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雨傘思考之三：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在上篇《願你的國降臨：民主、天國、終末》我認為我們的信仰就是一個由始至終終末論 (thoroughly eschatological) 的信仰。而終末論的信仰就是一個「願你的國降臨」的信仰：我們既不是「願我的靈魂升天」，也不認為我們可以靠己力令神的國來到。相反，我們是既相信又盼望上帝的國會降臨，而在這盼望中，我們不但等候，我們也在聖靈的能力下在這個不公義的世界的部分實現 (realise) 天國的公義，藉以代表性地期盼 (representatively anticipate) 這真正公義的完全來到。

所以我支持爭取民主的原因是一種基於終末論的實際 (pragmatic) 原因而非因民主理論本身 (ideological)，民主本身亦非一個「本質的善」(an inherent good)。我對民主正面的看法和目下香港的情況有不可切割的關係：我的看法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也不是每個時空也適用的。

若我們再將問題延伸開去思考，到底宏觀上教會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該當如何呢？

我覺得問題的答案的起點在我們對「教會是上帝的子民」這個宣認上。這個宣認的意思是，首先，宏觀地看，教會 (ekklésia/ἐκκλησία) 是社會上的政治實體，因為她是一個子民 (a people)。其次，由於她是上帝的子民，她就必須和其他的子民（例如在俗世被政權管治的人民）區別出來。

這可以有兩個可能性：（一）教會對現實政治採取一種完全脫離的避世或起碼不接觸不聞不問的態度；或（二）成為現實政治的他者 (Other)，也就是說，區分出來，但仍有關係，也就是說，一種關係中的他者性 (Otherness-in-relation)。

由於我們宣認上帝的工作是在和透過時間的 (in and through time)，所以教會作為這位上帝工作的福音的見證 (the testimony of the acts of this God which is Gospel) 根本不能完全脫離世界的態度。所以它只能成為現實社會政治的他者 (as its Other)。要保持這種他者性，教會必須有其獨特於世界的政治倫理，一套基於我們傳揚的福音的倫理。而由於這套倫理和現實政治無法完全吻合，教會必定會成為現實政治的批判者¹。

這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政教分離」：政教分離不是將自己鎖於教會的四幅牆內，對外面的社會不聞不問。相反，我們必須對我們身處的社會開放，根據我們的政治倫理和論述審視並批判之，從而發揮我們「作鹽作光」的功用。若教會沒有一套她自己的政治倫理和論述，她就無法成為世界的他者 (other)，無法和世界分離，教會最後只能在俗世的某一套政治倫理和論述選擇一個，並活在它之下，不能分別，無以為聖。

正如上文指出，這對擁抱「他世性」(otherworldliness) 的福音派教會來說很容易變成一種冠冕堂皇的宗教保守主義。

而很明顯，這種分別為聖和成為他者本身並非目的：教會和世界分離、批判世界，為的是世界本身的好處，好讓世界能因教會的見證和三一的上帝復和。

教會這種他者的向度在不同的社會會有不同的行動方針。今天的香港的信徒應該支持民主，是因為教會這種作為「他者」的角色令她在一個極權或類極權 的社會，甚至一個因極權或「類極權」政治而扭曲的社會中，她應該站出來爭取民主，在人力可能的範圍內減少 (alleviate) 極權僭越上帝（要求人民絕對順從）及壓逼人民（如舊約的不公義）的效果。但教會作為「他者」的角色在民主社會中就會變得不同，正如我在上文指出，民主政治以至資本主義背後的哲學理念和基督教的神學其實多不吻合，亦會因此帶來很多不同的政策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甚至是違反十誡第八誡（只舉其中一個問題）。在這樣的社會中，教會作為上帝的先知就應該像舊約的先知一樣指出其罪。當然在指出其罪的時候也必須和恩典和盼望相輔相承。這當然已非本文討論的範圍了。

簡言之，教會在天國降臨前永遠都持一個批判者的角色：在極權社會藉民主訴求減輕因此而帶來的不公義；然後在民主社會出現時繼續指出其與聖經不吻合之處。教會永遠都只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應是政權的朋友 －無論是君主的政權、極權、類極權或民主社會。雖然歷史上屢屢出現這樣的錯謬，一個我們稱為「君士坦丁主義」(Constantinianism) 的錯謬。 惟有堅守我們的他者角色才能避開這陷阱 (pitfall)。

處理了這個概念問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問，到底根據教會本身的政治倫理，我們應該怎樣看兩個在雨傘運動被提及的論述呢（當然這兩個論述不只和雨傘運動相關）？：雨傘運動阻礙經濟發展（《後雨傘思考之四：月朔幾時過去？》），和雨傘運動是一個違法不順服掌權者的運動（《後雨傘思考之五：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