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神學遊記IV

適逢聖誕假期，終於有機會好好讀一遍死海古卷這種傳說級的primary source。

提起死海古卷，不得不提的是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的已故教授，Géza Vermes。他除了是研究死海古卷的權威，更是一位勇敢揭發「死海古卷醜聞」的先鋒。沒有他的勇敢，可能我們今天也沒有死海古卷可讀。

話說，死海古卷早於1947-1956年出土，但直到1991年才陸續將所有抄本向大眾公開。換言之，死海古卷的出版工作足足花了近50年時間才完成！為何進度如此緩慢呢？原因除了是工作艱巨，背後更是藴含著利益輸送的「小圈子」操作。

據Vermes憶述，當年發現的死海古卷殘片數以萬計，但最初被「委派」進行處理的團隊只有7人，而且當中大部分是久缺經驗的年輕學者。這令人感覺有用人唯親之嫌。他們花了近20年時間，卻只有少量出版。後來事情更發展到，一些學者竟透過壟斷死海古卷來吸引博士生來讀書。他們逐少逐少發放死海古卷給學生來作論文題目。這形成了一個以死海古卷為中心的「學術霸權」—只有少數人才有「特權」觀看古卷。

而Vermes在很早期已不斷催谷死海古卷的出版進度，他與一小撮學者不斷向出版團隊施壓。在1977年的一場公開演講中，他更斥責說：「史上最偉大的希伯來抄本發現快要變成二十世紀最大的學術醜聞（the academic scandal par excellence）！」

在Vermes的狂追猛打下，事情在1991年終於有轉機。一些支持Vermes的學者看不過眼，於是以不同方法「強行」出版某些死海古卷，例如用電腦程式私下重構古卷，甚至有傳將古卷偷出來然後公諸於世等等。在各方努力下，死海古卷的學術霸權最終被打破，出版團隊被迫開放古卷。然後在短短6年間，大部分死海古卷被迅速出版。Vermes於1997年的作品《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如圖），標誌著這段長達50年醜聞的終結。

作為一名學者，Vermes除了有知識，更有作為學人的素養。他重視知識的開放性，而拒絕將知識作為服務某小圈子的工具。

這與今天一些華人教會對待知識的態度實在有著天淵之別。一方面，有些教會很害怕將知識開放給信徒，認為知識只叫人自高自大，只強調「不要問，只要信」。另一方面，有些教會雖強調知識，但只將知識當作護教的工具，選擇性地用作支持自己的既有立場，然後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兩種情況都有「反智」的傾向。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基督徒應有的治學態度。知識是普世的，正如福音也是普世。我相信，只有當我們能坦然地、平等地開放知識，以虛心來聆聽對方的意見，教會才能真正與廿一世紀的世界對話，以致能成為以「真理服人」的群體，而非迷信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