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看反宗教改革的藝術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7年9月11日

今年是馬丁路德改教五百週年。這是人類歷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們回顧歷史,深刻反思的大好時刻。

人類歷史上可能沒有不流血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個文明的斷層,它所帶來的改變是巨大的、永遠的、全面的。它往往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想法、價值觀和文化表現。由於人們的自大與無知,在革命的過程中必然充斥著因狂熱與偏執所帶來的悲劇。無論是什麼革命,日子是不會一下子變得美滿的。我想,歐洲16世紀初的宗教改革就是一個絶好的例子。

宗教改革最大的催化劑是印刷術,也就是聖經的翻譯和流傳。首先,馬丁路德把伊拉斯謨的希臘文聖經翻譯為德文,加爾文將伊拉斯謨的版本翻譯成法文,廷代爾(William Tyndale)與科沃德(Myles Coverdale)翻譯成英文。正當天主教熱切地用建築和藝術喚起信徒宗教情操的時候,新教剷除了世襲的權威,藉著文字刺激了思想的傳佈,它促進了西方心智、思想的表達,逐漸造成理性主義的抬頭和現代科學的誕生。可是,由於它減低了教會組織超國界的控制管道,它也因此催化了國家主義的抬頭。

長久來看,宗教改革對人類文明的影響至巨,也非常正面,但是在發生的當時,卻有許多負面的結果,包括藝術與生活。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段困難的日子,改革的雙方彼此仇視,都認為自己代表上帝,要審判、醜化對方,打倒對方的一切。於是宗教戰爭開始了。往往宗教不過給政治(權力)與經濟爭端提供了“道德”的藉口,這跟中國歷史上“替天行道”的意義也相近,為的是師出有名。

對這一百多年因為宗教改革產生的戰亂,蒙田說的最好:“當人們希望把自己轉變成天使的時候,他把自己變成了野獸。”這是人類社會不爭的事實,大約最容易把自己轉變為天使的方式,就是把對方變成惡魔吧?只有在辯論雙方都承認自己所知有限,自己不是天使,也並不擁有全部真理的前提下,真理才有可能越辯越明。可惜,人類(特別是權力擁有者)永遠做不到這點。這不是宗教的問題,不是教義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

然而,就像物理定律一樣,每一個運動必然產生一個反運動。為了反對宗教改革,16-17世紀的天主教從上到下也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這個變革正好與當時的藝術創作息息相關,也與西歐人民的心靈狀態息息相關。我希望能夠客觀地,從“天主教改革”(新教稱“反宗教改革”)的角度來看看這個變局。

相對於新教對現代化的催化作用,那麼,“天主教改革”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又是什麼呢?從新教的“有色眼鏡”看來,一個壓制性,強調順服和鼓勵迷信的宗教環境不可能產生什麼燦爛的文明。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從16-17世紀天主教內部萌發的理念,追求聖潔的熱忱,以及藝術天才們為了服事上帝所展現的成就,這些也都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

如果新教的信仰刺激了人們在思想和神學上深入,提升了信徒知性的素質;那麼,“天主教改革”則更像是個大眾化運動,讓這些不識字的底層大眾,藉著儀式、圖象、藝術和各種象徵性符號(偉大、莊嚴、美麗、親切、聖潔、慈愛、等等),滿足了他們內心對上帝,以及對內心安寧的渴望。

背景:教廷的腐化與自清

提到教廷,我們不能不想到羅馬。羅馬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切都放大了,它給人深厚的歷史感。梵蒂岡那種莊嚴、雄偉和華麗更是讓人讚嘆不已。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梵蒂岡和羅馬,就是公元15-17世紀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大興土木,以及製作大量藝術作品的成果。這個成果又是與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運動息息相關的。

今天的天主教與改教時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教廷是經過幾百年改革的結果,特別是廿世紀“梵蒂岡二次會議”以後的改變。天主教也出了許多讓我們敬佩的人物,例如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方濟各,小德蘭修女,盧雲神父和梅爾頓神父,等等。

