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心靈健康的校園: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為例


龔立人 2017年11月30日

「牧靈」服務(chaplaincy)本身是一個基督宗教的概念,但不限於基督宗教,甚至非宗教也可以提供牧靈服務。牧靈指對其服務對象提供個人心靈關懷和指引。以基督宗教為例,牧靈者的服務場景是教堂以外的地方,例如,學校、軍隊、醫院、監獄、工廠、足球隊和飛機場。近年來,心靈需要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成為關顧服務一個重要探索領域1

例如,在澳大利亞,青年人的自殺率和抑鬱等等已響起警號。於2006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年投放3000萬澳幣(約2億人民幣)發展中小學學校的牧靈計劃(為期3年)。經評估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肯定牧靈計劃的成果和重要,分別於2010年延續計劃三年和2014年延長計劃四年。

當人的成長包括德、智、體、群、美和靈等方面時,牧靈者就是從人的靈性需要提供心靈培養和關懷。至於香港的大學,只有有基督宗教背景的大學才設立牧靈服務(在香港,牧靈服務稱為校牧室),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本文嘗試以心靈健康為題,並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室(以下簡稱,祟基校牧室)為個案,探討教堂和校牧室對建立心靈健康校園的角色。

心靈健康

於1975年,美國跨宗教對長者關注聯盟(National Interfaith Coalition on Aging)認為心靈健康是一種和諧關係,包括對自我、他者、世界和上主。就此,除了個人自我實現外,Craig W.Ellison特別認為人有對超越的嚮往和需要。他說,「我們經驗的健康就是找到可以委身的目的,而這目的是關乎對人生的終極。」2對他來說,健康包括垂直關係(即宗教健康)和橫向關係(即存在健康)。心靈健康就是人經驗到整合和自由。心靈健康超越物質維度,拒絕將生命化約為一個目的動向和一系列的發展模式,反而是一種積極和正面的生命力量,表達在價值和生命技能上。就此,John Fisher提出心靈健康是人在以下四個領域的和諧,分別為個人、他者、世界(環境)和超越3。他解釋:

與個人和諧:這指到生命的意義、目的和價值,其中包括人的自我醒覺、自我身分和自信等等。

與他者和諧:這指到一切人際,並與道德、文化和宗教等等關係的質素,其中包括愛、正義、寬容、信任、盼望和信心等等。

與世界(環境)和諧:這不只是一份對生物世界的關懷,更是一份從中產生的驚喜和好奇,並表達與世界合一。

與超越和諧:這指向終極關懷、宇宙力量或如基督宗教所講的上主等等,其中包括對超越的嚮往和尊崇,並從而產生一份寧謐。

這四個領域不是各自獨立,而是互相緊扣。心靈健康不只是與超越的和諧,更泛指人的不同領域。一個人的心靈健康從他對各方面的連繫性、對生命的好奇與讚嘆、個人的喜樂與和平等等表達出來。R.Jackson 和A.Monteux對一個心靈健康的人有這樣描述:

對自己作為人和獨特性有一健康的感覺。他實現作為個人和人的潛能。他樂天,並有方向。他在其他人身上也感受到這素質,以致尊重他人,並容易與周遭世界建立關係。4

宗教學或基督宗教的神學沒有對心靈健康有任何專利,反而不同專業人士也有其角色(例如,心理學)。很多現代人會說,「我是靈性,但不是宗教。」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靈性可以取代宗教,因為這只會陷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批評的「經驗之貧乏」和麥金泰(Adastair MacIntyre)對現代性社會的破碎性之批判。因此,宗教學或基督宗教的神學有它獨特的視野(例如,他們相對地對與超越的和諧有較深的體驗),但不是排他性。這將是以下要探討的祟基校牧室。然而,要探討這問題之先,我們還需要對教育理念作一澄清,因為不同教育理念對牧靈會有不同理解。

就著教育理念,我們可以將這課題簡化為教育作為人類資本和教育作為個人能力培育和發展5。人類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可以創造技能,並有助獲取知識,為經濟生產因素提供幫助。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亦會從中獲取更好的經濟回報。然而,人類資本理論不足之處就是只以經濟視野評價事物,而忽略文化、社會和非物質等等生活。此外,人類資本理論是完全工具性,只看重可以帶來經濟生產的知識和技能。結果,學生就被剝削不同學習機會。

