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政改表決後,想起一段歷史……

原刊於此網站

政改表決後,想起一段歷史……

中共建國後,一直希望擴大三自革新運動的代表性,爭取更多教會人士參加。部分教會領袖審時度勢,出於保存實力及空間考慮,決定與中共合作。但革新運動仍面對不少教內阻力。其中王明道堅決為了「信仰」緣故,不參加三自(後來再成為公開反三自)。在黨國定下的「大團結」硬任務下,統戰部、革新派千方百計地要爭取王明道。一方面派人到其教會內,搜集王的「反動」言行報告;另方面,又軟硬兼施,恩威並重,希望王屈服(甚至有些不喜歡王的教會人士也要放下身段去游說王)。1954年7月的全國基督教會議就是最後爭取王的機會。但王明道仍拒不參加,爭取王明道的任務失敗了。

1955年2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將王明道等屬靈派與三自的鬥爭,定性為「政治性」的階級鬥爭,是「反革命反子」「有意識地利用宗教信仰與宗教矛盾,企圖用一層『宗教』的迷霧,把政治問題掩藏起來,以蒙蔽群眾」。因此,定下了「分化、削弱、打擊」的工作方針,具體而言,是「挖根」,爭取及發動其教徒群眾;同時爭取其中的「善良分子」向政府靠攏;最後打擊其反動言行,「抓住其政治性反動言論」。習仲勛(習近平父親)在會上,明確了「分化上層、打擊反動分子,爭取善良分子」的策略,藉此促成對方的「分化」,並「專門打擊王明道」。7月《天風》發表〈加強團結,明辨是非〉的社論,點名批判王明道。同時,北京開高校開展控訴王明道的運動。8月8日凌晨,王明道被捕。全國教會展開聲討王明道的基督教反革命集團。(有興趣了解這段歷史,筆者曾撰〈革命時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始末考〉,《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期67;另《王明道的最後自白〉(香港:2013))

重溫歷史,可見中共的統戰手段,從來是「團結」與「鬥爭」並重,再視乎不同的政治形勢及需要,調整其中「團結」及「鬥爭」的比重。

泛民否定政改,像當年王明道及他影響的「屬靈派」不參加三自一樣,破壞了中共定下的愛國政治任務。是次政改跟以前不同,反對者被定性為反一國兩制,不愛國愛港。

雨傘運動是香港公民社會向北京說「不」的展現,再由泛民否決政改,正式以體制(立法會表決)方法,為抗爭劃上階段性的句號。中央會重新評估香港形勢,為後政改的對港政策訂下方針。一如既往,中央不會放棄「分化」泛民(如同當年分化屬靈派),鎖定死硬反對派,予以最大打擊,同時繼續爭取其中部分「善良」的泛民靠攏中央,藉此削弱泛民。但是次表決結果,中央對「泛民」不同成員的政治屬性評估如何?總的來說,一定會擴大鬥爭面及比重,藉更大的「鬥爭」促成「團結」。

後政改的香港政局如何發展?其中的關鍵仍是中央的取態。事件由始至終是政治問題。如果中央繼續奉行鬥爭硬路線,像《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表現的殺氣,一方面在政治上清算泛民(票債票償),另方面繼續重用周融之流,及甚麼「愛字派」,群眾鬥群眾,並爭輿論陣地,那香港只會進一步對立及撕裂。

中央仍企圖分化香港。我們要作好預備,在一個持續分化,甚至對立的局面中,堅守崗位,鞏固公民社會力量,不讓強權勢力蠶蝕及得逞。別再期望「明君」了!每一次中央領導上台,就期望他是開明改革派,結果是一再失望,然後又想辦法為其解釋。民主從來不是當權者恩賜的。

如何面對跟自己不同立場的人?當然,要學習揚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但在持續分化及進一步撕裂當下,加上中央及西環的因素,公民社會如何處理矛盾及不同意見,這絕對是極艱難的功課。除了爭取公平的選舉制度外,也不要忘記公民文化的培育。

民主路,真是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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