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總比別人有理? —群體式思維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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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1月3日

為什麼川普的支持者與希拉莉的支持者對什麼是事實和真相,有那麼大的距離?為什麼基督徒與世俗主義者對歷史和真理的認知有那麼大的差距?為什麼利益既得者的群體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總是與利益未得者不同?為什麼我總覺得比別人更有理?

簡單說,不同的群體對相同的現象有不同的認知和解讀。跟著群體走有種踏實的安全感。群體的壓力和慣性造成一種氣勢,它替代了人們思考的能力。這就是群體式思維的特色。問題是:這種心態有什麼不好?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無過於19世紀美國南方的文化景觀。馬克吐溫藉著《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本小說非常傳神地描述,如果種族歧視與拿槍械鬥是天經地義的權利時,人們的是非觀都會受到影響。

故事的主人公哈克貝利·費恩(簡稱哈克)是個聰明、善良、不受拘束的白種人少年。他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跑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是個勤勞樸實、熱情誠實、忠心耿耿的黑奴。可是為了逃避被奴隷主再次賣掉的命運,他終於出逃。這本書就是描述哈克與吉姆間的故事。(中譯文取自:http://www.8apa.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26579,不過稍作修改。)

下面是哈克與老紳士的兒子勃克的對話(哈克用第一人稱),取自該書第18章:

每一個人都有貼身黑奴侍候——勃克也有。我的貼身黑奴空閒得很,因為我不習慣於叫人家服侍我。不過,勃克的黑奴整天跑東跑西,忙個不停。

……

老紳士擁有好幾處農莊,黑奴有一百個以上。

哈克與勃克討論兩家的世仇。雖然不知道為什麼結怨,但兩家卻經常拿槍對著幹:

“你真的想殺死他麼,勃克?” 哈克問道。
“嗯,我肯定是的。”
“他幹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啊?”
“他麼?他從沒有害過我啊。”
“既然這麼說,那你又為了什麼要殺死他呢?”
“啊,沒有什麼啊,——就只是為了打冤家嘛。”
“什麼叫打冤家?”
“哈,你是在哪兒長大的?你不知道什麼叫打冤家?”
“從沒有聽說過啊——說給我聽聽。”
“啊,”勃克說,“打冤家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跟另一個人吵了架,把他殺了。另一個人的弟兄便殺了他。接下來,其他弟兄們,這是指雙方的,就我打你,你打我。再下來,堂兄弟表兄弟,參加了進來——到後來,一個個都給殺死了,打冤家也就打光了。這是進行得緩慢的過程,得花很長的時間。”
“這裡的打冤家有很長時間了麼?”
“嗯,這我需要估一估了!是三十年前開始的。或者說,大致是這麼久以前吧。總是發生了什麼糾葛吧,然後是上法庭求得解決。判決對一方不利,他就挺身而鬥,把勝訴的一方給槍殺了——他當然會這麼幹。換了任何哪一位,都會這麼幹。”
“那麼是什麼糾葛呢,勃克?是爭田產麼?”
“我看也許是吧——我不清楚。”
“啊,那麼,先開槍的是誰呢?——是格倫基福特家的人(即勃克家)還是歇佛遜家的人?”
“老天爺,我怎麼知道?是老早的事啦。”
“能有人知道麼?”
“哦,那有的。據我看,我爸爸知道,有些老一輩人知道。不過到如今啊,最早是怎麼鬧起來的,連他們也不知道了。”

更可笑的是,這兩家人去同一間教堂。不過,他們間的仇恨似乎與信仰絶緣。

下一個星期天,我們都去了教堂。有三英里遠。全都是騎了馬去的。男的都帶上了槍,勃克也帶了。他們把槍插在兩腿當中,或者放在靠牆隨手可拿的地方。歇佛遜家的人,也是這般架勢。所講的道沒有什麼意思——儘是說些“愛弟兄”這類叫人聽了厭煩的話,可是人家一個個都說道講得好,回家的路上說個不停,大談什麼信心啦,善行啦,免費的恩典啦,預定論啦,等等的,叫我說也說不清還有些什麼。總之,在我看來,這可說是我一生中最難受的星期天啦。

下面這段取自第31章,描寫哈克內心的交戰。他南方白種人的“良心”要他把傑姆交出來。但是,他另有一種感情讓他做不出來,於是有了內心的交戰:

