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棟

哲學博士,畢業於美國印弟安那州大學,曾任教於明尼蘇達州的聖克勞特州立大學,現於美國十大天主教學府、俄亥俄州的戴頓大學哲學系任教。主要研究圍範是當代英美知識論及商業倫理,也包括宗教哲學和倫理學,對某些社會心理學、科學哲學、邏輯、形而上學課題亦甚有興趣。文章發表於不同的教內教外媒體。欲看更多資料和文章,請按上面的連結符號。

基督徒可以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必須齊心反同?--回應〈香港宣道會對同性戀平權運動〉

原刊於此網站

我認為〈香港宣道會對同性戀平權運動〉一文前半部份寫得不錯,一至三節雖不是沒有可爭議之處(參考),但總算比較持平,認真地交代理由。或許是他們知道自己通常被批評的地方,所以現在寫文章時都學懂要避免最容易令人詬病之處。但到了第四、五、六節,始終還是很牽強,畢竟那已不是宗教或神學的問題,而是邏輯、理性、當代多元社會裡的政治理念等問題,他們不宜用宗教領袖權威來說話(或讀者不宜誤以為那裡有宗教領袖權威)。現在讓我分析一下:

 

一,「說法例不可能被濫用,是癡人說夢,所以立法前必須反複討論,陳明利害,讓公眾了解法例所潛藏的社會成本,計算得失,再作判斷。」

首先,法例有可能被濫用,就那麼強烈反對,合理嗎?其實任何法例也可以被濫用,包括大家最近十分熟悉的溫州教堂被強拆,那裡也有一些法律和制度的濫用。又如北美很多華人用假結婚來取得居留權,那麼美國人要反對移民法和婚姻法,彷彿他們的自由和權利因此受到損害嗎?如此看來,期望一個沒有被濫用可能的法例,才是癡人說夢。立法機關和法律專才固然有責任在訂定時避免濫用,但要求完全堵塞則不切實際。另外,由於害怕會被濫用而拖延立法,對於那些需要該法例保障的人來說,也造成傷害。這個又有誰去理會?

其次,究竟要有多少公眾討論才算足夠?讓我們又以近事為例,佔中商討日三裡,人們選出了三個包括了「公民提名」的方案,但迅即被批評為一小撮香港人妄顧別人,自以為可以代表香港社會說出立場,批評者中包括那些所提出方案不被接納的人。那麼,他們聲稱決定沒有代表性或聲稱公眾未有充份討論,究竟是否只是變相說「人們不接納我的意見」,然後打「公眾」牌做藉口?究竟我們可怎樣決定公眾有足夠了解和表態?

又,假設人們真的願意去了解,要了解到多深入才叫做足夠?一個人說他支持同性婚姻(或類似議題),但他能提供的論證很粗疏,這是否要被判為不合格,並且要被批評為受到同運人士洗腦?然而,若要這樣推高門檻,便當一視同仁,一個基督徒說他反對同性婚姻(或類似議題),但如果他能提供的論證不夠精密,我們也要判之為不合格,並且要批評他受到反同人士洗腦了。

 

二,「我們基本上接受一個真正公平、卻沒有任何立法預設誘導下的諮詢。」「處身今天的香港社會,對於能否平和且理性地討論跟同性戀平權運動相關的公眾倫理議題,我們是不無疑慮的。過去政府曾展開一些跟公眾倫理相關的民意諮詢,如賭波合法化等,我們看到所訂定的調查問卷大都充滿預設立場,題目具誘導性,並非真正聆聽民意,只想引導民意朝向其所預設的結果。綜觀政府及平等機會委員會過去就同性戀的發言,我們質疑在現階段啟動立法諮詢,能否讓多數人的聲音被聆聽。」「法律可以反映民間的道德共識(這是現有四條歧視條例的立法基礎),卻不應代替以至強迫民間就某種具爭議性的行為作某種道德判斷,否則只會使公權力入侵市民的價值系統,尤其是歧視條例含有賠償和懲罰的成分。」

