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德國問題怪罪於希臘哲學和宗教改革:潘霍華是非理性的激進份子嗎?

余創豪 Chong Ho Yu
chonghoyu@gmail.com

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香港基督教最熱門的討論話題是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最流行的基督教書籍之一是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撰寫的【追隨基督】。潘霍華在二戰爆發前到了美國,但後來他選擇回到祖國,與同胞共渡時艱。潘霍華參加了反納粹黨的地下組織,甚至參與暗殺希特勒,不幸地他在1943年4月被捕,之後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內將近兩年,1945年4月他被處死。二十世紀八零年代有幾位香港基督教領袖明確表示自己要效法潘霍華,例如蔡元雲醫生宣布他會留在香港,而不會移民加拿大,蔡醫生和他的同儕有一個名稱:承擔派。

為什麼我會突然提起潘霍華呢?因為其主張仍然與當今世界息息相關。除了【追隨基督】,他還寫了另一本重要著作:【倫理學】,這本書是寫在一個特殊情況下,儘管納粹德國發動了侵略戰爭和逼害猶太人,潘霍華的許多同胞,甚至許多德國基督徒,都死心塌地去支持納粹黨。【倫理學】是一個對時代的反思,他在1943年被捕前寫了倫理學的一部分,後來繼續在監獄裡寫下去。

以基督為中心的現實

倫理學的開頭可說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分辨善惡似乎是一切道德反思之目的,但基督教倫理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否定這方面的知識。」根據潘霍華的觀點,當人類試圖區分善惡的時候,這標誌著我們已經遠離了美善的根源(神)。任何以我們的知識去建立倫理的努力將是徒勞的,這論述是建立在基督的世界觀上:世界上只有一個現實,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現實,上帝曾藉著基督啟示自己,因此,世界上沒有任何無關上帝啟示的現實。潘霍華反對任何形式的二元論:上帝的國在遙遠的領域,世界則自成一角。他認為基督徒必須以整全的方式對待生活的各個方面,基督教不只是個人的信仰,她還有社會的層面。

過於簡化的分析:希臘思想是德國人的病根

潘霍華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以基督為中心的現實已經在西方完成,通過基督教的文化遺產,歐洲和美國已經成為一體。他聲稱,西方國家不可以單獨存在,耶穌基督締造了西方的歷史事件,西方溶為一體不是一個空想,而是歷史事實,其唯一的基礎就是基督。

不過,他感到不安的是,曾經是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卻離開了以基督為中心的現實,並且變成一個殘暴的政權。我想指出,潘霍華是神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因此,他根據哲學和歷史而對德國作出的診斷是缺乏說服力的。據他分析,德國有一種強烈的反基督教傾向,這心態可以追溯到希臘的文化遺產。羅馬文化和基督教元素緊密結合在一起,但希臘的文化遺產則敵視基督。法國、荷蘭、英國、意大利都珍重羅馬文化,但德國卻青睞希臘文化。法國,荷蘭和英國人文主義結合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相比之下,德國則割斷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之間的聯繫。羅馬天主教會繼承了羅馬文化遺產,令這傳統連綿不斷,但新教改革則拋棄羅馬遺產,將自己定位在希臘傳統下。

我相信任何人熟悉歷史和哲學的人,都可以發現前面的分析是過於簡單化。首先,羅馬文化承接了希臘傳統,天主教對希羅文化兼包並蓄,天主教神學亦借用了許多希臘哲學,例如聖多瑪斯‧亞奎拿的神學就是建基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上。還有,儘管意大利是一個繼承了羅馬文化的天主教國家,她竟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是納粹主義的先行者。最後,今天西方已經不是在基督教之下統一,因為在二戰之後歐洲變得非常世俗化。有人可能會認為這評論是不公平的,因為潘霍華不可能預見半個世紀後歐洲的變化。無論如何,如朱克曼(Phi Zuckerman)般的世俗主義者認為,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中,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ity)的歐洲仍然運作良好。

