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ry Kwan

Gerry,2009年畢業自建道。大學主修物理,副修數學,也在這途中信主。從前喜愛霍金無神思想,如今週旋在信仰與科學之間的整合。閒時喜愛動漫,並從中反思人生。
盼望生活像鬆弛熊,不為生活緊張,放鬆、自由自在地活在主裡。
作者Medium:https://medium.com/虛妄與卑劣的圖書館

塑造基督徒生活圈:初探

原刊於虛妄與卑劣的圖書館,2019年12月1日
Morguef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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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抗爭漸趨激烈之際,「和理非」一方行動亦相應地升級,衍生出「黃色經濟圈」的生活(消費)形態,亦有基督徒提出類似的「黃色教牧」和「黃色教會圈」(然而筆者反對這種分類,下文將提及)。就著「基督徒生活圈」,筆者嘗試拋磚引玉提出一些重要的概念來引發思考和討論。

先為「基督徒生活圈」下一個初步的定義

基督徒因應上主託付的管家職分,在社會上和教會內盡地上與天上公民的責任,透過良心消費、推行公民及門徒教育,並以守望互助的形式聯合起來,具體地踐行公義,從而牧養受造世界。

塑造生活圈的動力

筆者必須強調建立一個「基督徒生活圈」的動力並不是外在的政治環境,而是內在於基督教信仰的本身。這一點在侯派(Hauerwasian)的倫理著作中屢次重述:基督徒透過成為教會而重新詮釋和理解世界,而教會作為僑居者總是與世界若即若離:時而合作、時而對抗,並不自義只有教會能行出上主的公義。另一重動力源自公共神學。斯塔克豪思(Max L. Stackhouse)在他的公共神學論述之中,提到教會「外判」社會服務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等同喪失上主所賦予的管家職份,並且從靈性上失去對政府和政策的指導和制衡。

因此,塑造一個基督徒生活圈並不應該被視為只是一種抗爭戰略,不論在太平盛世還是極權濫暴的時代,它的存在彰顯上主的同在並對社會秩序的救贖:是一種需要被堅持到底、不息代價的抗爭。這抗爭的動力因此亦有內外兩方面是持續與世界接軌卻同時不依附任何政治及經濟的權貴,是拒絕讓教會淪落成為不問世事、缺乏使命的屬靈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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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的基礎

塑造基督徒生活圈,筆者認為有兩個基礎需要被肯定或賦權。首先,是全面實踐信徒皆祭司。就如「黃色經濟圈」所展現「去中心化」的模範,基督徒生活圈唯一的「從上而下」的動力只有上主,而一切的具體行動皆應該由下而上、從「民間」自發:基督徒從上主領受使命並忠心實踐。這與過去有不少地方堂會推行的使命教會運動(Missional Church Movement)有相合之處,只是更加激進(radical):沒有堂會大台的「兄弟爬山」(即去中心化、去事工化),信徒的專業在那裡、使命見證就在那裡。

其次,共享資源和資訊。基督徒無論在社會上是否小眾,他們坐擁不少社會資源,包括學校醫院、並各種專業服務,由人出生到離世的各種需要也能照顧到。基督徒生活圈就可透過信徒與信徒、信徒與鄰舍組成互助網絡,將相關資訊和資源直接轉給有需要的社會人士。一些一般堂會無法獨自承受的使命,例如災後扶貧、債務重整義務殯儀等等,皆可以探討藉眾籌的方式抵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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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與堂會的重新定位

讀者若果熟悉一般基督教堂會的運作,可以推想以上兩個基礎很可能引起堂會事工的範式轉移,如何平衡和並存兩者尚有待探討,但至少教牧和堂會需要被重新定位。隨著使命主導基督徒的信仰實踐和事工,教牧相應加強牧養、教導的角色而減少、甚至離開「事工負責人」的崗位,也就是說牧者這「行業」也實踐使命主導。

可以想像,傳統強調佈道和倫理的職場神學也需要相應轉型。筆者仍然認為職場佈道和倫理依然重要,但它們將從內歛性(帶人返教會和個人操守)轉為對外的公共性(透過服侍彰顯基督、行公義),基督徒需要的訓練由屬靈操練和佈道技巧,轉型至公共神學(靈性主導社會上的實踐)。換句說堂會和教牧肩負起以靈性為主導的公民教育責任:裝備信徒在社會上行公義、好憐憫,同時正正堂堂地成為社會的先知:帶領堂會抗拒一味靠攏政權和政府政策,鼓勵堂會在適當的時機和地方擔當上主的管家以補社會制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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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藍黃:教會作為非政治性的政治群體

筆者在本文開首就提到不喜歡、甚或反對以「黃色」來標示某種形態的基督徒生活圈,因為在公共神學視野上基督教會不應該是「藍」的:但凡依附權貴、甚至成為霸權一部分的堂會必須悔改和被上主的道所革命。基督教會同樣也不應該是「黃」的,因為她必須按著上主的諭令來參與社會,而不是附庸於社會某種管治的意識形態。再者,黃與藍是一種過份簡化的政治分野,這種標籤時會窒礙應有的使命實踐和造成不必要的分門分黨。

讀者可能會認為筆者想得太過理想化,然而筆者相信香港抗爭者的「天真」正好給教會內那些「現實主義者」和「離地中產」刮一巴掌。教會改革最大的阻力從來都是信徒貪圖在政權和富裕底下苟安以增加朋友來取締增加門徒以維穩取代為上主冒險開拓服侍自己而不是服侍鄰舍。如果在充滿動力的今天還不出來多走一里,他日香港回復平靜(無論是被光復或被制服)就只會讓香港教會被收編(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極權主義),步向墮落、內聚的絕境,最終成了失味的鹽、枱底下的燈。

過去華人教會因著其神學源流害怕和避忌社會福音,甚至聲稱懼怕堂會被社會議題牽著鼻子走,提倡保守的政教分離模式。然而如今香港當前的局面就正正指出政治是會找上門且登堂入室(更不用提宗教逼害臨近的可能性),堂會要麼避世隱居、要麼就要按上主的道勇敢面對。筆者也再一次強調,改革教會或是塑造基督徒生活圈,最原初的動力從不是世界的議程,而是教會從上主領受管家職份牧養受造世界。這遠比在政治旋渦中掙扎求存來得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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