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ry Kwan

Gerry,2009年畢業自建道。大學主修物理,副修數學,也在這途中信主。從前喜愛霍金無神思想,如今週旋在信仰與科學之間的整合。閒時喜愛動漫,並從中反思人生。
盼望生活像鬆弛熊,不為生活緊張,放鬆、自由自在地活在主裡。
作者Medium:https://medium.com/虛妄與卑劣的圖書館

宗教逼害臨近香港基督教教會?

原刊於Matters,2020年2月14日

本文編修自筆者二零一九年年中在Medium上發表的三篇短文,當時香港的反修例運動還未到大爆發的階段。雖然沒有全面的更新,但刪減部分時事的內容,想原汁原味就煩請到筆者的Medium(原文連結:  )。

圖片取自〈河南強拆!逾4000間教會十字架拆光〉報導,2018年9月6日,網址。

圖片取自〈河南強拆!逾4000間教會十字架拆光〉報導,2018年9月6日,網址

二零二零年武漢肺炎的爆發,表面上似乎將香港反修例運動止息了,但事實上香港的亂局每況愈下,政府在抗疫戰線上有系統地不作為,民怨沸騰,經濟前景暗淡。中國內地情況亦不見樂觀,在經濟下行的陰霾底下,政府高調地指示抗疫不能阻礙經濟發展,並且對港澳官員和機構進行升格,任命副國級「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接任港澳辦主任,由國家領導人指揮港澳事務。

這位夏寶龍既是習近平的親信,同時也因為他在浙江拆十字架手段的強硬,引來港人對中央改變對港政策、特別在政治及宗教上變得更強硬的猜測。當然這一切都言之尚早,但絕非無跡可尋。

逝去的美好時代

筆者在廿一世紀才開始信耶穌,換言之是香港回歸之後。整個歸信的過程,是宗教自由的結果:可以隨意找到聖經研讀、在大學可以選修宗教科目、信徒可以自由佈道、市民可以自由談論信仰,選擇信仰和敬拜的地點。當時代還未到二零零三年(就是非典型肺炎爆發的一年),普遍香港市民似乎對一國兩制,並且中國的前途都積極樂觀。

這種樂觀普遍漫延在香港教會,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宣教事工發展蓬勃,說到聖經中提及末世的宗教逼害,沒有想到有生之年(沒有誇張!)會發生在香港或鄰近地區(當然包括中國)。用一個不相稱、並且現在看起來很可笑的比喻:要教導信徒面對逼迫,只能說「白色殉道」(個人修道主義)而無從讓信徒想像「紅色殉道」(即初期教會時期,信耶穌極可能要賠上性命)。雖然有不少牧者都曾經歷偷渡和文化大革命,但即使過了八九六四,這些「大中華膠」(這裡並不帶貶義)仍然對中國現代化和進步積極樂觀。

這種樂觀並非沒有根據,雖然時有聽聞牧者進入內地(目的不是從事宗教活動)都會被相關人士全程跟蹤監視,進入內地的「探訪」事工隨時會有統戰部人員列陣「旁聽」,但當時果真「出事」的事件只是「寥寥可數」(當然這也是樂觀和片面的觀察)。過多數年,到了筆者讀神學的時候,中國事工開始探討轉型,因為國內的宗教狀況越來越開明,很多內地信徒能夠離國讀神學,多種神學專門的書籍大量在內地翻譯出版,開始呈現出一個願景:內地信徒終可以自給自足,香港這個「轉口港」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現在我們明白,這種願景從沒有真正實現。

宗教從來都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事實上,香港教會有不少信徒對內地宗教狀況的認識,還是停留在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他們對中國的進步達到近乎迷信的地步。然而無論是歷史的教訓,還是神學的向度,人類社會「無止境」地越來越理性、自由是一種迷思。即使馬克思也得承認宗教有其止痛的作用(鴉片),只要人民不是信仰政權或政治領袖,宗教實體在頗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群體,在群體利益上與政權相左的時候會成為反對派,而且比那些時常分裂或內訌的社運組織來得更為有力。

即使信奉「政教分離」的信徒,也會有信仰的方式去反對政府施政。圖片取自〈「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信徒教牧反性傾向歧視立法〉報導,2013年1月14日,網址。

即使信奉「政教分離」的信徒,也會有信仰的方式去反對政府施政。圖片取自〈「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信徒教牧反性傾向歧視立法〉報導,2013年1月14日,網址

事實上由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開始,「堂會建制」對政治的冷漠惹來不少信徒的反感,雖不至於大型的離教運動發生,但仍有不少所謂「傘後」的教會組織或事工的出現,更普遍地出現「XX不代表我」、「我們是一群XX人」的聯署聲明作為對社會時事的回應,反映出信徒脫離地方堂會的框架去參與社會,這模式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更成為了潮流。從反面來說,政府要透過地方堂會去控制信徒(有時美其名是尋求共識和支持)只會越加困難。當然政府可以完全無視反對意見,但許多時「加辣」去管制異見更是尋常。在這種背景底下,宗教逼害會臨到香港教會嗎?

