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歷史會重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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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如果你往華盛頓首府旅行是為了尋找樂趣,那麼請不要去參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這博物館的氣氛非常沈重,館中恐怖的展覽迫使你重新審視人性弱點、世界苦難、正邪之分……等宏大問題。大約十年前我已經參觀過這博物館,最近舊地重遊,但這次我觀察到一些上次忽略了的東西。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上台,當時德國的人口約為六千萬人,而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是基督徒,當中二千萬人是羅馬天主教徒,四千萬人是新教徒。那時候最大的新教教會是德國福音教會,該教會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它支持一個「納粹化」的基督教。當納粹黨開始迫害猶太人時,很多德國基督教會都保持沉默。你可能會感到奇怪,既然大多數德國人皆是基督徒,那麼他們怎會支持極端邪惡的納粹黨呢?首先,納粹主義的賣點之一就是民族主義,它挑動人的愛國情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愛國便等同於支持一個政黨,無論黨的路線是多麼荒謬;其次,當你看到在歷史長河中基督教反猶太主義的滔滔巨浪時,這一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長期以來,基督教會指控猶太人拒絕承認耶穌是彌賽亞,並且利用羅馬人殺了上帝的兒子。最早指責猶太人應對耶穌之死共同負責的記載,見於一篇主後一六七年的講道。在公元四世紀當基督教被羅馬帝國接納之後,猶太人便成為了壓迫對象,不時有猶太教堂被燒毀。但遲至一九六五年梵蒂岡才宣布,基督之死不能歸咎於整體的猶太人。經過了一千七百九十八年(167-1965),天主教會方能和猶太人修補破碎的關係。

你可能會認為這僅僅是天主教的問題,但在宗教寛容上,新教徒並不比天主教徒做得更好。早期馬丁‧路德希望說服猶太人皈依基督教,但未能成功,於是乎他認為猶太人是無可救藥的。一五四三年馬丁‧路德寫了一本非常反猶的書,名字是【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在書中路德提出嚴苛的手段去對付猶太人,例如鼓吹燒毀猶太教會堂、學校;禁絕他們的的宗教著作;拒絕讓猶太人擁有基督徒的房屋;禁止拉比講道;不要保護猶太人……。幸好,一九九六年世界路德會聯合會和美國福音信義會聯合發表聲明,批評馬丁路德的反猶太人言論,跟天主教差不多,路德會需要四百五十三年(1543-1996)才可以糾正錯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許多歐洲國家已經變得越來越世俗,這包括了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參加教堂活動的德國人口比例持續下降,自公元二千年以來,超過四百間羅馬天主教堂和一百多間更正教會已經關閉,另外七百幾間天主教堂在未來幾年內亦可能要關門大吉。根據二零一四年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德國人視宗教為對人生很重要,這是遠低於美國(百分之四十)。世俗化有許多原因,標準的屬靈答案是:「撒旦的破壞、世界的誘惑、人心不再渴慕真理。」但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更正教會,如今已經失去了信譽,有誰願意相信幾百年和十幾個世紀都不反省、不認錯的教會,可以是社會道德的指標呢?

舊約專家約翰娜‧馬波 (Johanna Wijk-Bos)指出:過去幾十年基督教無法在反省猶太人大屠殺的亮光下詮釋兩約,因此基督教的反猶太教和反猶太人態度不但沒有受到挑戰,而且往往變得更加隱蔽,更加危險。

二戰於一九四五年結束,為什麼要等到一九六五年、一九九六年,天主教會和路徳會才先後表達對猶太人敵意的反省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納粹主義顯然是邪惡,希特勒顯然是大魔頭,這還需要深刻的分析和反省嗎?這就好像一個學生在考試中答錯了一些他以為很簡單的題目,於是,他覺得沒有需要去重新思考自己在這一科的概念是否有錯。美國諺言有云:「回望過去,視像總是清晰到20/20。」香港的一句俗語更加傳神:「邊個唔知阿媽係女人?」但在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對德國基督徒來說,納粹黨所做的一切都顯得非常有道理。

你可能會認為,在公元一六七年、一五四三年、一九三三年發生的事情是非常遙遠。我很不願意重提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的說話:「誰不吸取歷史教訓,誰就注定要重複它。」事實上,歷史正在重演。首先,今天的許多基督徒和教會領袖仍然支持專制政權,或者為它辯䕶,例如有些牧師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勸導信徒要順服任何類型的政府。就像一九三零年代的德國一般,這些教會領袖和基督徒無法跳出自己的愛國情意結,導致黨國不分。

還有,過去的基督教會對基督徒施行「麻痹良心」(desensitization),對猶太人則施行「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令人對猶太人不再有同情心。猶太人被標記為「殺耶穌的兇手」,但猶太人怎麼可能世世代代都要對發生在公元三十三年的事件集體負責?這不要緊,只要這民族整體都被判定為有了「原罪」,人們便可以對猶太人做任何事情,或者讓任何人對猶太人做任何事。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我親眼目睹了這種「麻痹良心」和「非人性化」的手段,九一一襲擊之後,通過各種渠道,我讀到並聽到很多令我噁心的信息,許多人,包括基督徒和教牧,說他們因著這恐怖襲擊事件而感到「快樂」,他們不但沒有對在世貿中心和四架飛機上的三千名無辜受害者表示同情,相反,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去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有些人說,這次攻擊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壓迫巴勒斯坦人。

那些在世貿中心和四架飛機上的三千人,怎麼可能要為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負責?不要緊,只要美國被標籤為「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美國人作為一個整體便是有了「原罪」,任何人對美國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本‧拉登根本不是巴勒斯坦人,十九名劫機者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人,其餘是埃及人、黎巴嫩人、亞聯酋人,當中沒有巴勒斯坦人。難道美國政府壓迫拉登和沙特人?與此相反,蘇聯入侵阿富汗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本‧拉登抵抗蘇軍;一九九零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危在旦夕,而美國的「沙漠之盾行動」保護了沙特。但這不要緊,只要美國是「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美國一定有壓迫其他人,其他人必有充分理由去憎恨美國人,甚至要殺死他們。

我想起美國作家漢娜‧哈靈頓(Hannah Harrington)的兩句名言:「仇恨很容易,但愛需要勇氣。」我想補充兩句話:「盲目的正義和仇恨是容易,但洞察力和冷靜的頭腦需要智慧。」

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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