五百年前,馬丁路德的改教雖然極不容易,但卻是當時教廷極端腐敗必然的結果。這或許是“權力腐化,絶對的權力絶對腐化”這句名言的又一明證。

到了15世紀末與16世紀初,當時教宗與紅衣主教多為幾個顯赫的家族所壟斷。例如:Medici,Borgia, Rovere,Farnese,Carafa,等等家族。這些顯赫的家族又常與歐洲的皇室通婚(Borghese,Bourbon,Habsburg)。這些教廷的當權派就是當年的“官二代”,“官三代”。他們是既貴且富,所以同時也是“富二代”,“富三代”。有的教宗是靠“買官”買來的!他們中許多並非從教士出身,所以並沒有從“底層”幹起。這種人出了頭以後能不撈一筆嗎?所以賣官鬻爵,親友們雞犬升天,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因為是“俗家”出身,六根不淨,坐在教宗(或紅衣主教)寶座上時,都是“後宮”鼎盛,私生子女成群。連他們的私生子女也都顯赫非常,私生子們年紀輕輕就作了紅衣主教,大權在握。

讓我們拿幾個典型的代表來看吧。

亞歷山大六世(在位1492-1503)

教宗亞歷山大六世可能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宗。他叔父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給他弄到個紅衣主教的位置。他把教宗的名聲帶入谷底。他的姓Borgia也成為教廷惡劣品牌的標誌。前面所列的壞事,他沒有一件沒幹過的。當他買票賄選成為教宗的時候,未來的利奧十世不禁感嘆說:“現在,我們正處於狼的權力(狼文化?)之下,這世界或許從未見過如此的貪婪。如果我們不逃跑,他將不可避免地吞噬我們所有的人。”

Pinturicchio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所作壁畫《復活》,1492-94,梵蒂岡。

Pinturicchio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所作壁畫《復活》,1492-94,梵蒂岡。

他竟然貌似虔誠地把自己放在耶穌復活的景觀裡!

為了刮錢,他把一批富人羅織成罪,把他們或是下到監裡,或是謀殺(善用毒酒),以吞併對方的財產。他提拔並縱容自己私生子西澤爾·波爾金(Cesare Borgia,18歲就被封為紅衣主教!)到處作惡,大權在握。這位梟雄甚至謀殺自己做公爵的親弟弟。西澤爾被認為是(同時代)馬基亞維利所寫《帝王論》(君主論)最好的樣板。據說,達·芬奇就在西澤爾的軍隊服務,作軍事工程師1

道明會修士薩佛納羅拉就是因為指責教宗,被教宗判為異端,開除教籍。在經過酷刑後,殘忍地慢慢烤死。(請參考《藝術創作與偶像崇拜》

這是後人模擬Pinturicchio一幅被毀掉的壁畫《教宗亞歷山大六世與聖母》,聖母的頭像採用教宗最鍾愛的情婦Giulia Farnese。她的兄弟,後來的教宗保祿三世,也受到亞歷山大六世特別“照顧”。拉斐爾亦曾畫過Giulia Farnese的肖像!

這是後人模擬Pinturicchio一幅被毀掉的壁畫《教宗亞歷山大六世與聖母》,聖母的頭像採用教宗最鍾愛的情婦Giulia Farnese。她的兄弟,後來的教宗保祿三世,也受到亞歷山大六世特別“照顧”。拉斐爾亦曾畫過Giulia Farnese的肖像!

教宗最後中毒而死,死狀甚慘。有人傳說,是教宗想要下毒殺害一位主教時,不慎讓自己給喝下了,兒子西澤爾也中毒,但是沒死。16世紀佛羅倫薩政治家奎齊亞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這樣描寫他:“他可能比所有在他之前的教宗更邪惡,也更幸運……人在身體和靈魂上所能做的一切惡都給他做盡了。”

接續他的教宗庇護三世禁止人為亞歷山大六世做彌撒,庇護三世宣稱:“為一個受咒詛的人禱告是侵犯上帝的行為。” 這大約就是“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意思吧?

可是,亞歷山大六世熱愛藝術,當時多納托·伯拉孟特、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人都替他工作。人們不解,為什麼這樣一位邪惡的人會這樣喜歡最精巧、最有品味的藝術呢?大約藝術的品味與人品間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吧?你看,希特拉也很喜歡藝術,在二戰時,他到處搶奪名畫,希望在德國設立一個最偉大的藝術館!這些有藝術品味的惡魔只有叫人更為戰驚罷了!