好了,那麼就進行討論吧。但文章的魔鬼原來在細節裡:文章雖說要有公眾討論,但現階段卻不接受立法諮詢,原因之一是那諮詢有預設,然後暗示最終出現法律強逼社會接受某些「道德判斷」。這令人納悶。有甚麼討論是可以完全沒有預設的呢?即使這些教團參與社會討論時,也早就帶有他們的預設,而且是毫無遮掩地張揚他們的預設。再者,如果要質疑別人的調查有引導民意之嫌,難道他們自己做的那些就沒有?如果批評同運人士影響社會意向,難道他們自己卻沒有影響社會意向?其實關鍵不是有沒有預設,而是過程是否公平和客觀,而那公平和客觀不能由某一方漠視學界意見地斷言。如此,又回到上一點的憂慮:在社會爭議裡,某方堅持公眾討論不足和現階段不宜諮詢,是否只因知道自己形勢不妙,才提出「拖字訣」?同樣,這並不難理解,因我們有其他例子作參考,例如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政府在政改事情上十幾年來一直用「拖字訣」,拖到了某些政治人物死掉,人口也被大量換血,不難想像政府屆時便會聲稱是時候進行政改了,屆時甚至會說他們是帶動香港民主改革的英雄,正所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另外,法律制定不必要理解為推廣一種道德判斷。例如離婚法的制定並不須要理解為鼓吹人們離婚,遺產法的制定不須要理解為鼓吹人們不孝、趁父母尚在時就爭家產,等等。堅持要用道德來看法律,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以此建立的論點因此也顯得乏理。(說到離婚,其實離婚對家庭價值之破壞,較之同性戀有可能造成的破壞,理應更甚,這些人為甚麼不去反對離婚制度?抑或,原來他們發現,容許了離婚制度,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仍安然無恙?那麼,為甚麼不能設想,容許了同性婚姻,他們追求的婚姻制度仍安然無恙,而不會出現蘇穎智講的「鴨論」?)

 

三,「目下存在著大小不一的社會問題,為甚麼教會不在某些更為重要的課題中發聲,倒要選擇在同性戀平權運動中發聲呢?」「社會上確實存在著各種議題,包括基督徒在內的不同群體和個人,各自有不同興趣、關懷和承擔,這是自然而合理的事。事情的緩急輕重,許多時是難以比擬的,各自按良知和領受指引而行便可,就如有的關心白海豚,有的關心菜園村。」「過去教會領袖在一些社會議題上表達了的立場,不為部分信徒所接受,招來激烈的爭議與對罵。這屢見不鮮的情況,正好說明教會是一個信仰群體,信徒間賴以合一的基礎是基督信仰,而非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立場。」「但是,關涉到聖經真理原則的議題,卻應該是篤信聖經的信徒群體所能達成共識的。最少在診斷形勢與行動策略有所分歧的同時,在真理的立場上得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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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課題是最具爭議性和自打咀巴的。(1)現在社會裡的「重要課題」並不是「白海豚」或「菜園村」(作者用這些例子可會反映他們不熟悉時事,但可能是他翻炒舊作時忘記更新資料),而是例如中港融合下的衝突、政府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不要忘記某些高官正參加那些最努力反同的堂會)、國民教育、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這些事牽動著整個香港社會絕大部份人,根本不容忽視。(2)其次,難道這些事沒有牽涉違反聖經真理原則嗎?(3)再者,為甚麼反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之類的同性戀議題(在本文我簡稱之為「反同」),就不算有政治性?若要談輕重緩急,這些事肯定重要過同性戀議題。這三點,我不詳論了,肯思考的讀者自然會發現很難說得過去。

再一次,魔鬼在細節,今次是宗教術語的細節。在香港基督新教的術語中,有一種叫做「在大事上合一,在小事上分歧」的講法,在小事上,大家按自己領受和能力去做,各有各做,河水不犯井水,也不應眼紅別人的事工較受歡迎,但在大事上則不能有分歧,有分歧者輕則要在教內被批評,重則被定性為異端。然而,聰明的讀者應該察覺到,在道理上,究竟怎樣界定甚麼是「大事」甚麼是「小事」呢?在實際操作上,究竟誰去界定甚麼是「大事」甚麼是「小事」呢?現在我們要問,為甚麼同性戀議題是大事,而中港融合下的衝突、(基督徒)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國民教育、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卻是小事?為甚麼不可以說,中港融合下的衝突、(基督徒)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全都是大事,同性戀議題則屬小事,各宗領袖必須就前者發表立場聲明,不畏強權和教內爭議,但在後者事上則可容許各堂會各信徒按其領受行事,例如有人很關注的,就讓他們成立組織去關注,但不用驚動各宗領袖和動用「教會」名義?