很快便會傳開這麼一個說法,說哈克·芬出力幫助一個黑奴重獲自由。這樣,要是我再見到這個鎮子上隨便哪一個人,我肯定會羞愧得無地自容,願意趴在地下求饒。一般的情況往往是這樣的嘛。……我越是想到這件事,我的良心越是受到折磨,我也就越是覺得自己邪惡、下流、沒出息。……那個可憐的老婦人平生從沒有損害過我一根毫毛,我卻把她的黑奴拐跑。為了這個,上帝正指引著我,讓我明白什麼都逃不過他那高懸的明鏡,他決不允許這類不幸的事再發展下去,只能到此為止。

……

我試圖叫我的嘴巴說什麼我要干正正噹噹的事,乾乾淨淨的事,還打算給這個黑奴的主人去信,告訴她,吉姆如今在哪裡。可是在我心底深處,我知道那是在撒謊——而上帝也知道。你可不能對上帝撒謊啊——這個道理,我如今算是弄明白啦。

我因此心裡亂糟糟,可說亂到了極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到後來,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對自個兒說,我要把信寫出來——然後再看我到時候能不能祈禱。啊,這有多怪啊,我這麼一想,就彷彿立時身輕得如一片羽毛,我的種種煩惱都一掃而光。於是我找來了紙和筆,既高興,又激動,坐下寫了起來:

華珍小姐,你在逃的黑奴傑姆現正在比克斯維爾下游兩英里地被費爾貝斯先生逮住了,你如把懸賞金額給他,他會把他交還給你。 -哈克·費恩

我覺得挺痛快,覺得已經把罪惡洗滌得一乾二淨,這是我平生第一回有這樣的感覺。我知道,如今我能祈禱啦。不過我並沒有馬上就祈禱,而是把紙放好,坐在那裡思前想後—— 想到了這種種的一切終於能成如今這個樣子,這有多麼值得高興啊,而我又怎樣差點兒迷失路途,掉進地獄。

我又繼續地想。想到了我們往大河下游漂去的情景。我見到傑姆正在我的面前,片刻不離,在白天,在深夜,有時在月夜,有時在暴風雨中。我們漂啊漂,說話啊,唱啊,笑啊。不過呢,不管你怎麼說,我總是找不到任何一件事,能叫我對他心腸硬起來。

……

最後我又想起了那一回的事:我對劃攏來的人們說,我們木筏子上有位害天花的,從而搭救了他。這時他是多麼地感激,說我是他老傑姆在這個世上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如今唯一的朋友。正是這個時刻,我碰巧朝四下里張望,一眼看到了那,那張寫就的紙。

這可是個叫人左右為難的事啊。我把紙揀了起來,拿在手裡。我在發抖。因為我得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而且永遠也不能反悔。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認真考慮了一分鐘,並且幾乎屏住了氣考慮的,隨後我對自個兒說:

“那好吧,就讓我去下地獄吧。”——隨手把紙給撕了。

這段描寫是全書的高潮。藉著馬克吐溫的筆,我們窺見了當年南方白人的群體心態。他們集體蓄奴,並且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利益不惜付諸任何手段,連宗教信仰也不能越過這個底線。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是被他們的宗教信仰所定義。相反地,他們的宗教信仰被他們的文化所定義。

哈克所謂的“良心”,其實就是在那種文化氣候下所塑造成的“公理”。他無法超越這層藩籬來做獨立思考。因為耳濡目染,這個藩籬對他幾乎有絶對的約束力。不過,我們看見,“在私下裡,在心底裡”他還是有個自發的良知,使得他把傑姆當做人看,讓他無法背棄這位老好人。哈克有這種掙扎,因為他還是少年,童心未泯。文化的約束力還沒有完全定型。

社會的“合理架構”

著名的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引進過一個“合理架構” (plausibility structure,或作“成真架構”)的觀念。合理架構就是一個社會共有的一組世界觀。人人不需要求知就曉得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組不成文的法則與前提假設。人們“知道”,在這個社會和文化框架中什麼才是可信的,以及什麼東西可接納為“正常的”。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合理架構。它就像一副眼鏡,我們帶上,用以觀看一切。我自己看不見眼鏡,只有在另一個文化下的人才能看到我戴了眼鏡。當然,那個異文化的人也看不見他自己戴了眼鏡,因為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合理架構。藉著馬克吐溫的筆,人們能夠看得見美國當年南方人的盲點(“合理架構”),所以這本書才如此暢銷。