尤利烏斯二世(在位1503-1513)

尤利烏斯二世是教宗西斯都四世的侄兒。他的當選非常順利,一般人都認為是他買票賄選成功。

拉斐爾,《教宗尤利烏斯二世》油畫,63 x 40公分,梵蒂岡

拉斐爾,《教宗尤利烏斯二世》油畫,63 x 40公分,梵蒂岡

尤利烏斯二世是一位能幹、出色的教宗,他被人稱為是“可怕的教宗”,或者“戰士教宗”,因為他野心大,不論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雄心勃勃,還帶兵出征過。

可是對熱愛真理,熱愛基督的伊拉斯謨來說,他看不慣尤利烏斯二世的跋扈。他寫了篇諷刺短文《尤利烏斯被擋在天國門外》(1514年),嘲弄教皇。教皇尤利烏斯二世在1513年去世,伊拉斯謨描述使徒彼得將尤利烏斯擋在天國珍珠門口的情形:

彼得:讓我湊近點看看……傳教士的長袍,但下面卻是血跡斑斑的盔甲,眼神兇狠、嘴唇傲慢、面容無恥、渾身佈滿罪惡的傷疤,呼吸中充滿酒氣,被放浪破壞了健康。哦,你儘管恐嚇人吧,我來告訴你,你到底是誰,……你就是剛剛從地獄回來的教宗尤利烏斯。

尤利烏斯:那你到底開不開門?

彼得:我會給任何人開門,但你除外。

教宗愛好藝術、文學,對重建聖彼得教堂和改進城市的美觀功不可沒。要求米開朗基羅為他的墓園雕刻40座大理石像,後來又要求他畫西斯廷小堂的天頂。他的私生子中只有一位女兒活到成人,成為女中豪傑。拉斐爾亦曾將她畫入作品中。

利奧十世(在位1513-1521)

利奧十世是佛羅倫薩著名的統治者洛倫佐·德·美第奇之子。他性情溫和,愛好和平,他也喜愛享樂。1513年他當選後給表兄寫信時這麼說:“現在我可以享受生活了”。奎齊亞迪尼描述他偏愛年輕男子的陪伴,沉溺於”體面人羞於啟齒的淫樂”之中。

他也是一個熱愛藝術的教宗。因著他在佛羅倫薩所受人文主義的熏陶,他對聖經故事與希臘羅馬的神祇同樣感到興趣,使得聖俗參雜,異教與基督教的圖象同時進入教廷,丘比特與馬利亞可以出現在同一張畫上!

他決定重建聖彼得大教堂,使得教廷出現財政危機。為了紓困,利奧十世動用了一項教宗特權-出賣(並濫用)贖罪券以補貼銀根。這種販賣“救恩”的做法是對上帝的褻瀆!

在他的任內,1517年,馬丁路德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引發宗教改革。路德寫道:“教皇比任何人都富有,為什麼他不用自己的錢去修復聖彼得大教堂,而非要壓榨貧窮的天主教徒的錢財呢?”利奧十世至死沒有作任何改革。

克雷芒七世(在位1523-1534)

他是利奧十世的堂兄弟,也就是有名的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侄子。他世俗氣重,並不關心宗教改革背後的實質問題,反而主張要用武力傳教。

他在位時期最嚴重的事件是1527年發生的“羅馬之劫”,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的叛兵奪下了羅馬,燒殺搶劫。教宗雖然倖免於難,但這次事件使得教廷威信盡失。

他臨死前幾天下令,吩咐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小堂繪作《最後的審判》壁畫。

保祿三世(在位1534-1549)

前面提到,他是靠“裙帶關係”進入教廷權力中心的。他也是最後一位從俗家直接空降教廷高層的教宗。他有四個私生子,都是在登基前生的。在教宗位子上,他也是特別照顧親友,雞犬升天。所以,按照常理推斷,他應當又是個“狼文化”的代表,事實上,他卻還算溫和,具有領導的藝術。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那本書就是獻給他的。

提香,《教宗保祿三世》(兩幅之一),1543,那不勒斯

提香,《教宗保祿三世》(兩幅之一),1543,那不勒斯

保祿三世是個比較盡職的教宗。因著內外重重的壓力,他終於開始了“天主教改革”運動以對抗宗教改革,逐漸扭轉了教廷的墮落。他在1545年召開了第一次“天特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討論天主教內部的改革。這個會議斷斷續續開了廿幾次,前後經過三個主要會期,在教宗庇護四世手下作出總結論。那是1563年,也就是米開朗基羅逝世前一年。