怎樣才算是宗教逼害?

要說逼害,我們需要明白它本身是一個光譜,最極端的一面是暴力禁教或者滅教,光譜的其他方面就是以不同的手段、以不同程度去限制宗教自由。在「一國兩制」苟延殘喘的現在,筆者相信大型禁教或拆教會的情況暫時不會出現在香港,但這代表香港的基督教未有受到逼害或限制自由嗎?這視乎我們對我們自由的敵人有多了解了。

滲透教會

邢福增在〈地下黨基督徒〉一文就曾經指出「…… 在中共黨史上,卻存在著一群『黨員信教者』,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在宗教界從事地下工作。」此文提及、也是最為著名的地下黨員叫做李儲文(維基條目)。有部分教會人士認為,基督教信仰是必然抗拒強權和暴政的,恰恰這位在國外飽讀神學、在教會內外皆有好名聲的牧師,在文革逼害臨到的一刻表露出其真實身分完全是另一回事。筆者並不是鼓勵讀者們去「獵巫」,反之是想指出這些滲透教會的地下黨員,很可能已經是堂會內非教牧領袖,也有可能已經是「名牧」,單從外表或所謂背景是無法分辨得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沒有滲透這手段,也不要天真地以為長年浸淫在基督教神學思想(甚或擔當教導事工),人的生命和世界觀就會改變──不是不會轉變,但人心的詭詐也是聖經一早就強調的。

還有一點相關的,就是華人教會本身的神學傳統,是較容易提倡愛國情懷。筆者曾在一次由香港某著名神學人主講的政治講座之中,親身聽到有牧師回應「如今我才知道原來信耶穌是可以不愛國」,其言下之意,牧師本以為必須擁護祖國和順服當權者。再者,不少上代或上上代牧者自認為「大中華膠」(同上回,這裡是沒有貶義),對中國有深厚的激情,每每放大了內地某方面的進步和鼓勵愛國情操。愛國不是罪,但愛不能使我們無視許多宗教逼害的事實。到頭來滲透和提倡愛國是一個互為因果、循環的關係,倘若地方堂會繼續忽視基督教大傳統的神學反思和發展,堂會偏藍是合理預期,亦可解釋為何內地宗教政策要教會「三自」來擺脫西方思想和聯繫。

圖片取自〈浙江兩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國或進一步限制基督教〉報導,2016年5月23日,網址。

圖片取自〈浙江兩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國或進一步限制基督教〉報導,2016年5月23日,網址

在法律上限制教會自由

內地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張力多年不散,近年因著天主教承認中國官方指定的主教,更使後者重歸地下,多年來的復興及與三自教會的復和,轉眼間化為烏有。或許在香港要推動「三自化」暫時言之尚早(但要來的話可以很快),但若言已有所部署並非甚麼不能想像的事。香港的信徒早就發現有些深藍的「龍頭教會」,多有深藍的官員、藝人參與聚會,屢屢為建制發聲。筆者並不是指那些堂會是被收編的,只是當有朝一日推動香港教會三自化,這些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當起樣版來。

借鑑三自教會的模式,當權者控制基督徒的主要方式就是指定官方認可的大堂會(相對家庭教會而言之大),藉她們發表貼近政府的官方立場,然後無視所有其他地方堂會的聲音、甚或打散且打壓他們,阻止他們團結起來。胡志偉牧師就曾經提出政府可能以消防條例去打擊中小型樓上教會。近年國內不少以暴力清拆教會的情況,有消息傳出是因為他們僭建及違返建築條例。當然有不少信徒否認這是事實,又或者相信是當權者的巧立名目,但據筆者的了解,的確因為過去宗教相對的自由,部分堂會建堂、擴堂過於張揚而被政府拿到口實。同樣地,香港不少樓上、工廈堂會或會有不完全符合法律相關條例的要求,倘若香港政府如反修例運動中「止暴制亂」所示是「有法必執」(相對從前較寬鬆的執法),再加上在相關法例上加以收緊,這些較小型、實力較弱的堂會定將輕易被取締,沒有「官方認可」的堂會難以在香港覓地生存。

截取自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的政綱,有關基督教媒體報導,請看2017年2月27日的〈林鄭月娥提議研設宗教事務小組〉,網址。

