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美國,信仰如何突圍?—從皮尤宗教調查報告說起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5年7月6日

2015年6月26日,美國大法官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決,不但美國,在全世界都引起震撼。美國大法官放棄數百年來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意義重大。不過,這個改變並非一天造成的,美國擁同的民意,在近年來已經有了急速的變化。

皮尤研究中心2015-6-8公佈的數據

皮尤研究中心2015-6-8公佈的數據


從皮尤研究中心6月8日發佈的數據,美國自從進入21世紀之後,反對同婚的人群從57%下降到39%。同時,贊成同婚的人群從35%上升到57%。自從2011年以來,主客易位,勢不可擋。

從年齡階層來看,這個趨勢尤其明顯:根據皮尤同一報告,今年,“千禧世代”(80+90後)支持同婚的人群高達73%,X-世代有59%,雖然“嬰兒潮”以及之前的人,支持率還是低於50%。

同一皮尤報告,按年齡分佈的數據

同一皮尤報告,按年齡分佈的數據


它似乎反映出現代化帶來的思想解放:個人自由意識的高漲,人權、民權的擴張,以至於任何形式的差別待遇都被認為是歧視。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勝利,以及宗教的全面退卻,特別在“千禧世代”的年齡層?

自稱基督徒者在7年中下滑了將近8%

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出爐,有關2014年9月所作“美國宗教景觀”的調查報告,該調查發現,自稱為基督徒的人數從2007年的78.4%降到2014年的70.6%,下滑了將近8%。而自稱沒有宗教歸屬的人數從2007年的16%升到2014年的23%,上升7%。這個數據似乎印證了上面的猜測。

尤其值得注意的,“千禧世代”中沒有宗教歸屬的人在34-36%,比2007年上升了10個百分點,是所有族群中上升最快的。

報告顯示,今天的美國有86%的人自認生長於基督教家庭,但其中有接近五分之一(19%)承認,他們已經離開基督教。皮龍的研究發現,在統計上,對應1位新接受基督教的人,就有4位信徒放棄基督教。

皮尤2014年“上帝與道德相關”的報告

皮尤2014年“上帝與道德”相關曲線與GDP的對比

皮尤2014年“上帝與道德”相關曲線與GDP的對比


而早在2014年3月,皮尤曾經發佈了一個全球性(40個國家,但後來中國的結果被刪除,因為對“上帝”的意義含混)的調查報告。皮尤的問卷是:相信上帝是否為有道德的必要條件?一般來說,各國的答案幾乎正好與該國的GDP相反。西歐國家有三分之二的人答案為:否。不過,美國仍然有53%的答案是肯定的。

另外,這個報告顯示了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問卷的答案與年齡層密切相關,也與教育程度相關。越年輕的,或是教育程度越高的,給否定答案的也越多!

我們自然會問:皮尤這些數字突出了什麼現象?本文特別拿美國作為討論對象。它是否代表,現代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世俗化”,現代化越徹底,宗教以及其影響力就越消退?也就是說,人們對無神論、人本主義,以及相對主義(即,確信真理都是相對的、局部的)就越有“信心”?

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信仰在衰退?

國際著名的社會學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在其1967年的名著《神聖的華蓋》(The Sacred Canopy)中預言:由於宗教的“成真架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或作“看似有理結構”,意即:某些理念和意義被該文化視為“理所當然”、“不證自明”)在現代社會失去有效性,可信度大為削弱。

宗教變得多元化,它不再被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是紮根於個人意識之中。它的真實性並非根植於外在的現實世界。宗教將在全球式微,特別是西方世界。隨着現代化的步伐,全球都將不可避免地步入世俗化。(Secularization:伯格所定義的“世俗化”,不是一個理念,或是一個主義,而是宗教消失的過程。)

讓我們仔細檢驗一下皮尤2014年9月的調查。在美國“無宗教歸屬”的23%人中,真正無神論者不過佔7%,雖然比2007年的4%高出許多,但仍然還屬於少數。這說明,認為並沒有神靈,人並不需要宗教信仰的還是少數。

