克菲勒立即將其印成小冊子,分發全國。

在這篇講道里,他反對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基要真理,認為那是不符合時宜的,例如:神蹟,特別是童女生子;聖經無誤;基督寶血的赦罪;基督再來,在地上成立千禧年……他認為基督徒可以分作兩類人,一類是心胸狹窄、嘮叨煩人的基要信仰派,他們威脅著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另一類是張開手臂,具有寬容、接納性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寬容、接納屬於中性詞)。“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任何人,只要真摯地接納某種觀點,他就應當有權利那樣做。”宗教是私人的事,唯一衡量的標準就是“真摯”與否。所以,寬容變成最大的美德。

不過,似乎寬容的對象並不包括基要信仰者。這個說法就好像一個強盜來到你家,要拆遷。你如果不同意拆遷,那就是不容忍,應當被趕出去。人類社會充滿了這樣荒謬的邏輯!

富迪克牧師所描述的耶穌是一位喜愛戶外活動的“男人中的男人”(泰迪·羅斯福?),一位自我犧牲、善良的“超級英雄”,你幾乎可以看到散文作家愛默生所描寫的耶穌的影子。

梅欽

梅欽

梅欽

廿世紀上半葉,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備受關注。《紐約時報》經常發表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可以說就是基要教條派與自由派之間交鋒的故事。而這兩派間的爭執,其實就是基督教與(現代)文化對抗的具體表現。

每當富迪克牧師影射“反啟蒙”、“變態”者時,他通常批評的就是梅欽。梅欽24歲在德國進修神學,深深被自由派的敬虔和投入所吸引,受到很大震撼。然而他最終拒絶了自由派的路線,認為敬虔與否,投入與否,不是判斷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美國後,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並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任牧師。前文提到范戴克不能忍受的牧師,就是梅欽。

1929年,大學董事會改組,梅欽被迫辭職。他遂與幾個同事,在費城創辦了西敏寺神學院。1936年,他被美北長老會免去神職,只好退出美北長老會,成立了“正統長老會”(OPC)。隔年1月,他就突然因肺炎去世了。

梅欽對事情認真,學問淵博,長於理性思維。他的幾本針對自由派立場的學術性著作,是闡釋與辯護基本要義的關鍵性作品。他的第一本書《保羅宗教的根源》(1921),非常有說服力地闡明,保羅的信仰來自耶穌的教導和舊約,並非來自(如自由派所說)希臘哲學。

針對富迪克牧師的《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梅欽前後寫了兩本書回應。第一本是《基督教與自由主義》(1923),接著又寫了《什麼是信心?》(1925)。

對富迪克牧師來說,他和梅欽只是表達了基督教中兩種觀點罷了。對梅欽而言,這卻是真與假、是與非!基督教稱耶穌是主、救主,自由派稱耶穌是嚮導、範例。基督教認為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對象,自由派認為基督(對上帝)的信心是我們的榜樣。“自由主義認為耶穌是人類最美麗的花朵,是超自然的人”。梅欽卻強調,耶穌不僅是我們的榜樣,更是人類救贖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如果不承認耶穌是神也是人,不承認兩者並重,就不是基督教。

梅欽對自由派的反駁非常有力。明顯地,自由派所信仰的不是聖經所記載的耶穌,而是按照他們的心意塑造的耶穌。他們給耶穌畫了臉譜。這讓我想起使徒保羅的話:“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加拉太書》1:6)

梅欽顯然極其注重基要真理。孫培理和布萊恩(猴子訟案的控方律師、總統候選人和福音派領袖)都是標準的基要真理派,他們更關心人是否信耶穌,是否過敬虔生活,而並不那麼關心教理的純正性。梅欽更重視智識,他自己的智識和修養都遠超過一般人,是少數可以與現代主義人士對話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他反對禁酒、禁菸,反對在公立學校公禱、公讀聖經。因此,他又被一般保守派視為異類。

歷史學家馬斯登認為,梅欽在政治上屬於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派”(自由至上主義),反對聯邦政府權力過大。筆者認為,他在神學上的堅持應當與他的政治立場切割,兩者不能同日而語,兩者目的不同,利益不同。沒有哪個政黨的立場與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吻合。

幾點反思

人總是功利的、自我中心的、自以為是的,很難完全客觀、公正、平衡。今天的信徒也有好幾類。一類人講究神學正統性,不過唯獨自家的神學是正統的。另一類人是唯獨敬虔、注重個人經驗,其它一律次要。還有一類人看重信仰的“醫療效果”,信耶穌是為個人心理治療,家庭、事業成功,甚至是為某個政黨服務。不一而足。

更有一種人如此詮釋“唯獨耶穌”:所有社會問題,只要信耶穌都可以解決。這其實是“唯獨信仰”,是“還原論”(簡約論),不是改教者的原意。

在“唯獨”的信仰實踐中,每一類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自身的視野侷限,這種分歧正是證明了人的有限性。拙文無意討論每一種人的是非對錯,而是希望聚焦於“到底基督教講的是什麼?”(不是我們希望它講什麼)。不論是什麼派別,如果硬把基督教穿在流行文化的外面,那就是一種造神運動,是隨己意給上帝畫臉譜。

今年是改教500週年紀念,人們特別強調回歸聖經、唯獨聖經。筆者認為,“唯獨聖經”並不是把聖經當作武器,碎片化地引用,以證明自己有理。“唯獨聖經”就是尊重聖經的文本,從原作者的情境去瞭解寫作的原意,瞭解上帝所要傳達給我們的。“唯獨聖經”是尊重聖經的權威,承認自己的解讀有限度,自己的神學認知並不完備。

凱勒牧師說,現今教會三個最大的偶像是:經驗、教條和消費主義。這三者的共同共同點,就是不夠尊重聖經。本文所介紹的這三位牧師,就表明:揭開臉譜,除去偶像並不容易。受歡迎的不一定信仰正確,信仰正確的也不一定受歡迎。我們要回到聖經,瞭解聖經到底在說些什麼。現今“成功神學”、“宗教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和“政教不分”的現象,都需要回到這裡來檢驗。

參考文獻:

Stephen J. Nichols, “Jesus Made in America”, IVP Academic, 2008.
Harry Emerson Fosdick,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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