再問下去,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道理上是講不通的,尤其當他們想援引福音派社關思想的話。但查看權力操作可會讓我們發現更多問題。十分「巧合」地,很多高度關注同性戀議題的教牧、堂會和中學校長,例如港福堂的吳宗文和恩福堂的蘇穎智,以及他們堂會裡的不少高官、議員和政客,在中港融合下的衝突、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國民教育、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事上,所持有的立場都是鮮明地親港共政權,而不是沒有鮮明立場或各持己見。這些「巧合」反映了甚麼?那些自以為有資格斷言甚麼是「大事」甚麼是「小事」的其他人士,會否為了爭取那些有錢有號召力的教牧的支持,才如此界定大事小事?(不熟悉香港基督新教的讀者要留意,在新教內搞大型活動或社運,若沒有大堂會的財力支持,是無法成功的。因此這考慮是很真實的。順便一提,我去年已撰文說過,反同教團宜向佔中三子學習,後者寧願失去一些支持者也要堅持某些要求[且不論那些要求是否恰當],但種種跡象顯示,前者只要有人肯來支持就會考慮放棄這個那個要求。諷刺地,即使佔中三子皆為信徒,其理念和手法亦多有基督教意味,但教內人士普遍不想說佔中是一項基督教社關活動。)

另外,即使我們可以接受香港教會群體裡比較多人喜歡關注同性戀議題,我們仍可質問,為甚麼香港教會群體對中港融合下的衝突、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國民教育、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事的關注,遠遠少於關注同性戀議題。在此我們可從資源投放和級數上的懸殊來了解。請問有多少人力和金錢投放過在中港融合下的衝突、高官強詞奪理相濡以沫、國民教育、佔領中環、政制發展等等事情?投放在同性戀的人力和金錢又有多少?難以否認的事實是,前者享有的資源極少(有些信徒甚至認為少到可說是沒有)。至於級數也是很懸殊的,那些人認為可以用「教會」名義來反對同性婚姻,但卻拒絕其他信徒用「教會」名義來關注中港融合下的衝突。在大家明知資源分配和級數懸殊時聲稱大家只是各有各做,各人有不同領受,明顯是虛偽和找藉口,為自己面對一些眼前社會緊急事件卻袖手旁觀而找託詞。

我在這節的批評最長和最著力,因為這言論在近一、兩年開始流行,並且他們由防守式地解釋自己專注某類議題為何也算合理,變成進攻式地指控批評者破壞教會合一,實在太扭曲了。這已不是基督徒可否反同的問題,而是反同的那些要在論述空間裡趕絕不支持的信徒,但那根本是乏理的。

 

四,「基督徒必須恪守法律和基本的倫理守則,不玩弄權術,不做欺瞞欺壓的事。」

最後我想問,文章上半部份說得很漂亮,例如他們說「不要過分誇大同性性行為的嚴重性,彷彿這比社會上常見的殺人、搶劫、貪污、剝削等更罪大惡極」,但那些高度關注同性戀議題的信徒和教牧究竟有沒有活出那些標準?實際上,他們的確似有誇大呢!他們甚至為此排擠不同樣關注同性戀議題的其他信徒(我認識有信徒只是沒有鮮明支持,而不是反對,就已經被禁止在堂會裡所有事奉工作──碰巧那是宣道會),拒絕與那些信徒對話,有教報編輯甚至承認有反同人士在其網站抹黑對方,但編輯卻拒絕採取任何行動,這些又有多合乎倫理道德和不弄權術的原則?

從來,不論是世俗政治抑或教會圈內,官方言論都是打扮得十分漂亮的,但當我們細看其中的理據和觀察人們有沒有實踐出來時,往往卻會發現是另一回事。他們要做的事,並非發出一份又一份的聲明,製造大量論述令人眩目(這些其實有點像玩弄權術),而是在公眾社會裡真誠對話,並且坐言起行地關心社會各項公義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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