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見所聞是否學術研究?淺評邢福增與梁燕城之爭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邢梁之辯

最近,因著對中國教會現況抱著不同的見解,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梁燕城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坦白說,筆者對中國教會所知甚少,我完全沒有資格去評論兩者的內容。不過,筆者的研究課題之一和在大學教授的課程之一是研究方法,也許我可以就著兩人討論的學術方法提供一點愚見。

邢福增質問梁燕城在中國教會的「所見所聞」是否符合「學術方式」與「理性討論」,而梁燕城則批評「邢院長是浪漫的,什麼都不做,坐在冷氣間讀幾本書和一些文件,組織一些傳聞,就以為掌握全局,即作些演講,傳播不合事實的觀點,即成為這方面專家。」梁燕城又說:「他(邢福增)將『個人見聞』視為非學術,但我所知自古歷史都有個人見聞作為原始資料。單以聖經四福音就是這種資料,構成基督教早期歷史的記載。又如南京大屠殺有德國人貝拉(John H. D. Rabe)的日記,日本侵華有日軍東史郎日記。這些見聞實錄,都是歷史學家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只有遇到邢福增,自命學術評審,問如何取樣的數目,標準與方法,那這些見聞實錄(包括四福音書)就會評為不學術了。」

學術研究材料並不等同學術研究

我恐怕梁博士混淆了學術研究材料和學術研究,正如梁博士所說,貝拉日記、四福音書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神學資料,但貝拉和四福音書作者並無意圖撰寫寫學術界定義的學術著作。筆者年少時曾經在香港某間圖書公司工作,有一次同事將【沉醉回憶錄:我這三十年】歸類到社會科學,我客氣地指出這分類並不恰當,充其量這本描述個人經歷的書籍只算是歷史學或者政治學的材料,但同事並不服氣。當時筆者還未進入大學進修,但我已經知道兩者的分別。

傳聞證據(Anecdotal evidence)並不被納入為正式的學術證據,除非這些個人見聞經過學術方法的處理,例如個案研究(case study)、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民族志(ethnography)、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 )、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一點在學術界中幾乎已成定論。至於如何取樣、取樣數目、標準與方法,這完全是有規有舉的,以紮根理論為例,研究者需要不斷抽取樣本,直至飽和點,換言之,研究者抽取的新樣本不能增加新的洞見,那才算大功告成。

三點測量:不能倚賴單一資料來源和觀點

此外,在研究過程中取樣亦要多元化,我會用【蔣中正日記】來說明以上一點,蔣中正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他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北伐、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建設台灣…..等重要的歷史事件,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在其他事件中他更加掌握最高決策權,但他的親身見聞是否就等同最權威性的論述呢?在抗戰初期,蔣介石在日記中明顯地低估了日軍的實力,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他寫道:「倭政府……準備兩師,開動了關東軍入關等形勢,以余觀之,皆為內虛中乾之表示也,暴露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

負責任的歷史學家當然不會只聽取蔣介石片面之詞,便下結論說日本關東軍外強中乾,相反,學者會參考日方、美方等不同來源的資料,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這稱之為「三點測量」(triangulation)。在沒有全球定位系統之前,航海員需要找出三個參考點,從而在茫茫大海上定出自己的座標。後來三點定位法的原理被應用在社會科學,簡單地說,研究人員不可能只參考同一資料來源或採用一種研究方法便妄下結論,相反,他需要比較不同的材料,以不同的角度從事研究。需要強調的是,在這裏「三」只是一個虛數,研究人員可以有兩個、三個、四個、五個……資料來源,可以用兩個或以上的研究方法。若果我研究蔣中正或者國民黨歷史,但只是完全採用國民黨的資料和觀點,那麼無論哪些見聞考察是如何豐富,我相信大部分讀者都不會接受我的權威性。

實地考察是否必然勝過審閲文件呢?

實地考察的報告,是否一定比「坐在冷氣間讀幾本書和一些文件得出來的結論」更加可信呢?這不一定,若果研究人員能夠採用有系統和客觀的方法處理資料,其可信性和權威性會比起方法上有問題的實地考察更加高。

其實,研究方法的歷史充滿了關於親身經驗如何誤導作者和讀者的例子,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為西行漫記)和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薩摩亞年代即將來臨】(Coming Age of Samoa)是其中兩個很好的例子,在下文中我僅討論第一個例子。1936年,美國記斯諾在中共控制下的延安作了實地考察,1937年他出版了震驚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在書中,斯諾對毛澤東和中共描繪出一幅非常亮麗的圖像,這本書大幅度地改變美國人對中共的觀點,很多讀者都認為中共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蘇聯的傀儡,因此美國政府不相信中共會倒向蘇聯。2015年中國內地攝製的電影【開羅宣言】中,有一幕描述一位美國將軍拿著斯諾的書,對羅斯福說:「將來統一中國的不是蔣介石,而是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共恢復內戰,在戰爭初期國軍在東北大佔上風,但美國向蔣介石施壓,要求恢復談判,停止內戰,林彪籍此機會重整旗鼓,跟著作出絕地大反攻,後來杜魯門總統更停止支持國民政府。不過,1949年之後這「紅星」或者「紅太陽」怎樣天翻地覆地改變中國,相信大家心裏有數。

後來不少學者都質疑【紅星照耀中國】的準確性,從研究方法的眼光來看,斯諾犯了一個大忌:他高姿態地以美國記者身份在延安採集資料,受訪者當然會向他展示最好的一面,這情況有點類似院長事先通知我,他會在某年某月某日來到我的課堂觀察我教學,那麼我當然會預先安排好學生表現出十分喜歡上課的樣子。故此,有些學院會派人假扮學生,做隱形的觀察者,這樣才可以看到老師的「真面目」。我再舉一個例子:1959年,一位名叫約翰‧格里芬(John Griffin)的美國白人作家要求醫生將他的膚色變黑,然後他去美國南方考察。因為他融入了人群中,所以他真正體驗到白人怎樣歧視黑人,後來他在【像我這樣的黑人】(Black Like Me)一書中記錄了這種痛苦的經歷。如果格里芬採訪美國南部各州的政府官員,我相信其結論將是相反的,他可能會發現,儘管美國南方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但政府做得不完美是正常的,歧視黑人只是局部性、地方性的問題,但南方政府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會採納意見的。

存而不論?

筆者在年少時很喜歡聆聽梁博士的講座錄音帶,我還記得在某講座中梁博士介紹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是將個人見聞的材料化為學術研究的方法之一,梁博士曾經指出:現象學的起點就是「存而不論」(Epoché, to suspend, to hold steady),要中止判斷,對所有以為是事實的知識放入括弧中,從而澄清自我意識,直觀事物本質。在回應邢福增的文章中,梁博士批評邢福增對韓博天的理論照單全收,用之作為分析框架,梁博士又指出自己是以易學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政策。小弟不才,對現像學只是一知半解,我想請教梁博士,在面對錯綜複雜的中國教會現像時,是否有必要以類似「存而不論」的態度為起點呢?

201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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