事實上,過份強調經濟回報的教育只會增加學生、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壓力。再者,這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對教育作為人類資本的批評不是否定教育可以有教育作為內在價值以外的工具性角色(不論個人或群體,經濟或非經濟),而是提升人類資本不是教育的目的。若提供心靈教育和牧靈支援是為人類資本理論服務時(即解決學生問題、提升學生競爭力、並以成效量度其功能等等),這絕不會促進學生和校園的心靈健康。

相反,一個強調個人能力培育和發展的教育不會是一個強調成果或成就的教育,而是強調讓學生可以有機會邁向他個人有價值的人和事。這樣的教育不會只關注個人能力,更會關注當下社會已定下的安排等等,因為後者直接和間接影響一個人的發展。此外,強調個人能力培育和發展的教育是要擴闊學生的視野和機會,而非代學生選擇。所以,強調個人能力培育和發展的教育鼓勵學生對美善的追求,非從一種控制性方法;對社會正義的嚮往,非只專注自己。在這背景下,心靈教育和牧靈就是一個培育同學潛能發展的服務。

近年來,生命教育成為兩岸四地教育界共同關心一個課題。查實,生命教育與心靈教育有很多重疊之處。他們的不同只是生命教育相對地較少探討人與超越和諧的層面(要留意:西方社會多傾向用心靈教育而不用生命教育)。若他們兩者的分別不大,這是否等於我們可用生命教室取代牧靈室?我沒有排除這個可能。如起初所說,非宗教人士絕對可參與提供心靈服務,因為心靈成長是人的實存。就本文所關心,崇基校牧室提供的靈性服務不只是知識和價值教育,更包括建立生命的承載力和委身。以下,我先介紹祟基校牧室,繼而探討其在校園的角色和對建立心靈健康校園的貢獻。

祟基校牧室

鑑於1950年代初期香港社會對中文高等教育之需要,崇基學院於1951年10月由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所創辦。6崇基之命名,乃取「崇奉基督為萬世師表」 之意。祟基的校門也寫上一幅對聯,是

祟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
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抱與陶鑄人群。

崇基校訓取自《大學》中「至於至善」。另一方面,崇基學院的禮拜堂兩旁排列中國(1951年前)13間基督教大學的校徽木刻,見證崇基學院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承傳和使命感。至於崇基校牧室,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四所成員書院中獨有的(註:從2010學年開始,書院將逐步增至9所)。憲章上列明校牧的職責是:負責主領校內之宗教活動;協助關顧學生的福利、群體性和社會性的生活;執行校董會指定的其他工作。校牧的工作主要如下

(一) 學院週會—上課期間每星期五之第四節及第五節於禮拜堂舉行。設立週會委員會負責籌劃每學年週會內容,成員由校牧、學生和老師組成。週會目的是作為學生道德教育、心靈建設,使跟著通識教育的專題講演有一種價值向度。以2009-2010年為例,週會內容有藝術與政治有何相干呢?—個人反思、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裝備自己迎向創意工業、與龍應台教授對話、性與愛、服務學習成長路、麥兜與香港流行文化、與耶穌同行三十五年、粵曲欣賞、社區的新生命等等。

(二)信仰輔導—同學及同事在信仰及生活所遇到的挑戰,都是校牧所關心並樂意提供適切的支持。

(三)心靈綠洲—學期間每週四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二時,校牧室舉行聖樂欣賞,俾教職員學生心靈有安靜、默想時刻,重新得力。

(四)主日崇拜—崇基禮拜堂主日崇拜是向校內人士及鄰近社區提供崇拜的方便,作為本學院對大學團體及社會人士的一項宗教服務。倣效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禮拜堂的傳統,設立大學講章,將學術與講道熔於一爐。

(五)支援和推動校園基督徒團契活動-傳統上,這不只是一個宗教活動,他們更積極推動社會服務運動。例如,在1950-1960年代,他們成立「崇基學生基督徒團契平民免費小學」;1970年代,為聖基道兒童院開設義務補習班等等。

