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戰爭”到“本篤選項”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5月11日

文化戰爭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美南浸信會1980年在聖路易開年會,通過一系列反墮胎的決議

美南浸信會1980年在聖路易開年會,通過一系列反墮胎的決議

美國最高法院1973年以7-2的比數通過墮胎合法化。這個被稱為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美國政治上一個具分水嶺意義的判案,雖然當時福音派的反應並不激烈。例如,福音派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會一直到1979年都支持該判案。

然而,薛華的奔走鼓吹說服了法威爾牧師參與反墮胎的行列。法威爾在1979年發起了“道德大眾“運動。他說:“我深信,美國有超過兩億人的道德大眾。他們的人數夠多,足以扭轉道德鬆弛、家庭解體,以及向邪惡與馬列主義投降的潮流。”

在“道德大眾“的旗幟下,美國的福音派開始與共和黨密切接觸,特別是華府的政客,並積極參與政治運作。這就是所謂“宗教右派”,或是“基督教右派”的開始。

這是自1925年“猴子訟案”以後,福音派基督徒再度進入政治舞台的開始。福音派認為聯邦政治是文化槓桿的支點,美國的病根是華府的自由主義精英。所以,只要奪回了政治上的主導權,就可以扭轉文化上的劣勢,在墮胎法、女權、同性戀權利、全球暖化,以及對“社會主義經濟政策”採取攻勢。

1980年,“道德大眾”成功地把里根推上總統寶座,給予福音派很大的希望。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感覺美國正走向清教徒移民約翰·溫斯羅普所謂的“燦爛的山上之城”。

然而30多年下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從1980年到2008年,美國經歷了五任共和黨總統和兩任民主黨總統。在9位大法官中共和黨總統任命了7位大法官,民主黨的克林頓僅任命了2位。可是,墮胎法仍然屹立不搖。為什麼?

因為近年來美國社會的世俗化加速,多元化已經成為文化的現實,有組織的宗教信仰退卻,傳統家庭價值衰微。

2016年11月8日,在福音派與藍領這兩股白種族群的聯手下,川普當選了總統。

2015年最高法院判定同婚合法化,美國社會完成了多元化的文化轉型。如果同婚合法化代表文化戰爭的失敗,那麼,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就是否又代表文化戰爭的勝利呢?

福音派付出的代價

川普上台後保證增加工作機會,令人鼓舞。不過他整體的經濟政策似乎更關心為富人謀福利,為保護傳統企業不惜犧牲新科技的發展。它長久的影響如何還有待觀察。歸根究底,白人福音派投票給川普固然有經濟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文化戰爭的思路。

五月初,川普簽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基本上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福音派真正關心的宗教自由議題並無觸及,只是在“約翰遜法案”上做些表面文章1。這個命令主要的用意就是對那批強力支持他的福音派人士丟下一塊“生肉”!

可以說,為了把像尼爾·戈薩奇這樣的人送進最高法院,許多福音派人士熱心支持了一位生活言行最沒有人品,最不符合基督教價值的人,也是一位最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做總統。福音派為了政治利益放棄了自己的道德高原,真是犧牲慘重。知名神學家侯活士認為,川普的當選是基督徒參政的失敗2

川普不但不能恢復傳統基督教的道德價值,他反而腐蝕了基督徒對道德的敏感度,因為他的一生正好代表了美國文化的下墜。那批與民粹排外、種族主義、不尊重女性、自大無知和另類真相這類價值站在同一邊的基督徒大眾,再也不可能心口如一地喊出“恢復傳統家庭價值”的口號了。3

大選後的美國進入空前的信仰危機,福音教會失去鹹味,甘心做政治野心家的工具。耶穌的故事被改編了,祂成了現代的奮鋭黨。身處後基督教時代的千禧世代不再能從福音派的溪流中找到信仰的養分。

顯然地,如今的美國不是更接近那座“燦爛的山上之城”,而是更加遠離。“美國特殊”的故事劇本被修改,換成高舉國族主義的“美國優先”!道德大眾如今變成了道德小眾!這不是文化戰爭的勝利,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本篤選項

《美國保守主義》雙月刊的資深編輯拉得·徳雷赫(Rod Dreher)今年3月出版 《本篤選項》(The Benedict Option: A Strategy for Christians in a Post-Christian Nation),出版後立即登上暢銷榜。《紐約時報》的保守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評論說:“《本篤選項》是這十年來最被熱烈討論的對象,也是這十年來最重要的宗教書籍。”

為什麼它會受到如此的關注?