自欺欺人:分開個人信仰與社會責任

無論當時潘霍華對德國問題的診斷是否正確,至少他能勇敢地抗衡邪惡,而不是與它合作或保持沉默。在接受以基督為中心的前提下,他誠實和大膽地揭穿謊言。納粹黨並沒有宣稱自己的意識形態是邪惡的,相反,它宣傳一種迷惑了很多德國人的浪漫理想,德國人認為,通過清除猶太人和反抗英法等國對德國的壓迫,他們正在打擊邪惡。潘霍華批評這種道德狂熱,他指出,在這種意識形態底下,狂熱份子相信用自己的理念去反對邪惡,然而,結果自己卻製造出更可怕的邪惡,這就是為什麼在書的開頭,他斷言由人的標準去判斷善惡是徒勞的。但他的德國同胞卻依然自欺欺人,針對這種虛假意識,潘霍華寫道:「一個敗壞良心可能比受欺騙的良心更健康和更強壯。」

為何人會如此盲目呢?潘霍華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分割現實,人們劃分開個人信仰和社會責任,沒有把信仰作為一個整體。他解釋說,有些人以私底下高潔的道德來迴避了在政治上採取立場,這些人不偷、不搶、不殺人、不姦淫,在他的能力範圍內,他確實做得不錯,但對身邊不公義的事情他只會視若無睹,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行為。

潘霍華的啟迪

在今天這個多元化的時代,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是不受歡迎的「霸權」。此外,像許多在危機情況下的思想家一般,潘霍華指責希臘哲學和宗教改革害了德國是過於簡單化。就學術而言,海德格比潘霍華有深度得多,海德格的哲學論述似乎更合理,但海德格支持納粹主義!

坦白說,如果今天任何一個學生寫出像【倫理學】般的哲學或歷史論文,他一定不會及格;如果一個教授提交這種論文,毫無疑問它會被編輯或審稿人投籃。但是,這種寫作方式可以在許多其他危機情況下見到,例如,在民國時代中國哲學家梁漱冥寫了一本名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書,在書中他描述西方文化的特點是意慾向前、尋求進步;中國文化的屬性是意志持平、維持現狀;而印度文化的特質是意慾向後、一味倒退。今天我們會嘲笑這種草率的概括,但是,我們需要明白,當梁漱冥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動盪的局勢下,因此他心急如焚地尋求東方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同樣道理,潘霍華在特殊情況下作出不尋常的宣告,他試圖反思,為什麼德國會走上一條邪路,即使在細節上他的分析有錯,但其信息的主要方向仍是正確的。

不幸的是,納粹時代並不是歷史上唯一一次大多數基督徒對不義保持沉默。當西班牙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美洲剝削和奴役土著的時候,天主教神父站在殖民者的一邊,他們只關心令美洲印第安人歸信天主教,但對他們的苦難卻無動於衷。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遲來的殖民者,但大部份基督徒亦看不見基督教信仰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雖然相對來說美國較少在海外殖民和掠奪資源,但是南方的基督徒廣泛地接受奴隸制度,美國是最後一個廢除奴隸制的西方國家,但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美國南北戰爭造成了四十五萬人死亡。所有這些似乎都很遙遠,但直到1993年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才結束。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不是有許多勇敢的基督徒去對抗那些邪惡的制度嗎?例如威廉‧威伯福斯對終止英國的奴隸貿易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美國的林肯總統解放黑奴更不在話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神學家卡爾‧巴特公開反對支持德國軍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此外,馬丁路德金博士和德斯蒙德‧圖圖主教也強烈反對種族主義。

許多人喜歡引用上述偉大的基督徒以展示基督教的價值觀怎樣改變世界。然而,這些偉人都是例外,他們並不代表當時的主流,如果當時其他人像他們一樣,他們便是普通人,而不會被認為是偉人。事實上,當時威伯福斯和林肯都是不得人心的「激進派」,在美國,林肯的反對派強大到足以對抗聯邦政府。

今天,一些有良知和願意跟隨基督人好像是不理性的「激進派」,批評者會指出他們的分析在細節上有錯,他們甚至高唱和平、理性、法治,來凸顯激進派不理性和不尊重法律 。但是,我們應該一劍刺入問題的核心,潘霍華的核心信息是:讓我們停止自我欺騙吧!

201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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