保祿三世第二個重要的決策是支持“耶穌會”成立(1540)。耶穌會的興起也刺激教宗在1542年恢復羅馬的“宗教裁判所”,但是至少在他的任內並沒有大型迫害。

教宗熱愛藝術。在他的鼓勵下,米開朗基羅完成了《最後的審判》這幅巨型壁畫的工作。米開朗基羅在保羅小堂(Cappella Paolina)的兩幅壁畫《聖彼得釘十字架》和《保羅的悔改》也都是保祿三世委託的(這個小堂對教宗具特殊意義)。1546年,在米開朗基羅71歲高齡時,教宗任命他為彼得大教堂的建築師,要他繼續Sangallo留下的工作,可見倚重之殷。他可以說是米開朗基羅最忠實的支持者。

天主教改革與對藝術的影響

“天特會議”的結論拒絶了所有企圖與新教妥協的努力。對內而言,它是個自清運動,重申基本教義(反對救恩的保障,反對新教的“唯獨信心”,引用《雅各書》支持信心加上行為作為救恩的條件,肯定教會傳統的價值),清除神職人員賄賂的惡習,加強對教士的訓練和管理,肯定教宗絶對的權威,限制贖罪卷的使用,列出禁書目錄,等等。該大公會議也對藝術和音樂提出嚴格要求,以避免淫穢的風氣,排除異教偶像的影響。

另一個干涉藝術的鮮明例子,是有關威尼斯畫家保羅·委羅內塞(Paolo Veronese)那幅巨型的《最後晚餐》。他被宗教裁判所召去“喝茶”,要他解釋為什麼畫裡充滿了:“小丑、喝醉酒的德國人(乘機損一下德國的新教老鄉)、矮人和其他下流人物”?當局認為這幅畫對耶穌不恭敬,有異端思想的嫌疑。委羅內塞只好把畫名改作《利未家的宴席》以過關。這與幾十年前教廷對藝術無條件接受相比,真是判若兩個世界!

委羅內塞,《利未家的宴席》,555 × 1280公分,1573,威尼斯

委羅內塞,《利未家的宴席》,555 × 1280公分,1573,威尼斯

天主教改革也包括“靈性復興” 運動,以及設立新的“修會”(order)。這個運動注重敬虔和靈修,要除滅文藝復興所帶來的世俗主義,其中最重要的是耶穌會(Jesuits)。它是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Loyola)創立的,強調“屬靈的操練”(spiritual exercise)。耶穌會堅守過貧窮、貞潔和服從的生活,並且絶對服從教宗。兩位以靈恩聞名的聖品,聖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與聖十字若望 (St. John of the Cross),也都屬於這個時代。

教廷這樣重整旗鼓,帶來一番新興氣象,特別在藝術的領域。然而,無可諱言地,自由的氣息和思想的開放是在新教的北方。而天主教會最偉大的成就,就在於它對那些底層民眾心靈深層的悸動,提供了一個和諧的、人性化的和文明的力量。2

以馬利亞為例,在12世紀,當羅馬面對各種蠻族的時候,她是文明的最佳保護者,馴化了這些蠻族。中世紀那些偉大的教堂就是她居住的殿堂(幾乎所有的天主堂都以聖母命名)。在文藝復興時期,她更是人人都認識的圖象。她不但是“天后”,也是人人可以親近的人類母親。從西班牙的農民,到意大利的工人,他們都可以向她禱告,或是到神甫那裡告解,得以疏解他們內心的煩惱。

試想,這些生活在聖母慈祥面容下的小民,他們忽然聽到,北邊有些“抗羅宗”的暴民,衝進了教堂,毀壞了聖母像,砍掉了她的頭顱。這些小民怎能承受這樣的打擊?

荷蘭烏得勒支(Utrecht)聖馬丁天主堂中聖壇上的圖象,在1572年新教徒“打倒偶像”運動中被毀壞

荷蘭烏得勒支(Utrecht)聖馬丁天主堂中聖壇上的圖象,在1572年新教徒“打倒偶像”運動中被毀壞

蘇格蘭教堂外的圖象在“打倒偶像”運動中被毀

蘇格蘭教堂外的圖象在“打倒偶像”運動中被毀

英國20世紀藝評家克拉克在他《人類的文明》的書中作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從人類文化的角度看來,或許也有它部分的道理:

在世上許多歷史悠久的宗教中,女性“神祇”的地位很重要,不亞於男性(他列舉了埃及、印度和中國)。社會學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稱這些民族為“順服的社會”(communities of obedience)。但是,另一種有攻擊性的遊牧社會,克拉克稱他們作“意志的社會”(communities of will),就如以色列、伊斯蘭教徒和北方的新教徒,這些宗教中只有男性的“神祇”。這種“男性”宗教沒有宗教圖象。人類歷史上使用宗教圖象藝術的宗教,都是前者。3