因為徳雷赫捕捉了許多福音派中有識之士擔憂的心態。身為東正教徒的他認為基督教與性革命間沒有中間地帶,兩者站在道德價值的兩端。他認為,支持同婚的積極活動分子正在威脅著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在這個多元化的潮流裡,傳統宗教人士將成為新社會的賤民!黑暗時代將再度到臨!

文化戰爭的基本理念是,只要把政治搞定,文化就會自然歸位。徳雷赫卻認為,這種想法完全錯誤。川普的當選證明,福音派失敗了,文化戰爭已經結束了!基督徒成為“政治上無家可歸的人士”。他甚且宣稱,今天還活著的人很可能在此生見證基督教文明的死亡!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基督徒當如何生活?

他認為,我們應當效法第6世紀羅馬衰亡時的修道士聖本篤(又作聖本尼迪克,修道院制度的創立者)來生活。

徳雷赫是從倫理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得到的靈感。麥金泰爾1981年在《美德之後》(After Virtue)裡表示,西方文化已經步入了羅馬帝國衰亡的後塵:

早期歷史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時刻是:用意良好的男女把注意力從維護羅馬帝國移開,不再認定必須繼續維護帝國社區的文明和道德。相反地,他們努力建設新形的社區,維護自己的文明與道德,以便在未來的野蠻和黑暗時代裡保存下來。……我們今天也已經來到了這個轉折點。……只是這次野蠻人並不是從外界來,他們已經治理我們好一段時間了。我們由於缺乏認知而入此困境。我們不是等待一位戈多,而是等待另一位 -聖本篤。

麥金泰爾35年前所批評的是,啟蒙運動帶來的現代主義。他認為現代的道德哲學從個人主義出發,缺乏亞理斯多德道德哲學裡的目的論。它非但是非理性的,而且還不承認自己是非理性的。麥金泰爾批評羅爾斯(《正義論》)和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這批從個人主義觀點出發的思想家,他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乃是社會共同體。(參考《維基》上《美德之後》條目)

如果說麥金泰爾是從哲學出發作剖析,那麼徳雷赫則是從親身體驗來敘述文化氣候的改變,他深深感受到“本篤選項”的需要。

徳雷赫主張一個戰略性的退卻。但他聲稱,“本篤選項”亦並非逃避主義,他不是鼓勵大家做阿米什人。徳雷赫並不是說,凡是“世俗美國”都是壞蛋,而“教會”才是好人。這不是他切割方式。他意識到,很多教會被世俗化了,而很多世俗的東西卻帶有宗教的光環。這兩者交錯在一起!

徳雷赫認為,文化戰爭背後是“君士坦丁主義”式的國家基督教(Constantinian Christendom)神學思維–也就是“基督教王國”式的政教互動模式。他說:“只要選出‘基督徒’參議員、通過立法、修補聯邦財政預算,我們就能建立一個‘基督教’文化,或至少建立一個更能與基督教相容的文化。然而大多數人都知道,這類觀點是種悲哀的時代性錯誤。”

他主張,不論華府的政治如何變化,基督徒不是要奪權,也不是要離群索居,而是要把重心放在建設教會和社區上面,為將來儲備能量培養一種“反文化”,就如“黑暗時代”修道院的功能一樣。換句話說,“本篤選項”就是在後基督教社會裡的“反政治的政治”思維,基督徒關心另一類政治:

