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簡單的說明與回應

日前再從別處轉來梁燕城博士在若干群組傳發的〈評「試點:解讀中共宗教工作的政策風格」一文,兼敬答邢福增〉,是對筆者〈試點〉一文的「回應」(對不起,我們對「公開」原來有不同標準,他認為群組傳發已是「公開」回應)。文中同時批評了筆者〈回歸學術,忠於信仰〉一文,另對〈請用事實來說服我〉一文,表示「對這種鬥爭文章我沒興趣回應」。

關於梁博士對「宗教試點」的問題,查〈試點〉及〈請用事實來說服我〉一文已申論,筆者不擬再重覆,也不欲在非學術的氛圍下再作回應。筆者正將近年對習近平宗教政策及其對基督教的影響的文章整理成《新時代中共宗教新秩序與基督教》一書,相信正面地以學術論述作闡釋及討論,比回應夾雜著政治及人身攻擊的「批判」(梁博士語)更有意義。

在此,謹就若干事實,及對本人的「批判」略作陳述:

(一)梁博士引用中國學者就《人民日報》(1992–2003)的數據,指出並沒有出現「宗教試點」。眾所週知,宗教工作屬敏感問題,中央領導人在統戰及宗教工作會議涉及宗教問題的重要講話,《人民日報》一直只作極有限的摘要報導。因此,以《人民日報》數據中沒有出現「宗教試點」來作否證完全不可靠。

(二)關於梁博士否認1958年的「無宗教區試點」,查長期在全國基督教三自組織工作的革新派重要幹部沈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一書(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早已明確指出,1958年時宗教局局長何成湘向他傳達關於以溫州作「無宗教區」的試驗。而中國專研宗教政策的學者何虎生在其《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研究》一書中,亦指當時有某省的報告指出,「宗教工作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宗教」(頁110),此處「某省」就是浙江省。1958年在中共宗教政策中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已跟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改造及控制政策轍然不同。筆者將在另一專著《革命時代的黨國與基督教,1949–1966》一書中詳細討論。

(三)梁博士說得對,「試點」是要解決問題。筆者已多番指出,習上台來正要解決多年來的「宗教難題」及「宗教工作難題」,只要回到習的講話(雖然全文仍是「密級」,但現時已公開了若干摘錄,而非《人民日報》的報導),以及相關宗教工作的文章即可證明。故此,解決「宗教難題」的「試點」,如果政策本身及執行上出錯,也可帶來拆十的「破壞性」。有關這方面,請細讀各文,此不再重覆。

(四)梁博士否認他對筆者作政治批鬥,辯稱「邢派」乃「陽明派」;「邢院長及其追隨者」乃「王文成公及其追隨者」,熟是熟非,對此自有公論。筆者學識無法與王陽明相比,既獲梁博士多番批評,當然更不是他眼中的「學派」。更重要的是,作為獨立研究的學者,根本不存在他口中的所謂「派」及「追隨者」。而這種「派」與「追隨者」的口吻,正是中共歷來政治批鬥的常見術語。再者,他在回應一文中,再指「但若先定了政治立場,自以為代表正義与真理,把不同看法戴帽標簽,毫無尊重,視為壞人,還發動圍攻,那就与文革批鬥者殊途同歸了。」筆者竟然被揹負上「發動圍攻」之惡名?敢問依據何在?梁文又指筆者視他為「壞人」「戴帽標簽」?筆者重申,梁博士以「庸俗政客」、「文革時红衛兵」來標檢筆者,將學術上不同觀點作政治化批判,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五)梁博士在批判筆者為「文革批鬥者」後又說:「我相信和邢院長有一共通理想,是希望中國有一開明合理的宗教政策,我們也一致反對拆十,並對一些地方政府干預教會事情而感痛心和焦急,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善待教會。」是的,我們正以不同方式來關注中國教會的處境,而我們的分歧正是:將中國教會置於宏觀的中國環境(公民社會、黨國與社會關係、民主轉型等問題)中,有著不同的看見;特別在政教關係及宗教自由方面,走在不同的路上,作出不一樣的實踐。

唯願上主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我們時刻面對各種挑戰及試驗,求主憐憫。最後,謹以保羅的提醒自勉:「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為肢體。」--以弗所書四25






留下回應

贊助連結
鄒永恒:教、學、人生

 

 

精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