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的迷思: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最近香港爆發了反對逃犯修訂條例的示威浪潮,已經有多位作者就此事件發表評論,筆者並沒有什麼高見,我只是嘗試在這裏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這問題。可以說,這事件是普世價值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已經接受了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但中國政府及其支持者卻認為這些訴諸普世價值的論述是境外勢力干涉內政,是不尊重中國特殊國情的分化行為。

2011年前新華通訊社社長李從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強調:國際社會必須尊重每個國家的「個別文化、習慣、信仰與價值」,每個國家都應該行使主權,在自己的國情下定義自由與人權。在2018年,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必須加強黨對法治的領導,「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世界革命的大前提是真理的普遍性

但有趣的是,共產主義從開始發展的頭一天便已經是肯定了普世價值的國際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明確地宣告「世界革命」這終極目的:「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鎖,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吧!」

1917年10月革命成立了蘇維埃政權,1919年3月2日,前蘇聯創立「共產國際」,號召全世界人民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革命,其大前提是馬列主義不單適用於俄羅斯,亦適合全世界,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中共正是國際共產運動的產物。在2017年10月25日中國作者劉洪海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只有共產主義能救人類救世界 – 紀念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一百週年》,他開宗明義地說:「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根據左派作家的論述,西方國家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頭上,事實上,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亦即是共產國際發展的同一時期,美國卻走向與蘇聯相反的孤立主義,拒絕加入國際聯盟,直至二次大戰前夕,美國朝野仍然不願介入國際糾紛。

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史大林加入同盟國,1943年他解散共產國際,以對抗共同的敵人法西斯主義。但是,在二戰後蘇聯並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夢想,幾乎半個地球在蘇聯影響下成為共產國家。在同一時期,美國逐漸放棄孤立主義,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新世界秩序,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般關稅及自由貿易協定等……,都是羅斯福總統構思的願景。

中蘇在1959年分裂之後,毛澤東肩負起領導世界革命的使命,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常引用的一句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因此中國向世界輸出革命,秘魯的光輝之路(Shining Pat)、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尼泊爾的毛派反政府武裝……都是受到中國支持,到1975年,中國將其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五以上用於外援,而那時候美國的外援金額則只有百分之一點五。1964年至1985年間,中國花了1.7億美元至2.2億美元,培訓了至少19個非洲國家的兩萬名武裝人員。世界革命是建基於毛澤東思想是普世價值、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

由「韜光養晦」至「犯我中華,雖遠必誅」

在1979年開展了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實施韜光養晦的政策,不再對外輸出革命。1990年鄧小平明確地發出指示:雖然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經過幾十年的經營,中國在2009年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當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時,中國政府和人民逐漸回復到對外輸出自己意識型態的做法,甚至出現了「犯我中華,雖遠必誅」的「戰狼」邏輯,舉例說,今年2月近萬名中國人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試圖阻止一名西藏女孩成為多倫多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因為她對西藏的觀點不符合官方立場。

還有,去年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外國航空公司必須為台灣和香港等地方「正名」,以宣示中國對這些地方的主權。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在壓力下取消了在訂票網站和機票上採用「台灣」這名稱,只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或「台北市」的名稱。今年2月,一架新西蘭航空公司飛往上海的飛機在空中飛行幾個小時後,被迫返回奧克蘭,因為該航班的文件中提及「台灣」。順帶一提,我和內子在很多年前參加了一次南極之旅,我們乘坐的遊輪途經福克蘭群島和阿根廷。英國在1833年宣稱福克蘭群島的統治權,但阿根廷堅持這些島嶼屬於自己。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國為了這些島嶼而開戰,最後英國贏了。阿根廷不承認「福克蘭群島」,稱這些島嶼為「馬雲娜群島」(Islas Malvinas),但遊輪的文件仍然沿用「福克蘭群島」,幸好阿根廷沒有拒絕遊輪泊入其港口。

此外,無國界記者指出,中國政府影響了整個亞太地區的新聞自由水平,北京向國際輸出自己監控新聞的模式,例如在2017 年 4 月,中國與柬甫寨簽訂了資訊合作協議,並提供關於網路審查與監視的課程。中國並且向不合作的外媒施壓,例如在2018 年 9 月,南非「獨立線上」媒體集團旗下的報紙刊登了一篇關於疆維吾爾人處境的文章,幾小時後這專欄神秘地消失,「獨立線上」有 20% 資金源自中國。又例如在習近平於2019年3月訪問意大利期間,中國駐羅馬大使館的一名中國官員多次恐嚇意大利報紙Il Foglio的一名女記者,警告她不要再報導對中國不利的消息。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其實中國人亦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具有在自己國家和文化以外的普遍性和甚至是絕對性的意義,當自己要求他人或他國遵照自己的真理做事時,那麽自己算不算是「境外勢力」便不打緊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到底有沒有放置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呢?中國作者宋魯鄭曾經撰寫《中國為什麼要懷疑西方的「普世價值」》一文,宋魯鄭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許多民主國家的弊病,說得非常好!我不打算反駁其論點,讓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吧!宋魯鄭的文章包含了批評美國的內容,假設他是美籍華人,他的言論觸怒了特朗普,特朗普下令將他逮捕,但拘留了三年仍不起訴或者審訊,而且不容許他和親人會面,在這情況下,我相信任何人都會站起來捍衛他的人權和言論自由,並批評特朗普政府缺乏法治精神。上面提過李從軍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鼓吹文化相對主義和國情特殊論,但假若美國政府以國情特殊為理由而封殺他的文章,李從軍會否尊重美國的決定呢?

現在讓我們由假設情況回到現實,中國網絡作家袁小靚經常發表支持中國體制和批判西方民主的言論,她曾說「民主是一個偽概念。」但今年一月她的澳洲籍丈夫楊恆均被中國被捕,袁小靚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投訴當局不讓自己和丈夫見面,她哭著說:「每天在一起的一個親人忽然之間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不是健康,甚至他是不是還活著,……就是連一個口信都沒有。」她並且要求澳大利亞政府這「境外勢力」營救她丈夫,為什麼袁小靚在那時侯沒有繼續支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和堅拒西方的價值呢?

今年5月,總部位於紐約的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禁止華為員工審查其期刊的論文,因為美國政府關注華為會危害其國家安全,但後來禁令被解除了,在解除禁令之前,IEEE的宣告令許多中國科學家感到憤怒,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舉動違反了學術自由和誠信。但是,如果正如李從軍所說,每個國家都有權自行定義自由,那為什麼中國科學家不能接受美國可以實施符合其特殊國情的政策呢?

普世價值的理論基礎就是普遍人性,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懷疑學會的創辦人和會長舒默(Michael Shermer)說得更具體:「我不想做奴隸,所以我也知道你不想做奴隸。」

今天香港有兩百萬人上街示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2019.6.16

留下回應

贊助連結
陳韋安洪麗芳 寫給你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

 

 

精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