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th Ho

少年時喜歡閱讀和發白日夢,曾幻想自己成為小說家、科學家和哲學家。現在是一名小傳道,仍然喜歡閱讀和思考。有感於基督信仰需要更多對大自然的關懷,所以,同人行山就是我的牧養。

放下特權,擁抱邊緣:再思「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最近拿起一張會考放榜時收到的金句卡來看,上面印有一句我很喜歡的經文:「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3b~14)這句金句在當時很鼓勵我,讓我知道無論自己考成點,我總能忘記挫敗,重新再來。

後來當我懂得看釋經書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以來的理解都是錯的,因為保羅敦促讀者忘記的並不是他/她們的失敗,而是他/她們的成功。在腓三4~11,保羅引用自己作為例子,說明自己按律法而言,是一個成功的猶太人,但他為了追隨基督,必須忘記這些成功,甚至把它們看作有損(三7)。從這角度看,「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並不適用於公開試成績不理想,或是在職場屢受挫敗的弟兄姊妹,而是適用於那些科科攞5**,或在職場平步青雲的弟兄姊妹─只有忘記這些成功,才能真正追隨基督!

絕大部分學者都會同意以上解釋,不過,這金句很可能還有多一重意思,是和今天香港教會面對的處境息息相關的。一些認為保羅神學中含有反帝國精神的學者(如Warren Carter和N. T. Wright等)指出,保羅要讀者忘記的,其實是他/她們在羅馬帝國中的特權。要明白這點,我們必須從腓立比的歷史處境說起。腓立比是羅馬帝國的殖民城市,當中大部分居民是羅馬公民。作為殖民城市,腓立比能享受各種羅馬帝國賜予的特權,包括貿易和經濟上的特權,以及在羅馬的軍事力量保護下的太平。不過,對基督徒而言,這些特權是以帝國膜拜(imperial cult)來換取的,包括參與敬拜凱撒(羅馬皇帝)的活動,和參與在帝國壓迫性的體制中,並認同帝國以謊言為基礎的維穩口號‘Pax Romana’。

腓立比書的信息和腓立比信徒面對的政治處境息息相關。首先,腓二5~11的基督論詩歌強調基督是主(κύριος),與羅馬人民稱呼凱撒是主作出對比,而且,這基督就像凱撒的自我宣傳一樣,擁有神的形象(當時的凱撒會宣稱自己是神的兒子,在東部的省分更會被稱為神)。不過,這基督和凱撒不同,他沒有高舉自己和帝國式的意識型態,而是卑微地成為神的奴隸(δοῦλος)(奴隸是帝國中最沒有地位的階層),捨棄他的一切特權。基督成為了一切信徒的榜樣─若基督能捨棄「神的形象」,跟隨他的門徒也能捨棄在邪惡帝國中的特權。第二,保羅強調信徒是天上的公民(三20),對比那些因以肚腹為中心而擁抱特權的羅馬公民(三19),而且,天上的公民並不會宣稱凱撒是救主(σωτήρ)(當時的政治宣傳會稱呼凱撒為救主)─儘管他能帶來繁榮安定和經濟增長,他們的唯一救主是即將來臨的耶穌。第三,保羅明顯反對羅馬以維穩和河蟹為本、以軍事力量來維持的「和平」,他強調真正的和平是從神而非從羅馬而來(一2;四7),期望被河蟹的信徒能離開對帝國的崇拜。

若腓立比書真的含有反帝國的思想,保羅以自己為完美的猶太人的例子能吻合這思想嗎?有學者早已指出,猶太人的身份在公元70年前在羅馬帝國中是被認同和保護的,因此,只要基督徒像猶太人一樣行割禮,並遵守一切猶太律例,他們便能被帝國當成猶太人,避免被帝國逼迫。1從這角度看,保羅強調自己放棄猶太律法上的完美,很可能是為了鼓勵那些和他一樣擁有羅馬公民身份的猶太人,不要一邊廂放棄羅馬特權,另一邊廂走回頭路,妥協信仰並以猶太人的身份來迴避帝國的逼害。若然如此,腓三13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便不只是關於忘記世上的成功,更是關於放棄特權,成為邊緣。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不只是對腓立比教會的勸勉,也是對香港教會的勸勉。昔日基督教在香港備受尊重,不少富人和中產人士都是基督徒,對政治和經濟均有一定的影響力,使教會成為建制中不可或缺的微小的一員。今天,一些教會面對政局的變遷,似乎仍緬懷過去,期望保持教會在建制中的優勢,因而犧牲對社會公義的追求,甚至不自覺地與政權為伍。最近爭議性甚高的2017福音盛會便可見一班。一些信徒領袖幫助政權宣傳社會撕裂的虛假現象,並傳揚政權以維穩和河蟹為目的的意識型態(即為社會求「平安」),甚至祈求香港的經濟能持續增長,百姓安居樂業。我不認為搞佈道會有何問題,不過,經濟增長和繁榮安定實在與當時羅馬的政治宣傳沒有兩樣,我們要追求的是這些東西嗎?我們宣傳的是和應政權的帝國式和平的福音嗎?

另一方面,基督教選委十席的棄與留引發了大量討論。這篇文章並非討論棄/留的利與弊,不過,若留席僅是為了保留教會在建制中的參與,保留教會僅餘的特權,而沒有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留席改革建制,這樣的留席便是和應這個顛倒是非黑白的政權。我們必須留意,參選的選委是否政權的應聲蟲,是否為了教會特權而犧牲公義的小人,選舉制度能否確保信徒能公平地參與,才能更合宜地判斷棄留的問題。

有人說,香港教會將面臨重大的paradigm shift,社會公義和倡議已成為教會新一代不能迴避的議題。面對這個浪潮,福音派教會能勇於「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嗎?事實上,我們本來就不是特權階級,但今天,我們在保護的是特權?是中產式的「幸福音」?還是勇於被邊緣化的福音?

延伸閱讀

大家可在以下文章找到「反帝國保羅」(Anti-Imperial Paul)研究的發展和最新討論,並尋找相關書籍閱讀以致對這課題有更深的認識。
J. Diehl, ‘Empire and Epistles: Anti-Roman Rhetoric in the New Testament Epistles’, Currents in Biblical Research 10, no. 2 (2012): 217–63.


  1. B. W. Winter,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Christians as Benefactors and Citize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J. K. Hardin, Galatians and Imperial Cul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First-Century Social Context of Paul’s Lette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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