許多留學生到了異文化群中才認識到什麼是人生中最可貴的,知道自己所知有限,開始尋求信仰和真理,或許就是這個道理,異文化這面鏡子照出他們的慣性,於是才開始認識自己真正的需要。

我們如果真要求知,就必須先認識自己的盲點。正如同哈克的覺悟,我們的理性也都需要受到質疑。寫過《多元化社會中的福音》一書的英國紐比金主教,他根據彼得·伯格“合理架構”的論點,指出理性主義的偏差。他分析說,理性並非知識的來源,而只是處理信息的方式。

不但如此,連理性自己都是一種傳統(慣性),“理性並非獨立的信息源,它只能在一個持續的語言文化傳統內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合理性”的東西不是固態的:“理性語彙的一切傳統都在不斷變化,目的是為了從人類體驗中總結知識。

“舊程式和舊概念受到質疑,因為它們不適合群體所面對的新現實。……傳統面臨危機。傳統內部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有些體驗用固有的思維方式無法理解。這時候,另一個與現有傳統競爭的理性傳統開始登場。”

紐比金說:“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觀念,或是一組經驗罷了。它是一個故事,敘述上帝的作為。”(“一個故事”,不是一堆故事。)我們也是藉著這個故事與上帝相遇。紐比金長久居住在印度,回到英國後又接觸到一個多元,甚至是“異教”的文化。他深知在這個後現代的社會中,因著“合理架構”不斷的改變,群體式思維也一直在改變。

對紐比金而言,所有的理論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個證明,他遇見了這位耶穌。他願意為這個故事而活,也願意為這個故事而死。

一切有關上帝的知識,我們所能知道的,都藉著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彰顯了出來。除非我們能夠學習摘下眼鏡做思考,我們就很難認知這個故事真正的含義。就像馬克吐溫筆下那批南方佬一樣,宗教信仰不過在為他們的 “合理架構” 服務。上帝並沒有塑造他們的“合理架構”,反倒是,他們的“合理架構”塑造了他們心目中的上帝。可是因為沒有其它的參考點,他們不過模糊地記得一些(與生活無關的)教理,但卻與那個“聖經故事”失之交臂了。

心理與品格的成熟

當年耶穌跟法利賽人對話,為什麼法利賽人總好像聽不懂?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已經有一套自己宗教架構下的思維,無法超越。這使得他們見樹不見林,見駱駝而不見蠓蟲。更重要地,這不但代表他們認知上的偏見,也代表他們品格上的缺陷,耶穌用“假冒為善”來指責他們。

群體式思維的盲點就在這裡,不是因為不夠理性,或是故意心存歧視,而是被群體中的“合理架構”所矇蔽了,看不真切。以至於,他們道德上的判斷也模糊了。

我們如果想要減少這種矇蔽,就必須想法接觸不同的思維方式,聆聽不同“合理架構”的聲音。這需要進入對方的思維背景。不過,這有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我們要放下身段,承認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偏頗的,不準確的。一個永遠以為自己是對(或正確)的人是主觀的,他無法吸收新知,也無法超越自己視角的盲點和限度。

第二、培養一種“他者視角”,不要急著證明自己是對的。心態上,這不是在爭你我,而是在尋求真理、真相。用一種同情的態度設身處地地去瞭解,對方那個觀點的背景是什麼。能夠培養出這種“他者視角”,它不但代表一個人心理上的成熟,更代表一個人品格上的成熟,不隨便彰貶人物,指點江山,反倒認識自己認知的限度。

把這種態度應用在讀聖經上也是一樣。要尊重聖經,不要急著找經文來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卻要多設身處地瞭解經文的原意。我們必須設法多瞭解寫作當時的文化背景,而不是單單用“拿來主義”字面解經,甚至扭曲經文的意思來證明自己有理。

用這種態度來讀經,也代表心理和品格的成熟。我們可以更多體會經文的原意,以及體會上帝的豐富和偉大,而不被自己族群的“合理架構”思維所捆綁。

上帝是宇宙萬有的上帝,而不僅僅是某個群體的上帝,不要把上帝縮小了、馴化了,成為你我的家神!

後記:本文刊載於《香柏領導力》微信公共號,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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