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教會是否開倒車?如果查理士‧芬尼仍然活著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筆者曾經在其他文章中提及,自己對福音派領袖感到極之失望,一位在一所保守教會聚會的信徒甚至對我說,他不想自己和「福音派」這名字掛鉤。環顧四周的現況,現在大多數福音派領袖和信徒的理念實在令人感到難堪和尷尬,例如教會彌漫反智氣氛,容不下不同見解,漠視現代科學發現;盲目地支持共和黨的鷹派外事政策;死心塌地去支持人格卑劣、口沒遮攔的特朗普總統;發生了連環槍殺案之後,仍然擁護憲法第二修正案,反對槍支管制;發生了無數次白人警察槍殺手無寸鐵的黑人之後,依然對種族主義抱著曖昧的態度,抹黑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因著質疑氣候變化而反對保育環境;壓抑女權……等等。當歷史巨輪向前推進時,本來應該具有先知精神的基督教會卻開倒車!

然而,曾幾何時,福音派在思想解放、學術研究、社會改革、政治運動方面卻走在最前端。福音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大醒覺」(First Great Awakening 1730-1755)和「第二次大醒覺」(Second Great Awakening 1790-1840)。在這篇短文中,筆者只會集中討論第二次大醒覺,這是一場全國性的福音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最主要的領導人物是查理士‧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根據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和瑪麗‧瑞恩(Mary Ryan)所說,芬尼的福音運動不僅改變了信徒的屬靈生活,他還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芬尼的講道應對甚至引導社會變革的方向,由19世紀開始傳統的父權制度逐步鬆懈,在這背景下,芬尼堅持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力和自由,這包括了黑人和女性。此外,芬尼指出:改善社會不僅是官員的職務,其實每個人都對社會負有責任,敬虔誠和個人道德是不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相反,他認同第一次大醒覺運動的領袖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03-1758)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

芬尼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他毫不含糊地反對奴隸制度,他認為奴隸制度是全國性的罪惡,他甚至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他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由1851年到1866年他擔任第二任校長,在此期間,其教職員工和學生都是反奴隸制度和支持普及教育的活躍分子。當南方白人誓死堅持奴隸制度時,美國在1861年爆發了南北戰爭,芬尼義無反顧地支持林肯總統。

芬尼還積極地推動學術自由,學生和教職員可以自由地辯論當時所有社會問題,在課堂上他鼓勵學生自己獨立思考,挑戰傳統,通過辯論去捍衛自己的觀點。芬尼重視蘇格拉底反詰式的學習方法,通過提問和回答問題,學生可以被激發出批判性思維,芬尼認為蘇格拉底反詰法是相向的,亦即是教學相長,他說有時自己從學生身上學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對芬尼來説,神學並不是一套固定的教條,而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1828年,一些福音派徒和芬尼的追隨者組成了美國和平協會,這個運動主張戰爭只有在符合更高的道德法則時才可以接受,在這大前提下,福音派人士反對一切不公義的武力,舉例說,在美國和平協會成立的同一年,有人在喬治亞州發現了金礦,於是掀起了一股尋金熱,一些白人尋金者侵入切諾基(Cherokee)原住民的土地,由1836年至1839年期間,被視為細端人口的切諾基人被迫徒步遷離原居地,來到現在的俄克拉荷馬州,在逼遷過程中約有4000名切諾基人死亡,1838年,浸信會宣教師和芬尼的福音派人士抗議政府強制驅逐切諾基人。此外,美國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認為美國的擴張是天命所歸,1846年,美墨邊界的一場小型衝突給予他一個對墨西哥發動全面戰爭的藉口,最後美國贏了,墨西哥失去了大約三分之一的領土,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亞州、猶他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但美國和平協會譴責這是一場不義的侵略戰爭。

雖然福音派並沒有直接發起女權運動,但女權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福音派的復興, 因為芬尼堅持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和權利,他和其他宣敎師都鼓勵女性去公開發言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此外,反奴隸制運動亦孕育著女權思想,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是反奴隸制運動的活躍份子,例如伊麗莎白‧斯坦頓(Elizabeth Stanton)和蘇珊‧安東尼(Susan Anthony)……等。

請讀者不要誤會,筆者無意絕對地美化19世紀的教會,我亦不是主張現代教會應要回復到百多年前的模樣,事實上,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問題,舉例說,這兩次全國性的復興運動渲染了戲劇化的悔改認罪和情緒化的屬靈經驗,許多傳道人在訊息中亦過度強調神的審判和地獄的刑罰,還有,第一次大醒覺散播了「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主張,這種理念一直延續到現代的福音派和共和黨,形成了兩者共同反對福利制度和政府重新分配財產(income re-distribution)的理據。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許多現代神學家眼中,芬尼的神學是有點偏差的,正如上面提過,芬尼高舉人自由選擇的能力,他反對加爾文主義中關於人類全然墮落的觀點,他認為人可以憑著自由意志去克服罪性。

但無論如何,重溫這段歷史是有必要的,不少信徒以為許多當今福音派領袖所鼓吹的東西都是自古以然,都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都是基於聖經的教訓,例如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在19世紀並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接受基於「時代論」的末世觀,改善社會從而配合上帝的國度亦不是在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社會福音」。我相信,如果查理士‧芬尼和19世紀的福音派人士活在今天,他們在許多政治議題上都會站在和當今主流福音派相反的立場。

20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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