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豹

臺灣大學哲學博士,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約瑟和他的弟兄們-3:黨國基督徒的愛國愛教-張靜愚與護教反共基督教聯合會

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台上由右至左坐有盧祺沃、陳溪圳及張靜愚。

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台上由右至左坐有盧祺沃、陳溪圳及張靜愚。

護教與反共

1966年8月18日,假台北市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舉行了一場名為「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這次大會印製了精美的會議手冊和程序表,在諸多出席人士中,我們留意到一位陌生的人物──張靜愚。

說陌生的原因是,在這些帶領的人士裡,其他如陳溪圳、盧祺沃等人都是牧師,只有張靜愚是一般平信徒,此外,當時也許沒有人刻意提到──他同時也是中原理工學院的董事長。

張靜愚究竟是誰?何以之後台灣島展開的一系列護教反共活動,他一直都是主要的領導人物?又為什麼是他?黨國系統何以如此信任他?如果我們把他的地位比作中國領導三自愛國運動的吳耀宗,也許就能明白他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從亞聯會到世聯會

1965年10月舉行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發行的手冊。

1965年10月舉行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發行的手冊。

1965年,台灣基督教界積極籌辦「基督教來台百週年紀念大會」,基督教各界代表紛紛予以祝賀,由於同時也是慶祝台灣教會公報社成立八十週年,主辦單位收到的賀詞都提及了這兩件事:基督教來台百週年紀念暨教會公報社八十週年。同是基督徒的黨國要員,如雷法章,賀詞上也提及了上述兩件事。

然而,有趣的是,張靜愚的賀詞只提及教會公報社八十週年,卻隻字未提基督教來台百週年紀念大會一事。其中原因當然是極為微妙,因為張靜愚當時正同時籌備另一個大型的活動:「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簡稱「亞聯會」)。

推敲起來,亞聯會的動機即是要「淡化百年大會的影響力」,因為就當時整個情勢而言,百年大會正籠罩在「親共」的疑雲中,「基督教來台百週年紀念大會」捲入了戒嚴時期最為敏感的問題,島內某些基督教團體已被編派成「共匪」的同路人。從此,一連串的政治壓力都傾倒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身上,於是「退出普世教協(WCC)」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來襲,這個事件從1965一直發展到1970年。

張靜愚致台灣教會公報社八十週年社慶 賀詞,隻字未提及百年大會。

張靜愚致台灣教會公報社八十週年社慶
賀詞,隻字未提及百年大會。

同樣是1965年,百年大會之後,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成立,其於1965年10月8日召開會議,由中華民國基督教聯誼會促成,假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兩天,由當時任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中國分會理事長張靜愚主持召開,副主席為台灣福音聯誼會擴展委員會主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雙連教會牧師陳溪圳、基督書院院長賈嘉美、美國佩帶聖經會遠東區代表盧祺沃和國際基甸會台北支會會長吳嵩慶。

會議籌備會委員名單中,從顧問、常務委員到委員約有近百人之多,差不多邀請了台灣當時重要的基督教教會、團體或組織主要負責人或代表加入,其中黃武東、周聯華、成文秀等人都羅列其中,另外如著名的外籍傳教士如戴紹真、榮耀秀、道雅伯等均出席,可謂陣容浩大。外賓與會者中,主要都是一些在台灣境內從事教會工作的外籍人士,再加上一些華僑,此時的國際聯繫還不是特別強。

1966年和1967年,相繼又主辦了兩次的亞聯會,第三屆則移師到韓國。第四屆於1968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在東京舉行之際,張靜愚提出了為適應時勢的需要,有必在召開「第五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議」之時,將之擴大為世界性的聯合會,這次會議於是決定了將於下屆在台北舉行亞聯會時,擴大籌組「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簡稱「世聯會」)。

