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神學遊記IV
適逢聖誕假期,終於有機會好好讀一遍死海古卷這種傳說級的primary source。
提起死海古卷,不得不提的是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的已故教授,Géza Vermes。他除了是研究死海古卷的權威,更是一位勇敢揭發「死海古卷醜聞」的先鋒。沒有他的勇敢,可能我們今天也沒有死海古卷可讀。
話說,死海古卷早於1947-1956年出土,但直到1991年才陸續將所有抄本向大眾公開。換言之,死海古卷的出版工作足足花了近50年時間才完成!為何進度如此緩慢呢?原因除了是工作艱巨,背後更是藴含著利益輸送的「小圈子」操作。
據Vermes憶述,當年發現的死海古卷殘片數以萬計,但最初被「委派」進行處理的團隊只有7人,而且當中大部分是久缺經驗的年輕學者。這令人感覺有用人唯親之嫌。他們花了近20年時間,卻只有少量出版。後來事情更發展到,一些學者竟透過壟斷死海古卷來吸引博士生來讀書。他們逐少逐少發放死海古卷給學生來作論文題目。這形成了一個以死海古卷為中心的「學術霸權」—只有少數人才有「特權」觀看古卷。
而Vermes在很早期已不斷催谷死海古卷的出版進度,他與一小撮學者不斷向出版團隊施壓。在1977年的一場公開演講中,他更斥責說:「史上最偉大的希伯來抄本發現快要變成二十世紀最大的學術醜聞(the academic scandal par excellence)!」
在Vermes的狂追猛打下,事情在1991年終於有轉機。一些支持Vermes的學者看不過眼,於是以不同方法「強行」出版某些死海古卷,例如用電腦程式私下重構古卷,甚至有傳將古卷偷出來然後公諸於世等等。在各方努力下,死海古卷的學術霸權最終被打破,出版團隊被迫開放古卷。然後在短短6年間,大部分死海古卷被迅速出版。Vermes於1997年的作品《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如圖),標誌著這段長達50年醜聞的終結。
作為一名學者,Vermes除了有知識,更有作為學人的素養。他重視知識的開放性,而拒絕將知識作為服務某小圈子的工具。
這與今天一些華人教會對待知識的態度實在有著天淵之別。一方面,有些教會很害怕將知識開放給信徒,認為知識只叫人自高自大,只強調「不要問,只要信」。另一方面,有些教會雖強調知識,但只將知識當作護教的工具,選擇性地用作支持自己的既有立場,然後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兩種情況都有「反智」的傾向。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基督徒應有的治學態度。知識是普世的,正如福音也是普世。我相信,只有當我們能坦然地、平等地開放知識,以虛心來聆聽對方的意見,教會才能真正與廿一世紀的世界對話,以致能成為以「真理服人」的群體,而非迷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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