脫離主流文化。關掉電視機,把智能手機拿開,看書,玩遊戲,製作音樂,與鄰居盛宴。單單避開壞的東西是不夠的,你也必須擁抱好的東西。成立一個教會,或是在既有的教會裡招聚一批人,開辦一個古典的基督教學校,或強化一個既有的基督教學校。種植花園,參與當地的農民市場。教孩子們如何玩音樂,組織一個樂隊,加入志願消防隊。

徳雷赫用捷克當年的哈維爾做例子。哈維爾拒絶與一個“說謊的文化”周旋,他沒有與政府中靠近清流的官員打交道,沒有從體制內改革,而是徹底暴露那個體制不穩定的基礎,拒絶接受謊言。

他認為,羅馬帝國基本上對基督教不利,因此修道院接管了培育文化的使命,等待好日子再度到來。這或許代表,某些職業你不會去從事了,某些娛樂你不會去參加了,某些“運動”你不再會去賣命了。基督徒要做的犧牲或許不是殉道,而是收入減少,沒有體面的工作。

他創建了自己的天地,以別於主流,以保持信仰的純真。這就是拉得·徳雷赫的“本篤選項”。縱然 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去實行,但他敲響了一座警鐘:政治權力不能解救我們!

背後的神學?

《本篤選項》是基督教理想主義的普及化。雖然侯活士並不同意《本篤選項》的“戰略性退卻”,但徳雷赫在以往的論述中卻多次引用過侯活士的《異鄉客》(Resident Aliens,1989)。他們二者有不少交集。從我粗淺的神學眼光,侯活士的基督教倫理學比“本篤選項”有更堅固的神學基礎。

侯活士基於“敘事神學”(narrative theology,又作“後自由神學”)所建立的基督教倫理學,這是純粹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最完美的努力。侯活士認為,不論是進步或保守的基督徒,他們那些參政的做法都是種“君士坦丁”的神學思路。

這位2001年被《時代雜誌》稱為美國最優秀的神學家侯活士,他反對有任何國家可以被稱為“基督教國家”,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本地人抱著異鄉客的心態生活。侯活士認為,教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倫理(social ethic),而不是擁有一套社會倫理觀。教會首要的任務不是拯救、改造世界,而是要成為另類的城邦(alternative polis),向世界見證來臨中的天國,並讓世界知道自己是世界。

這並不是說教會不理世事、故步自封,而是教會必須按照上帝所啟示的末世觀,決定自己長遠的“政治議程”(政治指:關乎眾人的事物),而不是由世界當下的需要來定義教會的行動和時間表。(《異鄉客》)

這類理想主義的神學認為,基督徒只有營造一個以教會為中心的世界觀和同質社區,從這個信仰的無菌室內汲取養分,才能持守純正的信仰和維護自己的宗教自由。

在這個意義上,基督徒不能以惡成善,侯活士反對一切的暴力與戰爭。他代表基督教理想主義者對目前多元文化的看法。

不同的選項

位於大激流城的加爾文學院教授,詹姆斯·斯密斯(James K.A. Smith)今年三月中寫了篇《本篤選項或是奧古斯丁的呼喚?》。文中提到一位(第五世紀)羅馬在北非的省長和將軍邦尼菲斯(Boniface)。他因著對時局的失望很想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去修道院進修。在做決定之前,他請教希坡城年邁的大主教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本人建立過修道院,邦尼菲斯希望能從他那裡得到些鼓勵。

沒想到,奧古斯丁卻鼓勵他留在崗位上,看作是種“神聖的呼召”。他說:各人有不同的恩賜,有人的恩賜是暗中為你禱告,而你的恩賜就是與野蠻人抗爭。

奧古斯丁的考量是根據他對末世論的警惕:“在世上,天國的公民必然會在邪惡的人物中間受到試煉,這好像是冶金的過程。我們不應當選擇僅僅生活在聖徒和正直人的中間,以為可以早嘗天國的滋味。”

