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曼德拉效應


Chong Ho Yu 2017年9月30日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最近馬斯特弟兄撰文討論「曼德拉效應」,我也來湊湊熱鬧,我的見解可能會令你大吃一驚,我相信曼德拉效應的確存在。

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曼德拉效應,我就簡略地介紹一下吧!在互聯網上有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指出:現在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和自己記憶中的歷史很不一樣,例如現在的歷史書記載,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2013年去世,但不少人說他們明明記得曼德拉很早已經在獄中死去,現存的歷史檔案卻沒有其早前死訊的絲毫痕跡;又例如有人說,從前手錶的四點鐘是使用羅馬數目字「IV」來表示的,但現在所有手錶的四時卻變成了四劃:「IIII」;還有人說,他們清楚記得從前兒童文學「巴靈燈熊」的英文串法是「Berenstein Bears」,但現在卻變成了「Berenstain Bears」,舊書亦是這樣,原來的寫法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些言之鑿鑿的說法背後有一個大膽的假說:彷彿有某種神秘力量能夠超越時空,改寫歷史。

其實,曼德拉效應一直以來不斷地發生,舉例說,在蘇聯建國初期,托洛茨基擔任外交大臣,他也是紅軍和人民戰爭委員會的創始人兼司令,可以說,他是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政治明星。但後來他因為理念與史太林不同而被排擠,最後淪為國家的敵人,托洛茨基惟有流亡海外,一九四零年他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務暗殺。托洛茨基失勢之後,他和盟友的形像在歷史照片中被刪除,他的名字和事跡在蘇聯的歷史和人民的記憶中神秘地消失,這豈不是曼德拉效應嗎?

劉賓雁先生曾經是中國最著名的記者,他的著名作品包括了【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人妖之間】。年少時筆者拜讀了【第二種忠誠】,我深受感動,這本書鼓舞我日後努力地培養獨立思考。1979年九月劉先生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人民文學】發表,那一期【人民文學】的發行量超過一百萬,霎時之間洛陽紙貴,人們爭相購買和傳閱他的作品,在一些工廠和學校,人們聚在一起,聆聽一人朗讀【人妖之間】。劉先生在1988年離開中國,抵達美國,在2005年逝世。在劉先生去世的第二日,【中國青年報】資深傳媒人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講座上,問研究生有沒有聽過劉賓雁和他的作品,結果課堂上 一片靜寂,歷史已經將劉賓雁遺忘得一乾二淨。

筆者曾經和一些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談論近代歷史,我發現他們從未聽聞過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或者所知甚少,甚至是黑白顛倒,彷彿我和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平衡宇宙,這豈不是曼德拉效應嗎?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曼德拉效應呢?我絕對尊重追求個人屬靈生命成長、對歷史和世局沒有興趣的基督徒,不過,有時候即使我們對世界沒有興趣,世界卻會找上門來。回顧教會歷史,我覺得上帝十分幽默,在三世紀萌芽、在中世紀蓬勃發展的修道主義,原意是要人不問世事,在十丈紅塵外清心靜修,但到頭來修道院卻成為了歷史文化的保護者。

修道主義源於三世紀末、四世紀初的敘利亞和埃及,埃及的科普特農民安東尼(250-356)是第一位隱士,而敘利亞修道士比起埃及的更加隱遁,例如「坐柱者西門」(Simon Stylites)要堅決地棄絕世界,於是他坐在柱上共三十七年,西門修道的第一根柱子距離地面九英尺,後來他轉移柱子,一次比一次高,據說最後一根超過五十英尺。

起初修道院繼承這種與世無爭的精神,但是在五世紀末西羅馬帝國覆亡之後,修道院開始改變其角色,由五世紀末開始,地中海一帶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希臘羅馬的文明彷彿會逐漸湮沒,歷史真相被塵封。可幸的是,從六世紀開始,修道士通過抄寫古代經典的方式維護了希羅文化。在六世紀,一位羅馬遺老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個設有圖書館的修道院,複製手稿成為了修士工作的一部分。 此後,大多數修道院都有圖書館,修士在裡面將歷史文化的火炬一棒又一棒地傳下去。這些修道士並非被動地等待人們將書籍送到修院,反之,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主動地搜索罕見的手稿,例如,英國維斯茅斯修道院(Wearmouth monastery)的聖本尼迪‧比斯普(St. Benedict Biscop)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參加了五次海上航行。

十三世紀意大利學者彼得拉克(Petrarch)稱中世紀為「黑暗時代」,此後這詞不脛而走。其實,中世紀也有光明的一面,西方文明沒有出現曼德拉效應,現在我們仍然記得希臘哲學、羅馬歷史,這是天主教修道士的功勞。

有些主內弟兄姊妹和教會領袖反對激進的社會改革,我尊重這種立場和取向,我只有一個卑微的願望:我們能否好像中世紀的修道士般,至少以薪火相傳之心,盡力去保存真相呢?基督教宣揚我們相信真理,到底真理是什麼意思呢?

2017.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