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ny Leung

#浸信會 #自由派 #信二代 #性解放 #性別平權

我是暴徒,也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又如何?

我深信,香港的示威者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被污名化的一群人,而我想在這篇文章裡先談一下香港的污名,然後再談針對愛滋病感染者的污名。若要談香港人在社運中被污名化的經過,我們就要從2014年的佔領運動中開始,那時的無綫新聞一直在報導中稱呼在街上的香港人就是示威者,不管當中有不少香港人真的只是經過示威區而已,而今年六月開始示威者常被政府和警方稱呼為「暴徒」,讓這個得到政權認可的污名不再只是一個污名,而是能讓示威者承受十年牢獄之苦的罪名。

其實在這次抗爭運動的早期,香港人還是比較抗拒「暴徒」這污名,因此才有「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這口號的出現,只是在後來大部分年輕的示威者乾脆去擁抱這污名,更自稱自己就是「暴徒」,連之前Google Map裡的香港中文大學被惡意改名為「香港暴徒中文大學」,中大裡的學生示威者也欣然接受,更以「暴大生」自居,而二號橋之役更證明他們並非浪得虛名。另外,在六月十二號發生的警察圍困中信大廈內的示威者事件中,警員曾經辱罵示威者為「自由閪」,是想將爭取自由的示威者比擬為性器官,希望以此來羞恥他們,誰也沒想過示威者後來卻擁抱了這污名,更多次在遊行和集會中高呼「我係自由閪」。

一個名稱被有權勢的人賦予負面和帶有侮辱性的意義,它就會成為一個污名,而在以上香港人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這情況並非不能逆轉的,被污名化的群體其實可以得到力量來轉化污名裡的意義,然後反過來擁抱污名來為自己帶來更大力量。可是,香港人的污名得以被翻轉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因為「黃色經濟圈」裡的商家對示威者的支持,這些商家都開始承諾會在未來專門聘請因暴動罪入獄的示威者,而這現象更得到越來越多的商家響應。當在社會上掌有一定程度經濟力量的群體表示對被污名群體的支持時,這就代表社會很大程度上理解和接納示威者現在的行為,不去怪罪這些無可奈何才去以武制暴的示威者,而去向企圖污名化這些示威者的香港政府,那這個污名便漸漸失去作用,更反過來成為為香港人充權的工具,讓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越戰越勇。

其實愛滋病的污名也可以被轉化成為感染者帶來力量的名字,但和示威者的去污名化過程一樣,他們需要社會的很大支持才能成事。現在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被職場內的同事或上司得知其身份後,極大機會在工作上受到特別多的留難,他們因而在香港的職場內受到莫大的歧視和惡意對待,我之前訪問過的基督徒感染者Duncan雖然做了爭取感染者權益的工作超過十年,但他也已經黯然移民離開香港了,因為他都看不見希望。如果「黃色經濟圈」裡的商家都能像支持示威者一樣支持這些感染者,他們其實並不需要承諾專門聘請感染者(因為這又可能對感染者造成更多的困擾),只需承諾在職場內不會因感染者的身份而惡意留難他們,感染者已經能在職場內得回一點的生存空間。

討論至此,我相信有人一定會問「感染者明明知道公開了身份會那麼慘,為甚麼他們還要讓人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其實正是社會對愛滋病的不理解才讓他們受苦,他們的慘況正正在呼籲社會需要更進一步認識愛滋病,要求感染者隱瞞自己的身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讓背後的污名化問題一直不被正視。其實國際醫學界已證實若感染者有一直吃藥,而體內的病毒量又已有半年時間都檢測不出來的話,病毒就不可能再透過性行為的途徑傳染給別人,加上愛滋病病毒本來就不會透過握手、接吻和共用餐具而傳給別人,因此愛滋病根本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那麼容易被傳播出去。

另外,不少感染者的身份是被意外揭發的,他們根本就不是自己決定要公開身份的,只是我在上面已解釋了愛滋病病毒本來就非常困難被傳播出去,而感染者又有一直吃藥的話,他們都會跟非感染者一樣健康和長壽,若有人今天感冒了(感冒病毒事實上比起愛滋病病毒更易被傳播出去,而且把感染者弄得更辛苦),他們都不怕讓人知道自己的身份,那為何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就要一生都閃閃縮縮去做人呢?而且大家還要知道的是,愛滋病不會歧視任何性傾向的人,因此不管是異性戀者還是同性戀者都有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會,愛滋病並不是一種同性戀專屬的病。

每年的十二月一號是世界愛滋病日(World AIDS Day),若我們香港人能夠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展現出更友善的態度,而「黃色經濟圈」內的商家都能承諾平等對待他們,那他們一生所背著的污名或許就有機會被轉化,能讓他們在未來跟香港人一樣自豪去喊出:「我是香港人!我是自由閪!我就是暴徒!我更是感染者!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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