校牧室屬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制度之內。它直屬於學院院長和校懂會,保持有其獨立性。雖是如此,但它與學院不同部門有密切合作關係,共同促進校園心靈健康。相對於學院其他部門,校牧室更主動聯繫和參與學院不同部門,因為心靈健康包括與個人、他者、世界(環境)和超越等等和諧,而這絕非校牧室單獨可以完成的。校牧室主要提供非正規教育,支援師生靈性需要,而沒有提供正規生活教育課程,因為大學其他部門和崇基學院已提供不同有關課程(例如,通識教育、服務學習等等)。

校牧室如何促進和推動校園的心靈健康?另一個相關問題,學院的學生、老師與職工如何評價校牧室對他們的意義?雖然這兩個問題是息息相關,但本文只集中處理第一個問題,不但因為這是崇基學院憲章已說明有校牧室的設立,更因為校牧室的設立不是從其果效來決定。其果效是用來檢視和改善校牧室的工作,而非否定它的存在。

校牧室與禮拜堂

在崇基學院,校牧室佔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以一座教堂坐立於祟基學院內。除了代表崇基學院的基督教背景外,崇基禮拜堂更成為學院生活的核心。不但逢星期五的週會在禮拜堂舉行,同學和教職員的婚禮、喪禮和畢業禮等等都會在禮拜堂舉行。某層面說,禮拜堂成為一個多元活動空間,但我卻認為它承載人生不同階段,為不同人生階段提供過度。查實,以宗教場所作為生活的核心是前現代性社會很普遍的事,不是因為人的迷信,而是因為人需要儀軌協助人過度不同的人生階段。7

然而,現代社會特性之一就是人的社群性之失落。與此相關,就是人變得的無地方性。一方面,這是人的釋放,不受社群監控;另一方面,人多成為獨立,甚至孤立的個體。對於一個新大學生來說,這份孤立感覺可能很真實。有別於中學生,大學生沒有屬於自己的課室,也沒有固定上課時間。這一切都是由自己安排。這份由自容易產生一份迷失感,而禮拜堂和校牧室就為同學提供一個地方感。它沒有強迫同學參與校牧室,但它具體以禮拜堂出現,讓同學可以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

有別於大學其他地方,校牧室是一處異域(heterotopia)。按福柯(Michel Foucault)理解,異域就是一處有別於社會文化視為正常的空間,但又不因此,異域需要被消除,因為異域代表理想、不可以被歸類和印證正常等等的異質空間。8或許,用異域來描述禮拜堂和校牧室並不適合,因為牧靈室是西方傳統很正常的事。然而,這不是華人社會很正常的事。

以華人公立大學為例,只有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同時有禮拜堂和校牧室。禮拜堂和校牧室是異域,因為有別於心理輔導室和保健室,校牧室不是因有問題而設立。所以,校牧室不是從成果和效率來量度它的價值。同樣,有別於教授的辦公室和行政部,校牧室不是以功能導向,也不存在層級關係。在校牧室,信仰、地位和職級等等都變得不重要了。這對一個現代社會的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此外,有別於其他職位,校牧是不容易被界定。例如,一個研究校牧有效性的報告指出,校牧是牧靈者、青年工作者、老師、社區網絡者、生命師傅等等。9沒有因其異域性,校牧室的角色就可有可無,反而因其含混,它跨越大學不同單位清楚界定的角色,接觸不同同學。

就著地方空間概念,崇基禮拜堂為對神聖體會提供一個場景。它沒有製造神聖,只製造環境,讓人可以自由地體驗超越。按心靈健康,這份超越體驗是人之基本,因為這關乎終極關懷。事實上,一個強調新儒家傳統的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也在其範圍,建立合一亭象徵天人合一,為學習環境塑造一個憩息和洗滌生命的空間。雖然我們不需要用奧圖(Rudolf Otto)的神聖概念(holy)和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神聖的實在來描述這心靈體驗,但環境的設計肯定有助開拓人的心靈,因為建築空間是生活空間。甚麼物質和精神生活反映建築空間如何設計,而甚麼的建築空間又塑造生活空間。在崇基學院的禮拜堂就是一個例子。