截取自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的政綱,有關基督教媒體報導,請看2017年2月27日的〈林鄭月娥提議研設宗教事務小組〉,網址

有些抗爭者以妖魔化政權去動員別人參與,筆者看來並不必要,因為一來並不是所有人都看到政權的邪惡(有時需要相信她包裝得好),二來社會的動盪和政治環境是明明可知的,對於那些活在自己世界裝睡的人,怎樣叫也不會醒。倘若我們已經對逼害臨近產生危機感,構思對策是自然不過,特別是合乎基督教神學的回應。

逼在眉睫

在反修例運動的眾多文宣之中,曾經有人製作了與基督教教會相關的內容,見下圖:

原出處為Facebook的「502常人」專頁,此單張尚有背面。

原出處為Facebook的「502常人」專頁,此單張尚有背面。

假若香港的「一國兩制」會因「送中條例」而被侵蝕,上圖許多叫香港人陌生的罪名就很有機會扣在基督徒身上。事實上香港教會的許多宣教工作,在內地都是違法(違反內地法律)的,故此往往都做得低調。正是因為「香港人」的特殊身分,才似乎沒有被當局捉拿問罪,出了事也至少可以求助於香港政府。反修例運動的各種濫捕,正好就是一個「中港融合」的經典例子:總有一條法例、一個名目可以用來控告你,這種「法治」也正是港人心裡最為恐懼的。

順帶一提,倘若管治者更加強硬,不單止不聽市民意見,更敵視任何反對聲音(先不將之提升到一些內地普遍的政治罪行),香港的基督教教會還可以在一些家庭或倫理議題上(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反抗政權的決定嗎?「社團條例」又會否有朝一日成為個別堂會的「死因」(「鼓吹」有違政府施政的意見和組織相關行動)?

真的有對策?

如果「一國兩制」再無法保障香港人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內地的相應政策定必進一步以任何方式實踐在香港。較可以預期的自然就是扶植親建制的三自教會,並以本色化為名斷絕境外的聯繫。

  1. 三自化v.s.普世化
    如果收緊宗教自由包括樹立親建制的官方教會,在基督教信仰之內的抗拒力就是「我信聖而聖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本質上是普世性的,永遠不會存在孤立自存的「中國本色化基督教」。本色化在神學上著眼於「外來」的信仰落地生根、與本地文化的融匯,而不是斷絕信仰本來的根和其他地方的堂會。過往,國內不少異端出現的原因,都是因為神學資源缺乏加上與本土民間信仰過份的融合,這足夠引以為誡。
    前文亦有提及香港傳統華人教會有愛國的傾向,同時其神學源頭多為基要派,或多或少也有反(西方)神學的特色。因此最直接的行動就是重視和提倡神學教育和聖經研究,脫離基要、重新與基督教大傳統接軌。這既是抗拒逼害者異化教會的手段,本身亦是教會自身存在的模式和任務。
  2. 便宜佈道v.s.城市宣教
    「便宜佈道」是指透過大型佈道會和堂會福音聚會去使朋友和鄰舍認識福音。筆者並不是反對這種佈道模式,它的優點在於「便宜」(低成本)且有效(佈道對象較易和長時間留在教會);而相對「便宜」的就是無論人力或財力成本較高的宣教模式。
    宣教意味著價值觀的介入,宣教士必須走進異文化當中:羊走進狼群,了解未信者的生活型態和信仰意識。宣教也逼使佈道者離開安舒區(近文化的鄰舍和朋友、同學),如果要向基層佈道,就要離開中產的生活形態、以至行為談吐(例如太多中英夾雜、專業用語)。也只有這樣做,教會信仰才能明白社區、進入社區、融合並植根於社會(也就不再離地了);信徒進入社會也是一個公民化的過程,提升他們對鄰舍生活的關注和信仰的實踐。
  3. 堂會主導v.s.信徒主導
    堂會(建制)與信徒本來就不應是對立的,尤其是近年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運動或平信徒充權運動的發展,堂會應該是信徒主導的運動背後的差遣者、賦權者和支持者。平信徒也應該知道,他們也不應該完全脫離教會群體:他們是一份子,也向其他肢體負責。筆者想,這是身體政治的問題,並不是甚麼「互相干預」、「爭奪代表權」的問題(不要學左派式鬥爭思維),而是共生共存、唇亡齒寒的關係。

不要幻想,面對現實

天堂不在人間,也不在我們的心中,天堂已經不再(paradise lost)。在末世的盡頭等待著的是末日審判和新天新地,在那之前,聖經明明就預言逼害信徒的事必然發生,必然有好多在位掌權者企圖抗拒天堂活現在人間。逼害臨近,世界並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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