邦尼菲斯還是不斷地受到退隱的引誘,希望能夠享受“神聖的休閒”。奧古斯丁再度告誡他,要為教會的緣故留在崗位上,使人們免受野蠻人的攻擊。從奧古斯丁多次給邦尼菲斯寫的信裡,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期望:一個對未來的天國盡忠的人能夠接受呼召為大眾服務,在等待天國的同時也能盡心貢獻於社會共同的福祉。

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

侯活士的倫理學是個很好的參照點,幫助我們反省。不過,我更欣賞尼布爾。

我認為,基督教倫理和政治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更接近奧古斯丁的觀點。尼布爾的思想影響過美國許多的政治家和總統。這位已經於1971年去世的他,近年來成為保守和進步兩方共同爭取的對象,認為他的神學賦予自己靈感,是自己政治倫理觀念的基礎。

當然也有些反對的聲音。例如,侯活士認為尼布爾的倫理觀與“道德大眾”的領袖法威爾牧師沒有太大的分別。我感覺,這是對尼布爾很大的誤解。

尼布爾認識到,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罪”,特別是集體性的“罪”。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不理想的現實之中。但與此同時,個人有愛人和服務他人的良知,也有不自私的衝動。從這個雙重角度出發來思考倫理和政治問題,他代表20世紀基督徒的良知和智慧。他也因此被公認為20世紀美國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

尼布爾有句名言:“人渴求正義的能力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但人們有不公正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要。”4我認為,現今更需要他那種良心和智慧。現實世界總是介於零與一之間,如何憑著對耶穌基督的忠心,在零和一的張力之間找到可以用力的支點。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現實主義”最基本的理念。尼布爾認為,在原罪的理念上所建立的民主和自由,才是最堅實的民主和自由。

尼布爾著名的“寧靜禱詞”是這樣說的:“上帝啊,賜給我們恩惠寧靜地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給我們勇氣改變應當改變的,和智慧去分辨這兩者。”5這不僅是個禱告,更代表了他的理念。二戰後,他一方面呼籲人把權力關進籠子,不要因為戰勝而有霸權思想,一方面支持冷戰思維。

創造“文化戰爭”這個詞彙的維吉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詹姆斯·亨特 曾經指出,文化的影響力總是從中心向外圍擴散。例如,《紐約時報》的社會資本要遠大於《達拉斯晨報》。侯活士和徳雷赫對影響主流文化放棄希望,尼布爾則希望基督教成為指導主流文化的明燈。反思這兩種不同的路線的利弊,正是我們今天的課題。

在我看來,採取“本篤選項”,躲在邊緣的安全空間裡等待“文藝復興”再度來臨,這當然是種做法。但是,領導“文藝復興”,走出黑暗時期的卻仍然是精英文化。徳雷赫與侯活士應當都明白這點,他們本身就是精英。

今天基督教所面臨的是兩種理想主義的極端(極端主義):一種以基督的名義反對權力,反對干預政治,以為只要放棄權力就可以成為明燈;另一種利用基督的名義擁護霸權,擁護君士坦丁神學,以為權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基督徒如何在後川普時代的文化戰爭廢墟裡重新站立起來?我們是走“本篤選項”戰略撤退的路,還是走葛福臨緊密與政治掛鉤的路,還是走尼布爾挑戰現實的路?無論如何,這都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更需要從學習基督而來的良心和謙卑。

註:

  1. Kate Shellnutt, “Trump’s Religious Liberty Order Doesn’t Answer Most Evangelicals’ Prayers,” Christianity Today online, 2017-5-4.
  2. Stanley Hauerwas, “A Sanctuary Politics: Being the Church in the Time of Trump,” Religion And Ethics, 2017-3-31.
  3. Patrick J. Deneen, “Moral Minority,” First Things, April, 2017.
  4. 出自《黑暗之子與光明之子》,1944
  5. 這個“寧靜禱詞”(The Serenity Prayer)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大同小異,出自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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