護教反共會議的信箋。

護教反共會議的信箋。

為籌組1969年年底之世聯會,亞聯會先在各地進行宣傳活動,包括1月29日在台北市許昌街青年會禮堂主辦座談會、3月4日在台北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由日籍牧師荒原朴水主持的反共佈道大會、在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民族路教會亦舉行反共佈道大會等。事實上,這兩個組織的基本成員、目標及工作性質都是一樣的。世聯會成立之後,亞聯會仍然存在,1972年6月20日籌備第二屆世聯會會議中提案通過,隔年(1973年)兩者才正式合併。

視反共與信仰一致

世聯會名為「World Christian Anti-Communist Association」,簡稱 WCACA,標誌清楚是在「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其六項任務為:

一、護教反共是每位基督徒的責任;
二、護教是守道、傳道、行道;
三、反共是榮神、愛國、益人;
四、世聯會是世界基督徒的聯合會;
五、參加世聯會是團結精兵隨主爭戰;
六、贊助世聯會是伸張公義維持和平。

世聯會把所有目標都指向全面反共,以消滅共產黨為目的。一方面指出共產黨各種惡行惡狀,認為其與基督教教義全然背道而馳,反共即為維護自由和平及人性的價值尊嚴,也是維護基督教信仰,並視同「廣傳福音拯救人類」的任務和使命;另一方面,促使一切組織和國家將共產黨視為非法和暴力的政黨,為了維護自由及世界和平,應全面根除共產黨,不給予任何餘地,包括其在政治上的權利。

當然,世聯會把具體的目標置於中華民國的命運上,呼籲支持中華民國的復國大計,此復國大計與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及德意志共和國的理念與立場相同,即早日實現統一。可見「反共」與「統一、復國」的目標是一致的,這個目標的完成者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政府,言下之意只有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合法的政府,「反共」與「國民政府收復大陸」也就與基督徒維護信仰的行動取得了一致立場。

成立世聯會的籌備會1969年11月24日於台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召開,由張靜愚擔任委員長。正式成立的開幕典禮於25日早上9時舉行,地點為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總統蔣介石送來了賀詞,由副總統嚴家淦先生出席並代表致詞,會議中選出張靜愚擔任第一任世聯會理事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聯會第五次正式會議中,正式通過了韓國代表團的提案:

案由一:反對WCC促使聯合國承認中共之任何努力,以及WCC所表現容忍共產主義之態度。

案由二:反對有如像WCC所代表之類型的基督教,並且迫切需要傳揚純正福音。

關於這一點,在閉幕典禮上宣讀的大會宣言則更為明確:

駁斥普世教協(WCC)及美國教協(NCC)之歪曲信仰與親共行為,並堅決反對承認中共偽政權及任何牽引其介入聯合國之荒謬主張。

《福音報》全版報導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籌備事宜。

《福音報》全版報導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籌備事宜。

披著教會外衣

周聯華曾提及基督教界內幾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稱之作「五虎將」,他們都認為自己可以代表教會,幾乎任何教會的活動或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五虎將」是指吳嵩慶、雷法章、黎世芬、陳溪圳、梅可望這五位。這些人處處表現他們就是代表教會,周聯華對他們相當地不以為然,認為:

他們是披了教會外衣的其他機構。

事實上,周的處境一直都是非常險峻的。在這些人當中,曾有人來找過他出來領導基督教反共組識之類的職務,但都被周巧妙地拒絕了。他提到自己在護教反共浪頭上的處境,大部分人都畏懼組織背後的勢力,因此也就不得不參加,他雖曾出席過一次,但對他們這班人的作為相當反感,從此就不在這種類似的活動上出現。

最終,護教反共團體的負責人就是由張靜愚來擔任;「總統牧師」拒絕了,總統的前英文秘書則承擔起來。事實上,張靜愚在基督教界並不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人物,他既沒有牧師的身分,也不涉足教會界重要的機關組織,一般教界人士熟悉他的身分即是「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中國分會的理事長,要不然就是「國際基甸會」的創辦人及社長。所以張靜愚要躍身成為基督教的領導人物,單憑這些基督教的外圍組織是不太可能的。這樣一位被中華福音神學院聘為董事並稱其為「黨國大老」的張靜愚,通過了反共的意識形態號召,從穿梭台灣島內教會界訴諸護教的行動,到外交層級上與國際基督教組織和團體的互動,事實上,都與他極為特殊的「從政經歷」有關。

