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從〈宗教臨時活動地點審批管理辦法〉看黨國對家庭教會的管控

前言

2018年6月1日,原國家宗教事務局公開發佈〈宗教臨時活動地點審批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辦法〉)。1有關〈辦法〉乃因應本年2月1日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修訂(下文簡稱《條例》)第三十五條關於設立「臨時活動地點」的新安排而制定,並於2月22日印發。

《條例》第三十五條是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新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家庭教會拒絕參加基督教愛國宗教團體(即基督教三自組織及基協,簡稱「兩會」),任憑中共以「軟」(收編)或「硬」(取締)的手法,均無法將家庭教會納入三自管理系統,並阻止其發展。儘管中共及三自組織一直不承認家庭教會的存在,只稱之為非法的「基督教私設聚會點」,但作為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事實,家庭教會的增長確是不以黨國的意志為轉移的,業已構成對黨國一元宗教管理體制的嚴重挑戰。許多地方只能默許家庭教會的存在,借用美國普度大學楊鳳崗教授的說法,成為中國宗教市場中獨特的「灰市」現象,與「紅市」(即官方認可的登記教會)與「黑市」(官方致力取締的邪教組織)並存。2

關於《條例》提出以「暫時活動點」來對應家庭教會問題,筆者在另文已作出評論,在此不再重覆。3隨著〈辦法〉公佈有關審批管理細節可見,黨國有關「臨時活動點」的安排,完全暴露其嚴厲管控的佈置,令人懷疑其對妥善解決家庭教會問題的誠意及決心。本文嘗試以〈辦法〉為中心,分析黨國家庭教會政策存在的四個問題。

魔鬼在細節:兩會組織的「教務指導」

首先,是基督教愛國團體的角色。《條例》指出,「由信教公民代表向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征求所在地宗教團體和鄉級人民政府意見後,可以為其指定臨時活動地點。」不過,〈辦法〉第十三條卻又規定,「宗教團體對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負有教務指導職責。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應當接受宗教團體的教務指導」。質言之,設若某家庭教會欲向所在地宗教事務部門提出臨時活動點的申請,所在地的基督教兩會組織可就其申請提供「意見」。一旦申請獲批,該家庭教會即要接受所在地的基督教兩會組織的「教務指導」。眾所週知,很多家庭教會不願登記,甘冒背負非法宗教組織之名,最大的考量就是不欲隸屬兩會組織。如今,《條例》美其名是容許不願接受兩會管理的家庭教會作臨時備案,但實際上,〈辦法〉又要求家庭教會需要接受兩會的「教務指導」,此舉在在說明「魔鬼在細節之中」,企圖以「教務指導」之名,迫使家庭教會與兩會建立實質的聯繫。

何謂「教務指導」?按中國的慣例,「指導」不等同「領導」,故此舉似乎並非要求家庭教會與所在地兩會組織建立組織上的上下級隸屬關係。那麼,這是否代表「教務指導」僅僅是一種顧問的角色嗎?查「教務」者,即涉及教會的核心業務範圍,例如主日講壇的安排、聖禮(洗禮及聖餐)的施行、崇拜程序禮儀、神學傳統與釋經、教牧同工及義工的培訓、信徒的栽培(各級主日學、團契)等等……其中又以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為主體及重點。問題是,由於家庭教會同工團隊悉在非官方認可的神學院校接受訓練,故按《條例》規定,其教職人員的資格根本不獲官方(宗教局及兩會)認可。〈辦法〉在申請條件上迴避了臨時活動點的主持人的資格認可問題(僅要求「具備一定宗教學識」(第四條)),但卻在第十一條中,規定不能允許「未取得或者已喪失宗教教職人員資格的人員以宗教教職人員身份從事活動」。質言之,原有家庭教會的教牧同工因不具備「宗教教職人員」的認可資格,而被禁止在臨時活動點從事活動。在這情況下,〈辦法〉所指的「教務指導」安排,是否意味著由所在地兩會差派認可的同工到臨時活動點主持教務活動?或是彈性處理,要求家庭教會教牧同工須接受兩會的「指導」。這種指導,到底是一種顧而不問的形式,或是賦予兩會負責人行使實質的問責權力?對此,〈辦法〉均未有作出具體說明,最後可能又出現不同地方在執行上各有鬆緊的情況。但無論如何,家庭教會在實際操作上,業已跟兩會發生「教務」上的關係(另類的「以堂『帶』點」),所有安排,無疑是千方百計要為日後的登記(由「灰市」轉「紅市」的轉化)作好預備。