讓我們再對比一下皮尤在2012年所作的另一個調查。它發現:在“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中,有14%的人認為宗教對他們的人生很重要;有68%相信冥冥中有位上帝或神靈;21%每天禱告; 37%雖沒有宗教,但卻關心靈性需求;只有12%真正是無神論者。對照這兩次報告,可見在自稱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中,有很多屬於“相信,但沒有歸屬感”的群體。這些數據毋寧說明,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人們對上帝和信仰的需要在衰退。

換句話說,幾十年來伯格所預測的世俗化並沒有發生,人們對上帝和靈性的渴求並沒有因為現代化而減低。從全球來看,宗教信仰不降反升。他開始發現自己的預測是錯的。

在1999年,他與幾位同僚出版《世界的‘去世俗化’》(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一書,徹底推翻了他自己“世俗化”的論點。他發現,衰微的是那些積極希望與現代化妥協的主流教會。那些主張“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的福音教會和伊斯蘭教倒是蒸蒸日上。(參考:莊祖鯤:《西方“後基督化”的迷思》,宗教與社會,2013-12-3)

伯格承認,學術界那種普遍蔓延的世俗化的“成真架構”影響了他的學術判斷。

有趣的是,伯格的觀察與這次皮尤的調查報告竟然驚人地吻合。皮尤的調查發現,“福音信徒”的比例降低不到0.9%,人數上幾乎保持不變。大量流失的多是比較不注重福音的主流教會和天主教。

伯格在皮尤5月12日報告出籠當天發表了一篇(The “Nones” and the “Buts”)文章,他認為,全球沒有宗教歸屬的人口正在縮小,並且強調,美國沒有宗教歸屬的人雖然在增加,但真正的無神論者並不多。(他打趣地定義“無神論者“為:“一個聽見天上有聲音說:天堂不存在的人。”)

那麼,在一個有形宗教信仰人口仍然佔多數的社會裡,為什麼“世俗化”的文化壓力會如此之大?為什麼有形宗教的價值體系反而被邊緣化,使得自認為“無宗教歸屬”成為一個越來越時髦的選項?

在“千禧世代”間這個現象尤為普遍。人們雖然並沒有大批湧向無神論,但是有形的宗教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問題何在?

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是:為什麼年青人離開有形宗教?以基督教為例,教會需要反思自己的做法。我在《“千禧世代”所尋找的信仰》(http://blog.163.com/linfeng_28/blog/static/188018136201492483417474/),以及《亞裔新生代基督徒的走向》(http://blog.163.com/linfeng_28/blog/static/18801813620141121105538612/)等文中曾經從內向外看,對這個問題做過比較仔細的分析。

本文期望從外向內看,從文化趨向的角度來作探討。

在多元化的環境如何堅持真理?

近年來,社會學家伯格一再申明:“我們並不是活在一個‘世俗化’的時代,而是活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這個“多元主義”不但是宗教上的多元,它包括了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層次上的多元。生活在今天,我們對這個現實必須要有深刻的認知和接納。

根據伯格,人,無論信仰的是什麼,不可能在真空中堅持信念。人信仰的力量必須依賴社會環境來表達,來落實。人的信仰需要在一個“世界”(文化環境)裡被肯定、被接納。這個“世界”包括語境、符號、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它包圍着有信仰的人群。在一個傳統社會裡(非多元化),通過共同的、牢固的“成真架構”,人們的宗教信仰以及對“真理”的概念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固定的。

然而,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我們的經濟、政治、社區中的道德價值以及“公共生活”並不指向特定的宗教信仰。維繫宗教信仰的文化環境相對弱化。人們的周圍是一些與自己看法不同、價值觀不同和信仰不同的人們。他們有着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成真架構”。

我們在多元化的社會如何應對?這是個巨大的課題。

伯格認為,生活在多元化社會中,我們必須加強與想法不同的人對話,否則無法在同一個社區生活。但是,就像傳染感冒一樣,對話也讓我們受到“認知上的污染”(cognitive contamination)。例如,我們如果常常與佛教徒做有意義的對話,不可避免地我們就逐漸不會認為佛教一無是處。伯格使用“認知上的污染”這個字眼,其實並沒有貶抑的意思,也不是說明價值觀必然改變,乃是詼諧地描述認知互相影響,主觀降低的現實。

