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53週年:有需要召梵三會議嗎?

余創豪chonghoyu@gmail.com  

最近傳媒報道關於天主教會的消息都是比較負面的,焦點都是天主教的性醜聞,例如在上個月,六名男子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地方法院對天主教會提起訴訟,聲稱他們在童年時期受到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性虐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年12月8日,亦即是筆者撰寫這篇文章的同一日,是天主教會結束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53週年紀念。該大公會議於1962年10月11日由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正式召開,並於1965年12月8日由教皇保祿六世宣告正式結束。現在正值天主教多事之秋,這亦是反思梵二精神的良機。

梵一會議反歷史潮流

不少人都誤會梵蒂岡二次公教會議是梵蒂岡一次公教會議的延續,其實,梵二會議是一個完全嶄新的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修補了梵一會議遺留下來的問題。因此,要討論梵二會議,便不得不回顧梵一會議。

簡單地說,1869年的梵一會議是天主教對世界的挑戰採取非對話式的回應,當時歐洲出現了高盧主義,該主義提倡:由君主或國家權威代表的世俗規範,可以蓋過羅馬天主教會的規定;而法國君王亦應該維持不受教皇干預的獨立性。1864年,教皇庇護九世主張政權與教會分離,但梵蒂岡只想要單向的分離,亦即是希望世俗政府不要插手教會的事務,但教會對世界事務仍然有話事權。梵蒂岡徹底反對現代化的各個層面,例如理性主義、唯物論、自由主義。

1870年7月18日梵蒂岡通過了教皇無誤論,從而確立「真理」,教宗庇護九世正式頒佈教皇無誤論為天主教教義。這並不是指教宗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絕對正確,而是他代表教會所宣告關於信仰和道德的訓令是無誤的。教皇無誤論不但適用於1870年之後,而且具有追溯力,可以回頭宣告過去什麼教義是無誤的,例如449年教宗利奧一世宣告基督的神人二性,1854年教宗庇護九世確定聖母無原罪論。表面上,教皇無誤論好像是天主教在驚濤駭浪之下的定海神針,可是,這無誤論為後來天主教會的改革帶來了難題。1870年普魯士向法國宣戰,拿破崙三世調走守衛羅馬城的軍隊去迎戰普魯士,結果意大利王國的軍隊乘機佔領羅馬,梵一會議亦因為普法戰爭而休會。

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禁止教導天主教神學的神學家漢思昆( Hans Kung )大膽地指出:「只有神本身才是永無謬誤的,教宗只不過是人,所以不能無誤,不變的真理應由各時代的人依照自己的處境而重新加以詮釋。」他又說:「從中世紀起,在整個現代,官方的天主教教會學都是一種防禦性和反動的神學,它把教會看作一個組織嚴密的王國。因為反對議會制度,所以強調教宗的最高權力……因為反對八、九世紀的國家專制主義和世俗政權,就把教會描繪成一個’ 全十美的社會,享有一切權利和達到目的所必需的方法。這一切理所當然地導致了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召開和會議關於教宗最高權力和教宗永無謬誤的決議。會議是在反高盧主義(指法國教會要求自主權力的呼聲)和反自由派的態度影響下於1870年召開的。 」

梵二會議主張反省、更新、對話

當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於1959年1月宣布成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委員會時,他震驚了全世界。天主教在近100年來都沒有召開大公會議,許多人認為,隨著1870年教皇無誤論的建立,天主教會不再需要大公會議,既然教皇說了就算,那又何必需要討論呢?若望二十三世對大會的設想是:

  • 反省 :教會必須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處境,
  • 更新:改革會發生在自我認識之後,
  • 對話:教會必須與整個世界對話。

澤維爾大學的彼得赫夫說: 「在此之前,天主教會幾乎被視為一個堡壘,它非常關注自己內部的穩定性和完整性,它只在傳教活動方面與世界接觸。教皇若望想要加強宣教使命,但他也想創造一個對話的環境,令教會參與現代世界的各個方面。」