一般天主教的平民或許不懂神學,但是,他不能接受那些“異端”剝奪他向聖母禱告的權利,他也不要人剝奪他“告解”的權利。這是他做人的根本,代代如此。他不能沒有這種和諧的、人性化的和文明的力量作為他生存的支柱。

然而,對一個新教徒而言,信仰的基礎只能建立在上帝自己的話語(聖經)上,而不是人為的組織和傳統。那種訴諸情感、訴諸聖人、訴諸權威的信仰方式是他不能接受的。在當時,這中間的差異太大。

在天主教改革期間,天主教會不斷擴大建設、美化梵蒂岡,以宣揚教會的偉大。聖彼得大教堂的穹頂完工於1590年,不過那時的梵蒂岡還是樸實無華,只有個雄偉的架子。我們今天所看到聖彼得大教堂,里奇外外宏偉、華麗的景象和廣場的建築,這些都是以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為首,許多偉大藝術家和建築家們共同的成績。

貝尼尼,聖彼得教堂中的青銅華蓋和彩色鮮艷的壁畫

貝尼尼,聖彼得教堂中的青銅華蓋和彩色鮮艷的壁畫

梵蒂岡的貝尼尼柱廊

梵蒂岡的貝尼尼柱廊

貝尼尼,《聖大德蘭的狂喜》,1647-1652,羅馬勝利之後聖母堂 可能是他最偉大,充滿視覺美感,甚至挑逗性的雕刻

貝尼尼,《聖大德蘭的狂喜》,1647-1652,羅馬勝利之後聖母堂
可能是他最偉大,充滿視覺美感,甚至挑逗性的雕刻

經過貝尼尼等人多年精心的設計和藝術工作,我們才有今天這樣莊嚴、肅穆,而又光鮮亮麗的羅馬。它讓我們傾倒、心醉。

但是,如果我們生長在那個時代,除開美學,除開藝術,難道這個俯伏在絶對威權下的宗教架勢就能夠滿足人們信仰的需求嗎?難道這就是那位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併為此殉道的彼得所期望看到的?難道這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所要成就的嗎?從英國來的克拉克認為,像《聖大德蘭的狂喜》這樣的作品走過頭了4

《聖大德蘭的狂喜》的面部表情

《聖大德蘭的狂喜》的面部表情

的確,這種表達方式不但扭曲了大德勒原本樸實無華的面孔,而更像是好萊塢的鏡頭。它把靈性經驗與視覺快感等同。如果這就是教廷所要傳達的信仰經驗,它所給予人的不過是個錯覺,一個誤導。在對抗新教嚴格的信仰態度的時候,它逃進了一個“愛麗絲夢遊仙境”似的幻覺世界。是的,藝術被釋放了,它構築了一個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動力。可是,它只能訴諸於我們的感官,而非我們心靈的共鳴。你只需要看看聚集在這幅雕像前面那些指指點點的民眾,就知道它帶給人的意義了。這種能量並沒有把人提升到上帝面前,而是那種很快就蒸發的激情。

在我們看到這些偉大的藝術品而目瞪口呆的當兒,我們或許也會不禁地想到,當時那些顯赫的家族,他們把神職當作私人的特權來買賣。一朝當權,就竟相建造宏偉的建築和藝術品。我們今天所讚歎的,就是當年那些教廷達官貴人們用野心、貪婪和自大所達到的表象,是藉著上帝之名,利用老百姓信仰的需求,剝削他們,愚弄他們的成果。這也是我們在驚嘆中同時湧起的複雜心情。

然而,雖然有不少藝術家,他們創作的目的是求名、求利、表現自我,但是也有藝術家是抱著敬畏上帝的心在創作。我們或許不應該因為付錢的老闆有問題,就完全否定他們的貢獻。任何發自內心,為了愛神與愛人而貢獻的創作,我們都應當敬重。

或許我這種不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看法過分古板,然而,我們究竟是在討論“宗教藝術”啊!況且,任何建立在絶對權威和愚民政策上的制度,縱使是宗教制度,也是不能持久的。因為,人類渴望自由的本性必須得到疏導,而不是壓制。

後記:本文取自:《臨風:繪畫大師的心靈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全文采自《反宗教改革藝術與人類的幻覺》一章,並稍作修改。

  1. 請參考:Charles Nicholl, “Leonardo Da Vinci, Flights of the Mind,” Viking, 2004.
  2. 請參考: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Harper & Row,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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