在大陸時期,張靜愚曾在黃埔軍校時期擔任過蔣介石的英文秘書,參與過北伐,擔任過航空局局長、國民政府軍政部航空署署長、河南省建設廳廳長、財政部參事等。國民政府遷台後,則擔任過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經濟部政務次長等,從張參與公務和投入政黨的活動與關係看來,張在黨國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儘管他並未有直接涉入太多官場和黨務的活動,也未有黨職,但他從來就是作為一個堅貞的愛國主義分子,為黨國效勞,蔣介石與他有一種近乎私人的情誼。

張靜愚致詞。

張靜愚致詞。

張靜愚除了每個星期天都到「凱歌堂」參加主日崇拜,張靜愚夫人每週三下午參加宋美齡主持的中華婦女祈禱會。他投身於高等教育的建設工作如此順利(曾擔任東海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董事),並與黨務人員和軍方關係也相當良好,連桃園地方士紳也與他有很好的互動。

1966年,張靜愚曾與一群黨國基督徒於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研究之下,成立了一個「基督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又於1976年成立了「神學研究班」,其招生的簡章上寫著「護教反共」的字句:其設立除教授聖經外,更配合中國文化及當代科學思潮,以對抗共產主義無神論鬥爭。並從聖經觀及現今時局發展,培養學生擔負起護教反共、愛神愛國之責。

神學研究班理事會,除理事長由張靜愚擔任外,另有蔡培火、吳嵩慶、林祥光、徐陸寒波、賴孫德芳、黎世芬、關世傑、劉毓棠、戴紹曾、馮龍、柯希能等黨國基督徒或外籍傳教士擔任。這些人都是護教反共聯合會的班底,而這個研究所是一所十足的「反共神學院」。

獲得蔣介石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麥堅泰一行人到台灣欲求見蔣介石,由唐縱和張寶樹提呈的公文上,除了介紹萬國基督教聯合會的性質與內容,尤其還特別提及了曾經派曾約農、張靜愚、成文秀三人參加了萬國教聯於1960年9月於漢城召開的第四屆大會。

這三位當然是蔣介石信任並具外語能力的基督徒。成文秀作為麥堅泰在台的代理人,出席了該次會議並不意外;曾約農曾擔任過東海大學校長,因其姊姊曾寶蓀的關係,與蔣的互動也算良好,但他對護教反共並未很投入;其中值得注意的還是張靜愚,從與萬國教聯的接觸,到他於1965年成立亞聯會,麥堅泰的基要派神學、政治路線和組織動員,應該是提供張靜愚很多的借鏡,兩人雖屬不同組織,但合作和往來甚密,主要在於他們的意識形態路線是一致的。

像這種打著基要派旗號又投身反共事業的基督教團體確實不多見,有理由相信,張靜愚之後領導的護教反共組織,借鏡或借助於麥堅泰之處非常多,也許蔣介石從中也獲得不少靈感,特別私下授意張去推動類似的組織也不無可能。張靜愚曾透露,護教反共的組織和活動都有特別得到蔣介石的支持,換言之,沒有蔣介石的點頭,要成立並推動這個帶有強烈意識形態鬥爭的團體絕對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這麼說,由於張靜愚沒有接受過任何神學教育,其種種的反共神學思想及對聖經的解釋,事實上是從麥堅泰那裡吸收過來的。不同於麥堅泰所處的北美神學環境,其基要派立場是從與自由派的鬥爭而來,維護的是教會的正統信仰,張靜愚的基要派形成卻是以黨國意識形態為主導,以反共為優先。之所以與普世教協、長老教會形成對立,並非真正為維護教會的正統信仰,其目的主要是使黨政可以更為有效地監控和分化教會。

由左至右分別為張靜愚、麥堅泰、成文秀及道雅伯。

由左至右分別為張靜愚、麥堅泰、成文秀及道雅伯。

(原刊於台灣教會公報3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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