臨時活動點的條件看新的佈局

〈辦法〉第五條,列明「申請臨時活動地點,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一定數量的信教公民需要經常參加集體宗教活動;
(二)周邊沒有同一宗教的宗教活動場所或者臨時活動地點;
(三)有符合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的信教公民代表;
(四)有合法、符合安全要求並適合開展集體宗教活動的房屋;
(五)不妨礙周圍單位、學校和居民的正常生產、學習、生活等。

上述五項條件,反映出黨國設立宗教臨時活動地點背後的佈局考慮。首先,是針對「人」的佈置。第(三)項提及「信教公民代表」,一般相信為有關家庭教會的主要負責人。按〈辦法〉第四條對信教公民代表的規定,「應當是當地戶籍居民或者常住居民」,此舉顯然是針對某些具有跨地域發展網絡的家庭教會而設。例如,有家庭教會團隊會差派宣教士或傳道同工都全國不同地方建立牧區或教會,這些教會的負責人由於沒有戶口簿或居住證,按〈辦法〉便不能成為臨時活動點的「公民代表」。當然,活動點可以改由具戶口簿或居住證的信徒任代表,如此便在法理及程序上排除了來自外地的人士的帶領角色。

此外,在第(一)項中,則要求「有一定數量的信教公民」。至於「一定數量」如何界定,〈辦法〉則指須「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確定」。筆者的憂認是,「一定數量」並不僅是指最低人數要求,而是要為最多人數設上限。從黨國的角度,一直對於聚會人數眾多的家庭教會充滿戒心。為「一定數量」設定上限,正是整頓及壓縮家庭教會人數的最佳行政手段。

除了對「人」的要求外,也有「空間」的佈局。條件第(二)規定「周邊沒有同一宗教的宗教活動場所或者臨時活動地點」。此舉正是從「合理佈局」的考量出發,藉臨時活動點的安排,將家庭教會的分佈重新佈置。第(四)及(五)項,與其說是現時家庭教會已經具備的條件,倒不如說是政府以此為由,要求家庭教會遷至符合安全條件又不妨礙周圍單位的地方。例如,所在地政府可以該家庭教會周邊已有登記的三自教會,又不符合(四)及(五)的條件為名,要求該教會遷至由政府分排的「指定臨時活動點」。甚至,又以周邊有其他家庭教會為由,提出將鄰近的數個家庭教會聚會點合併,遷至新的指定地點。屆時,政府甚或會主動及積極與村(居)民委員會作出協調,為新點安排合適場地,目的是將有關家庭教會重置於政府的規劃與佈局內。這種「合理佈局」的重置,正是要解決家庭教會場地「多」「散」的所謂「失序」問題,企圖建立官方管理的新秩序。

臨時活動點的「不能」與「能」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臨時活動地點「不得發生下列行為」:

(一)舉行大型宗教活動;
(二)編印、發送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經銷宗教用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
(三)修建露天宗教造像;
(四)在臨時活動地點外部設置宗教標識物;
(五)舉辦宗教教育培訓;
(六)以臨時活動地點名義開展社會活動;
(七)允許未取得或者已喪失宗教教職人員資格的人員以宗教教職人員身份從事活動;
(八)接受境外組織或者個人捐贈,允許境外人員從事活動;
(九)法律、法規、規章禁止的其他行為。

上述禁止發生的行為涉及的範圍極廣泛,一旦全面執行,則意味著家庭教會轉為臨時活動點後,必須揚棄大量原有開展的事工;而剩餘下來的,極可能只有舉行一般的宗教聚會而已。誠如筆者在另文指出,此舉反映出黨國根本不欲承認家庭教會為合法民間組織,而僅容許其在某指定地點(空間)作有限的活動。無論如何,在黨國眼中,臨時活動點只是一個過渡安排,最終目的是希望家庭教會加入兩會建制。誠如〈辦法〉第八條規定,「臨時活動地點有效期最長為三年」。這意味著當局期望在有效期屆滿後將有關臨時活動點轉化。設若期滿後有關家庭教會仍願意接受兩會管理,便須重新申請。