在新書(The Many Altars of Modernity: Toward a Paradigm for Religion in a Pluralist Age,2014-8-19)裡,伯格列舉兩個對多元化社會最有害的思維模式:一個是“原教旨主義”,一個是“相對主義”。 “原教旨主義”(基要主義),無論是宗教性的還是世俗化的,它分裂社會;“相對主義”削弱了道德共識,沒有了道德共識,社會就會解體。

“多元化”,但並非“相對化”,這的確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首先,我們必須改換心態,不要以為只有自己是對的,他人都是錯的。例如,不要簡單地認為,現代化是個文化上的錯誤;或是,基督教是壓制性的;或是,同性戀者都是道德敗壞的人。有人用“有自信的多元化”(John D. Inazu)來描述這種態度:不虛假求同,不妖魔化對方,而是在根深蒂固的價值分歧中主動尋找交集和共生之道。

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們無法永遠活在“確定性”裡面。可是,正如神學家紐比金所指出的:“雖然我的信念不都是能夠被驗證的,但是我要不斷因着信仰的緣故採取行動。同樣地,我要不斷地在可被質疑的命題上對生命作出承諾。” 簡言之,一方面不要自以為是,一方面要忠於信仰。對現實有這個體認,並不等於就是相對主義!

基督徒的見證和信心並非建立在對有爭議的社會議題的堅持上,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和復活的這個事實基礎上。

佔多數的基督徒為何缺乏文化影響力?

兩年前讀到謝文鬱教授一篇雄文《基督福音和文化多元困境》,論點一針見血:

“一些福音派教會為了維護宣教的正當性,便否定多元主義(=多元化)所認同的文化多元性這一事實,認為傳福音就是以基督教價值體系來取代非基督教價值體系。”

因為基督徒在傳福音時,只注重傳遞某種價值體系,這使得“基督教在中國的文化語境總處於邊緣狀態。”無法進入中國文化的主流。因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價值體系裏進行價值判斷”(在有些文章中謝教授稱之為“出發點”),我們不能無視於這個事實。沒有人能夠越過這個“出發點”做思考。用伯格的話來說,那就是每個人思維背後的“成真架構”。

謝文鬱強調,基督的福音並不是一套價值體系,而是宣告耶穌,以及他的救恩:“耶穌從天國而來,並要把人帶向天國。”我們不是先把人帶入一個新的價值體系,而是先把人帶向耶穌。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中接受救恩。然後:“整個體系從而更新,形成一種基督教價值體系。” 我們一同在恩典中長進。

皮尤的民調可能給人一個錯覺,以為數目決定一切。其實,今天真正的問題不是基督徒所佔人口比例的多寡。而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文化中產生正面的影響力 。

許多人以為,影響文化(改變價值體系)是個“權力鬥爭”的問題,我們要奪權!這是美國“宗教右派”以及“世俗主義”兩個南轅北轍的群體所共同走的路線。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永遠無法藉着控制立法機構和行政機制來改變文化素質。

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文化學與社會學教授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角度(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2010)來處理基督教與文化接軌的問題。他認為“文化資本”不是以數量取勝,而是以“中心”與“邊緣”來區分,在邊緣上,無論你做多少努力,作用都是有限的。

“文化資本”的力量在於它所激發的“想像力”,而不僅僅是“說理”罷了。美國大多數的人自認是基督教徒,但為什麼我們集體的價值系統和世界觀在娛樂界、政界、金融界、企業界、教育界、科學界的影響力卻是極其有限?

亨特認為,美國的基督教,特別是福音派,常常訴諸民粹主義。他們缺乏文化上的影響力,並不是因為基督徒沒有從政,或是不夠努力,而是力量沒有用在影響文化的支點上。在政治上抓權,常常會把把不同政見的人妖魔化,形成對立,樹立敵人,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正受到他們信仰上所反對的“權力慾”所控制。

因此,與文化接軌,亨特主張一個“忠於信仰的入世”(faithful presence)模式。信仰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個人與社會的合作。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不在於改變世界,而是把信仰的價值與生活、工作整合起來。信仰不但指導我們的消費習慣、家庭生活、社交圈,它也指導我們積極進入學術界、金融界、娛樂界、藝術界、政治界。我們的目的不是去融合,也不是去打倒,而是去服務,按照耶穌的教導去服務。我們信仰的品質從我們服務的品質中顯明出來。