以上主要是從三個不同地方概念討論禮拜堂作為校牧室的空間意含。建立一個心靈建康的校園不純是一件軟件問題,更是一個硬件問題。原來,心靈是在和透過具體性出現(embodiment)。然而,當下社會對硬件設計過份功能性和管治性時,建築空間沒有開拓人的心靈空間。有基督教背景的崇基學院以禮拜堂和校牧室建立一個群體空間、異域和神聖空間,讓人可以有一份地方性,從而建立自己的生活。當然,沒有宗教背景的大學也可以從它的實際處境計劃和設計一個開拓和承載生命的種種。

校牧室與心靈接觸

如起初所說,牧靈工作不限於學校,所以,牧靈關懷不一定要與禮拜堂有關。崇基校牧室有其禮拜堂只是一個偶爾,而不是必然。雖是如此,但以禮拜堂出現的校牧室有其特別角色。以下,我嘗試從校牧的工作探討他如何參與建立健康心靈的校園。

以現時香港中文大學有1萬7000學生來說,學生事務處只有4位全職輔導員(心理咨詢)。他們工作包括提供建立全校的精神健康教育和提供個別心理咨詢服務。按2009-2010年,被界定高危精神困擾的同學有1000人,而有中度精神困擾的同學大有人在。單單倚賴輔導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不但因為有財政的限制,更因為每一個在校的人都有份參與社群的建立。從此看來,校牧室有一定角色扮演。它絕不是輔導室,不適當提供危機輔導,但它本身提供的活動和個別關懷卻可以為同學帶來生命支援。

另一方面,心靈健康的校園是由學生和教職員共建的,但教職員所面對的壓力和焦慮不比學生輕。相對於其他組織,校牧較容易接觸到教職員,不但因為他的身分有一定認受性,更因為他不牽涉權力。校牧室就是建立一個安全的避風堂,讓師生可以得到支持和放下擔子。它又為師生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建立自尊。例如,平日舉行的「心靈綠洲」就有這樣的目的。

此外,校牧參與危機處理。有別於臨床心理學家,校牧提供宗教儀軌,協助師生面對生活中的悲劇。早前,一位內地同學自殺後,校牧室就舉行一次蠋光祈禱會,讓師生可以聚首,一同懷念、互相擁抱和支持等等。參加者有數百人。當然,校牧提供的宗教活動不只是滿足有宗教信仰的人,更藉此開拓師生對心靈需要的認識。

除了以上的角色外,校牧室提供不同的講座和活動都直接和間接提升師生的靈性發展。例如,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基督教文化節。今件主題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中的活動有演講、音樂會、藝術展覽和電影欣賞等等。基督教文化節的目的不是狹義的傳教,而是表達基督教在文化中的角色,讓參與者可藉此體會靈性。

我不得不承認,以上的討論是單方面描述校牧的工作和角色。我們需要從受服務者的角度評估校牧室的工作。這方面研究只有留待另一專文交代。

結論

校牧室不是唯一建立心靈健康校園的媒介,因為這是一件師生共同的事。校牧室只是參與者之一,並以它的獨特性作出其貢獻。然而,它可以成功發揮它的角色往往取決於校方對它工作的認識、肯定和信任。一個沒有宗教背景的大學傾向不會考慮設立校牧室是可理解的,但他們不可以不考慮校牧作為牧靈者、青年工作者、老師、社區網絡者、生命師傅等等角色和它所創造的地方空間對校園的角色。

註:

  1. 例如,早於1982年,R.F.Paloutzian and C.W.Ellison已發展出一套「靈性健康量度」方法等等。及後,不同學者發展不同量度方法。再者,在當下醫護工作研究中,靈性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課題。
  2. C.W.Ellison, ‘Spiritual Well-Bei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1 (1983): 330-340.
  3. J.W.Fisher, ‘Helps to Fostering Students’ Spiritu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4:1 (1999): 29-49.
  4. R.Jackson and A.Monteux,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Spiritual Needs’, Scottish Journal of Residential Care, 2003:2 (1), 52.
  5. Ingrid Robeyns, ‘Three Models of Education: Rights, Capabilities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6: 4 (1), 69-84.
  6. 參考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
  7.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1960).
  8. M.Foucault, ‘The Other Spaces’ (1967).
  9. Philip Hughes and Margaret Sim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aplaincy (Edith Cowan Universit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