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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愛理科,閒來打幾手橋牌,長大後愛文科,閒來看幾套電影;
本想專攻神學歷史,後來鑽進聖經研究;
一直不變的是對政治的關懷及在教會的參與。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

原刊於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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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論到從宗派傳統,教會制度或甚至是信徒的觀念之中,也反映出信徒群體不太重視學術自由。簡單究其原因,撇開人為的敗壞因素如鞏固權力及維護利益等不論,這或是出於教會的本質乃信念群體,信條、教義及傳統等,自古以來旨是教會最重要的遺產,所以教會往往視嚴防異端及捍衛真理為她其中一項首要任務。在這前題下,學術自由就不是那麼重要。換言之,教會著重教導信徒接受傳統及信條,並以此為基礎去實踐信仰,這比起教會革新傳統及反思信條,更為重要。

然而,教會也是一個尋求真理的群體,因為耶穌基督曾說凡屬真理的人就聽祂的話,祂本身也就是真理;從創造的角度看,所有真理也是上帝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所以,在這個敗壞的世界之中,教會應著重真理在自由的環境下越辯越明,不受人為的權力及傳統所左右,教會歷史也正正告訴我們,教內的權力及傳統可以如何壓制及扭曲真理。從這角度看,教會應重視學術自由的價值。事實上,學術自由不一定是甚麼洪水猛獸,威脅教會所持守的信念。這關係到甚麼是學術自由?教會如何實踐學術自由?我嘗試從一名更正教學者的觀點及天主教一個相關的個案作出討論。

美國Calvin College的院長Anthony J. Diekema在1996年退休之後,總結他過去40多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特別是從最後20年當院長的日子整理基督教學術自由的理念。Diekema指出學術自由不似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等有較為一致及明確的意思,人們基於不同的世界觀便對學術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及重視。他認為按基督教的世界觀而論,教會當重視學術自由,因為學術自由是基督信仰的的自由之合理延伸。基督釋放了罪人,好使他們可以自由回應上帝及服侍世人。基督徒學者既按上帝的呼召去尋求真理,他們當有自由去回應這個召命;學術自由也應是一種負責任的自由,為了回應上帝及服侍他人,而不是為了滿足一己之欲望,所以基督徒學者當有自由以學術尋真的方式服侍這個世代。基督教學院與他們所屬的教會,兩者扮演不同的角色,學院在學術自由之下可以為教會的信仰提供活力,使教會可以有革新的動力及作出切合時代的回應;教會則維持信仰群體及持守這群體的核心信念。兩者之間雖然必有張力,但雙方需要在彼此信任及尊重下合作。由於學術自由在不同的群體中會有不同的落實意思,所以Diekema建議教會與學院需要立約列明雙方對學術自由的共識,這必然包括學者個人的言論自由與學院在體制上的自主,雙方也要在約上表明共同持守的核心信念。1

天主教比更正教更著重體制與傳統,他們也在世界不同地方辦了不少高等學府,所以他們在教會與學術自由的關係上有很豐富的討論。我選取其中一件有關教廷與教授角力的經典個案來討論:1968年7月29日,教廷為了給教內有關節育的神學討論作一錘定音,便頒下教宗通諭(Encyclical) Humanae Vitae,禁止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即只許夫婦以計算女性生理週期的方式避孕。十多位美國天主教神學家隨即草擬公開聯署反對這通諭,並且跟教廷唱反調,指出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可以有助維繫婚姻價值。這聯署後來得到600多名天主教學者及其他不同組織支持,並且引起社會關注。教廷中有人認為這些神學家對教廷不忠,並且越軌干涉教會職事,使信徒感到混亂迷茫。這事後來越演越烈,天主教大學信託人委員會便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重點調查在此事中,上述神學家在表達異見時所採用的手法、姿態及對公眾的影響,是否有違天主教大學學者的本份。調查報告指出這些神學家盡上他們的本份,他們所作的事是天主教神學所容許的。信託人委員會接納報告有關學術的部份,認同這些神學家的學者責任,但信託人委員會沒有表示接納報告中有關神學的部份。換言之,他們沒有表示天主教神學中可以容許信徒公開反對教宗通諭。2

這事件可以引伸出很多不同範疇的討論,本文只想指出按調查報告所顯示,受聘於教會的學者公開反對教會高層的決定,這做法並沒有違反天主教的神學與傳統。從信託人委員會對報告的保留態度看,教廷在此事上或會有略為不同的理解,特別是教廷中的「鷹派」斷然否定天主教大學有學術自由,但至少教廷整體是容許神學家有這自由的空間。這事也未見對天主教的傳統及體制等帶來嚴重衝擊,也未見有很多信徒因此感到很大的困惑,所以學術自由是否必然破壞教會的體制權威,從而叫信徒陷於迷茫之中,這是值得商榷。另一方面,這事也顯示學術自由不是給學者的一道空泛的免死金牌,學者只要祭出「學術自由」的口號就可免卻一切責任。信託人委員會同意神學家是可以對教廷有異見,故此調查委員會的調查重點不在於此,而是神學家表達異見的手法、姿態及影響,具體而言是指到他們的異見之合理與真確性、他們在自我克制及尊重他人方面是否盡上合宜的責任、他們有否盡力澄清他們的異見僅代表個人。3所以,學術自由並非可以作無限引伸,學者不能以此為理由違反這些規範。

Diekema的觀點及天主教大學事件本身有不少限制,難以直接應用在香港的基督教教會之中,例如它們都是跟美國的教會大學有關,Diekema的觀點也未見有很大的影響。4我引述這些資料只是要指出,學術自由可以跟教會的信念及體制有良性的張力,但沒有必然的衝突。若香港的基督教教會要實踐學術自由,甚至是地方堂會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這將會是甚麼一回事?大家不妨天馬行空去想一想,我會在下文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是妙想天開的想法。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 系列
  1.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2.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
  3.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下)

  1. Anthony J. Diekema, Academic Freedom and Christian Scholarship,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0). Diekema從現代思維入手去討論學術自由,所以他認為不單教會傳統,後現代思潮也可以是學術自由的威脅。
  2. 這事件還有很多重要的細節及理念,詳情可參John F. Hunt and Terrence R. Connel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sent: The Church and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9). 這書是由反對教宗通諭的神學家之辯護律師所寫,內容詳情記下事件的發展,並從他們的立場對信託人委員會作出批評。這事的發展也有很多餘波,突顯教廷與大學在學術自由上的張力,詳情參此文http://www.aaup.org/fil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df
  3. 同上書,第五章及第九章。
  4. 最諷刺的是在Diekema退休後13年(2009年),Calvin College校委會禁止教職員發表支持同性戀或相關議題,引來該校教授很大反應,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vin_College#Publications 。校委會此舉有破壞學術自由之嫌,這也似乎顯示Calvin College未有落實Diekema的觀點。

對於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有1個回應

  1. […]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論到學術自由跟基督信仰並不矛盾,在實際上教會與教會大學應保持一種互信的張力,好讓教會大學可以在學術自由下幫助教會適切回應時代的變化。在香港教會的處境下,這一切或許可以應用在神學院與所屬宗派(或支持教會)的關係,但這並非本文所要關注,本文想要討論學術自由如何在教會中得以普及,甚至落實於看似跟它風馬牛不相及的堂會之中。在未討論「如何」之前,我們可能先要討論「為何」:堂會為何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兩者為何會拉上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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