在短短幾年之間,天主教會作出了許多翻天覆地的改革,例如自此之後彌撒採用當地語言,而不是拉丁文,天主教和不同的教派進行了復和和對話,稱他們為「分離的弟兄」;並且有鑑於納粹大屠殺的錯誤,天主教會放棄了反猶太人主義,不再指控猶太人殺死主耶穌基督;還有,天主教和東正教彼此廢除了施加給對方的絕罰(ex-communication)。

在1870年,天主教會的反現代化思想啟迪或合理化了西班牙、斯洛伐克、拉丁美洲的獨裁統治,並且促使一部分法國天主教會人士支持反猶太人主義,反對共和政體。然而,梵二改變了這一切,梵二接受了教皇利奧十三世所譴責的許多東西,梵二的天主教會相信人權、民主、宗教自由,並譴責反猶主義。

任何革新都會出現「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這矛盾現像,天主教會的梵一會議確立了教皇無誤,但以後的教皇若果要改變或者修正前人的說法,便會出現相當大的困難。梵二會議非常有技巧地處理了一些教義問題,舉例說,在過去天主教會不斷地高舉聖母的地位,梵二會議宣布「基督是天主與人類間唯一的中保,聖母中保的角色完全隸屬於基督。」

有需要召梵三會議嗎?

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經以樞機主教身份參加梵二會議,他亦提出了許多改革方案,在1978年他被推選為第264任教皇之後,他便繼續推行梵二精神,鼓吹復和與對話。由1992年至2001年期間,若望保祿二世為教會過去犯下的錯誤而連番公開道歉,例如伽利略案、異端裁判所、十字軍東征。在他的領導下,天主教與猶太教、伊斯蘭教、東正教會、新教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很大改善。

雖然若望保祿二世對外十分開放,而梵蒂岡的外事政策亦非常成功,例如激勵了波蘭人推翻共產主義,但是,他在神學和內部政策上卻非常保守,例如他反對人工節育,反對修女與神父享有同等地位,而且他選擇不結束神父的強制性獨身制度,而最後一點間接地令天主教會成為性醜聞的溫床。

天主教神父性侵兒童和少年是全球性的現象,這些事件出現於北美洲、中南美洲、澳洲、歐洲、亞洲,涵蓋的時段超過50年,涉案的神父成千上萬。曾經有些人引用統計學和或然率指出:兒童或者少年受神父性侵的機率並不比受其他人性侵的機率更高。請恕我不客氣地說,筆者是統計學者,以上是非常錯誤地引用或然率,這種邏輯思維和將大規模槍擊案問題淡化的謬誤是一樣的,據統計,在美國因槍擊而死亡的機率約為二十五萬分之一, 然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死於心臟病的機率更高,故此有人說大規模槍擊案不是大問題!

在2001年若望保祿二世為這些性醜聞道歉,並且宣告這些性侵行徑違背了耶穌基督的教訓和見證,但以我所知,教宗並沒有具體行動去對付這問題,被揭發性侵的神父只是被調職,而不是受到懲罰。例如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紅衣主教伯納德·弗朗西斯羅(Bernard Francis Law)在被發現掩飾性侵事件後辭職,2002年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將他重新分配到行政職位。2014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聲稱教皇和羅馬天主教會在對應性侵事件中做得不夠,他們關注保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保護兒童。

而且,是否容許神父結婚這方案完全不在考慮之列。筆者亦是心理學者,在某程度上我同意佛洛伊德的看法,有一些精神病和心理變態是在天然性需要受到規範的壓抑下而產生的。根據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場,天主教神父不能結婚,是因為基督沒有結婚,通過保持獨身,神父更加能夠全心地塑造自己,將自己奉獻給基督,致力於為教會服務。筆者曾經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凡是耶穌沒有做的事情,我就不能做。」這種所謂效法基督的精神是大有商榷餘地的。

在某個意義上來說,傳統就是讓死人統治活人。漢思昆說得對:「不變的真理應由各時代的人依照自己的處境而重新加以詮釋。」當傳統在現有環境之下出現大問題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讓死人繼續統治活人。我十分佩服梵二會議一舉推翻千多年的傳統,放棄在全球各地沿用拉丁文做彌撒,我亦佩服梵二會議在教皇無誤論和梵一會議反現代主義的歷史包袱下,開始面向世界,勇於對話。如今,天主教是否有必要召開梵三會議呢?

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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