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am Chung

剛剛大學畢業、平信徒、修讀工程,卻愛做偽文青。

漂書記一《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

《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著
許煜譯 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簡體)

梁振英在讀出施政報告的引言時,提到香港人若在爭取民主時不依法守法的話,將會淪為無政府主義。這一句就已經道出了梁振英對政治的理解十分薄弱,根本不去了解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便立刻將之定義為會令到社會變得無序、混亂。而事實上,雨傘運動雖然不自覺地實踐了無政府主義(尤其是在前期),但香港社會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混亂,而製造混亂的一方,顯然是政府一方,包括警察使用過份武力,政府帶頭加強社會撕裂等。

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信仰的態度

無政府主義被很多人看成為不可能的政治生態及制度,因為我們沒有脫離國家或政府的管治底下的社會中生活過。當我們一生出來,便注定要成為一個國家下、被政府管治的人民,所以我們的世界觀也容易地被國家及政府的架構底下所局限。在《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中,David Graeber 便認為無政府主義不只是一套理論,也可以是一種生活態度及信仰。

我們往往覺得一個完全美好的世界並不存在,但這個「不可能」的假設其實不能被驗證出來。而只要我們相信這種看似烏托邦的社會是可以存在,我們就可以朝向這個最終目標去實踐。這個「新天新地」會由人民自我組織、互助,當中沒有一個人能以統治者的身份去運用特權管治他人。儘管最終社會可能沒有變得全新一樣,但之少我們與美好的生活更加接近1

跳出「國家」的想像

民族身份不是因為血緣關係而生來有之,而是被文化、教育的教化底下所建構出來,所以「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的身份其實都是被社會文化所塑造出來,而「國家的公民身份」也是以政治手段塑造的產物。我們又傾向將國家和社會秩序相對應,認為失去國家就會使社會變得混亂。然而作者認為統治者或國家的影響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他們的命令只適用於政治架構當中,市民的生活其實大多數與政府的決定無關2

既然知道國家其實沒有「能力」為市民的生活作決定,那為甚麼國家仍然可以控制這一大群人民?答案是在於使用武力的權力。很多人在這個現代文明的社會中,常常認為「知識就是力量」,事實上蠻力才是控制社會的重要力量3。當人擁有使用武力的權力以後,我們就不需要考慮到理性或對錯是否在施暴者的一邊。結果,社會間結構性的暴力簡化了社會制度:當反對者被政府視為違法者,自然就根據所謂的「既定程序」去使用暴力恐嚇他們。然而,人民卻是富有同情心的去關心壓迫者,總是認為國家會有一天變好,這樣就解釋了為何結構性的暴力會成為國家建立的基礎[4 《無》P.84-85]。

直接民主

在實踐無政府主義的「國家」當中,將不會再由國家或政府去決定人民要如何生活,而是由人民自己去作決策。而決策的過程也不是純粹經過投票來贊同或反對一個建議,而是透過尋求共識的過程,將建議不斷修改,直至每個人都同意結果為止。尋求共識無疑是一個麻煩多多的過程,但能夠確保少數的意見沒有被忽略,而作者也認為投票只會使少數喪失尊嚴及對群體產生怨恨4

直接民主也可在直接行動中看得到,例如當香港人為要向政權表達對假普選的不滿,就直接走到街頭上佔領,頂著黑警的催淚彈及警棍,以及來自中共勢力的黑社會攻擊。當佔中三子希望在佔領區舉辦投票,決定是否滿意對政府當時建議成立多方平台及撰寫民情報告的做法,卻遭到佔領者反對,這顯然是因為留守佔領的行動已經表達了他們的取態。而運行佔領區的日常運作時,也主要基於市民自發參與不同工作崗位,在沒有領導的底下作群體自決,已經體現了直接民主的原則。然而在政府眼中,直接民主卻是最危險及最不穩定的社會現象,因為「平等」威脅了少數有錢人的權利,而只有代議式民主才可以保障有錢人的利益,再借「民主」為名就一些政策偶爾諮詢一下公眾5

革命的可能性

直接行動往往鼓吹了討論革命的可能性,黃之鋒早前接受電台訪問時也談及了「革命」,指革命是需要軍火,又需要有金主購買武器,且要有死的準備才可以說自己是搞革命。言論一出,立即引來不少網民批評他根本不清楚何為革命,而作者也認為只要人民抗拒壓迫他們的權力,並且在日常生活盡力將這份壓迫力驅逐,雖然可能沒有真正的起義,但無可否認也是一場革命6

革命經常被人們定義為「一次巨變」,而通常革命都需要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當人民習慣與政府進行不合作的運動,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斷層在日常生活間日漸擴大,最後現有的政府體制就會變得不中用,而社會也會以新的模式去組織及溝通。作者認為革命不一定需要推翻現有政府,而是可以在權力底下進行社會自治,不再去依靠政府或是任何強勢組織(大台、學聯、泛民),而是可以自我組合在一起,透過集體決定的規則運作,共同去推到因現有制度底下造成社會不公而形成的圍牆7

始於雨傘運動起,市民開始從街頭運動中體驗無政府主義,實踐直接民主。再加上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刻意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香港民族論》,這一連串的事情加強了香港人對社會自決的訴求8。實踐無政府主義,於日常生活中完全擺脫中共和香港政府的管治,或許是香港人走出中共再殖化的其中一條出路。

後話:這是我第一次透過此書接觸有關無政府主義的論述,如果有錯歡迎提出或指教:)

註:

  1. 《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大衛‧格雷伯P.5, 11-12
  2. 《無》P.75-80
  3. 《無》P.82
  4. 《無》P. 97, 102
  5. 《無》P. 95-96, 104-106
  6. 《無》P. 39
  7. 《無》P. 45-52, 70
  8. 可見於「自己香港自己救」及「香港問題 香港解決」等口號,以及香港人對香港民族論或港獨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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