接受多方監督

〈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臨時活動點「在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指導下,所在地鄉級人民政府對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進行監管。」不過,從〈辦法〉可見,臨時活動點實際上被置於一個多方監督的網絡之中:

(一)「鄉級人民政府在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指導下,負責對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進行監管。」(十二條)

(二)「村(居)民委員會應當協助鄉級人民政府對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進行監管。」「信教公民代表應當定期向鄉級人民政府報告活動開展和財務管理情況。」(十二條)

(三)接受所在地宗教團體的教務指導(十三條);

(四)「臨時活動地點的房屋提供方應當主動了解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情況,發現有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的行為,應當及時向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員會報告。」(十四條)

當局將臨時活動點置於縣級、鄉級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員會的監督及管理。同時,又要接受所在地基督教兩會的「教務指導」,甚至連提供活動地點的房東亦須「主動」參與監察。這種官、教、民三方全面監督的網絡,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將宗教事務的管理下放至基層的新方針,特別配合近年以「社會管理創新」為名而推出的社區「網格化」管理。所謂「網格化」,即將社區劃分為不同「網格」,加強在地的監督及管理,貫徹國家在「屬地」的權力。4質言之,不論是否登記,基督教均要在所在地的基層(鄉鎮、社區、街道),接受「網格化」的嚴密管控及監督。

家庭教會何去何從?

針對〈條例〉關於臨時活動點的新安排,不少人以為此乃〈條例〉正面及進步之處,反映中共向家庭教會伸出「橄欖枝」,對改善中國宗教自由具貢獻。5不過,誠如筆者在前文結語指出:

對家庭教會而言,此舉唯一的作用,就是獲官方在指定地方,授予其「臨時」活動空間。但此過渡安排,最終目的仍要引導家庭教會接受基督教愛國團體的管理,而非賦予其獨立的身分與合法地位。再者,當局對「指定臨時活動點」的活動,又作出極大限制,接受臨時活動點的安排,即意味著揚棄自身的職能;一旦違反有關規定,又會受到當局懲處。可以說,《條例》第三十五條對家庭教會的「矮化」安排,在解決家庭教會問題上,根本沒有積極意義;其對現時宗教管理體制存在的核心問題的迴避,也反映出中國要建構健全的政教關係,仍是困難重重。6

既然如此,臨時活動地點能否成功吸引家庭教會,實屬疑問。觀乎〈辦法〉的條文,業已對持觀察態度者作出回應。不過,如果我們將視野回到《條例》本身, 7甚至是同時期各地落實治理整頓基督教私設聚會點的行動,則中共強化對家庭教會的打壓,並全面收窄及壓縮其生存條件及空間,正好視作與臨時活動點方案並行的雙軌措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黨國會以多重壓力逼使家庭教會接受臨時活動地點的安排,並主動地作出數目及空間的整治,藉此重建基督教管理新秩序。


  1. 〈宗教臨時活動地點審批管理辦法〉2018年2月22日,國家宗教事務局,http://www.sara.gov.cn/zcfg/582592.htm
  2. 楊鳳崗:〈中國宗教的三色市場〉,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65
  3. 邢福增:〈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的「指定臨時活動點」釋疑〉,立場新聞,2018年2月1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的-指定臨時活動點-釋疑/
  4. 〈中國倒退至「網格化管理」監控公民生活〉,BBC中文網,2016年4月4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4/160404_press_review
  5. 台灣長期研究中國政教關係的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郭承天也指,臨時活動點的安排是「好消息」,「許多家庭教會在縣級政府都有一定的良好政治關係,因此這一條款可以視為大陸推動宗教自由的一點貢獻」。郭承天:〈大陸《宗教事務條例》與「宗教中國化」〉,《展望與探索》,卷15期10(2017年10月),頁28。
  6. 邢福增:〈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的「指定臨時活動點」釋疑〉,立場新聞,2018年2月1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的-指定臨時活動點-釋疑/
  7. 邢福增:〈從「釋義」看新《宗教事務條例》對家庭教會的影響〉,《鼎》,期188(2018年春)。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88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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