提姆·凱勒牧師肯定亨特的觀點:“如果你在服務前就追逐權力,你既得不到權力也不能服務。可是,如果你一心服務而輕看權力,你不但能夠服務他人,你的影響力自然會增加。這其實就是耶穌做事的方式。”

這個模式並非要人把信仰放在口袋裏,對世界保持靜默。相反地,它要求信徒在生活和工作中積極、主動地表現他信仰的價值。教會總希望把人從世界拉入教會,以教會的壯大為目標,訓練他成為教會內的領袖。在多元社會裡,這個閉關自守的模式,變成一個邊緣的次文化體。

這個模式卻不一樣,它鼓勵人做個負責任的、忠誠的、傑出的基督徒演員、工程師、學者 ……。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工作內容就是上帝所賦予我們的“使命”。為了響應上帝所賦予的“使命”,我們儘力去做。

力量來於發自同情的服務

亨特教授把耶穌所使用的社會權力分為四個特色。第一、他的力量是“延伸”的,源自他對上帝的順服。第二、他的力量來自謙卑,拒絶名位所帶來的虛榮,以喜樂面對侮辱。第三、他的力量來於發自同情的服務,不僅是服務有信仰的族群,更是服務大眾。第四、他的力量來自“非強制性”的特質,從耶穌對待撒瑪利亞人和羅馬人的態度我們看出,他用祝福代替咒詛。

凱勒牧師在紐約的救贖主長老會從2005年開始倡導“追求共同福祉的抗衡文化”(a counterculture for the common good)的路線,就是這個思路。你或許會問,與信仰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何尋求“共同福祉”?

那麼,什麼是“共同福祉”?基督徒思想家Andy Crouch(What’s So Great About the Common Good? 2012-12-12)是這樣定義的:“它是社會條件的總和,使得個人和整體更容易、更完全地達到所要追求的成就。”這包括:讓個人達到他受造的目的,以及人在群體中受到照顧,特別是弱者和容易遭受傷害的人。這些人的福祉就是達到“共同福祉”最好的量尺。

“共同福祉”的出發點是:沒有例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們對人尊重,看重每一個人,無論他個人的價值系統如何,社會地位如何,經濟資源如何。有些人單單從“社會全體利益”(人民、黨派、國家)的角度來看問題,忽視了當下個人的遭遇和需求。“共同福祉”所關心的正是每一個人的福祉,包括鄰居、同性戀者、弱勢族群。其實這不就是耶穌的榜樣嗎?

如果我們真心去做,全心全力地去服務,儘量與他人對話,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分門別類、咒詛黑暗、爭奪權力、高舉教條、撻伐異類上面,我們在社會中更能達到伯格所說“認知的污染”,讓他人對我們的信仰和價值系統能夠更加理解。反之,我們對看法不同的人,價值不同的人,也更能接納、同情。這不就是“有自信的多元化”的表現嗎?

除了植堂,凱勒牧師在紐約所刻意去做的,也就是這個。救贖主長老會成為積極改進紐約市弱勢族群的資源。固然價值系統還是有很大差異,但是教會卻受到社區的尊重和好評,傳福音的門檻降低了。生活、工作在這個金錢掛帥的大都會,信徒們更知道要如何“忠於信仰的入世”,為基督做見證。

今天最大的課題不是如何增加信徒的人數,乃是如何增強信徒的影響力,校正他的生活態度,他的工場與牧場不僅只是教會,也是家庭、職場、社區和朋友圈。

擔心基督教被邊緣化的人們,我在此誠摯地呼籲,讓我們重新思考“出發點”。我們對上帝的愛要有信心,對自己的信仰要有信心。社會中每一個人都需要對自己的“信仰”有一套“神學基礎”,包括無神論者。人們不能僅僅把“容忍”、“人權”、“自由”當作人類生活的“神學基礎”,而缺乏更高,更超越的想像力。

爭取文化的主動不是一場權力鬥爭,而是從生活中和服務中主動的流露。

後記:本文經編輯後,蒙《境界》刊出,20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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