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處境:由羅馬書十三章說到貝葉斯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反政府就是反抗神?

每逢暑期,在接近六四、七一這些日子的時候,筆者心中總是忐忑不安。

在二零一三年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呼籲信徒「要順服執政掌權者,原因是政府所代表的管治和秩序是神所肯定的。」羅馬書第十三章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二零一四年美國洛杉磯牧師約翰‧麥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也徵引羅馬書十三章,指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不合聖經的,他說基督徒不應是反叛者(Rebels),政府是神設立的制度,反政府就是反抗建立政府的神。

美國加爾文主義神學家斯普羅爾(R. C. Sproul)指出,保羅並沒有告訴我們只服從好的政府,保羅呼籲信徒服從的羅馬政府正是後來處死他的政權。基督徒應該服從政府,即使是腐敗的政府,因為一個壞的政府總比無政府狀態好。他還引用羅馬書十二章,強調只有上帝才有權審判不義的人:「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這些對羅馬書十三章的解釋與十九世紀蘇格蘭傳道人羅伯特•哈爾丹(Robert Haldane)的說法遙遙呼應:「神的子民應該考慮到對抗政府是非常可怕的罪行,這是對上帝本身的抵抗。」

香港新約學者馮蔭坤說:「本段被稱為『整卷書信中也許是最奇怪和最具爭議性的一段』,以及『最常被使用及誤用、有關政府的經文其中的一段。』有釋經者稱,本段是『威脅著要傾覆每一個基督化的、使人得自由之企劃的礁石』;更有人認為,這七節聖經比起新約裡任何其他七節引起了東方和西方基督徒更大的痛苦,因為本段將『特許證』給予暴君,又因為教會覺得在聖經正典裡的本段要求她支持暴君。」

反帝國崇拜?

一方面,一些牧師和聖經學者將羅馬書十三章解釋為基督徒應當絕對服從政府,無論那政權是多麽敗壞。另一方面,一些聖經學者,特別是受過萊特(N. T. Wright)「保羅新觀」影響的學者則認為,「帝國崇拜」(imperial cult)在保羅的時代對整個社會具有無孔不入的影响力, 羅馬帝國是殘暴的政權,羅馬皇帝甚至將自己當成神,要求人民崇拜帝國和皇帝,因此,保羅的信息具有「反帝國崇拜」的色彩。但羅馬書十三章看似親政府的態度卻不符合「反帝國崇拜」的解讀,於是,有些學者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釋這個矛盾,例如亞蘇撒太平洋神學教授肯尼斯•沃特斯(Kenneth Waters)認為保羅用嘲諷的語調來說反話。

另有一些學者反對使用「反帝國崇拜」的方式來解釋保羅神學,例如美國新約教授丹尼•伯克(Denny Burk)和英國聖經教授約翰•巴克萊(John Barclay),他們指出,保羅在其書信中沒有明確提到帝國崇拜,而保羅亦沒有必要使用隱晦的話來掩蓋他的真正意圖,羅馬帝國並沒有好像克格勃(KGB)般的秘密警察來監視私人信件,事實上,當時幾位知名人物曾經公開地批羅馬帝國而毫髪無損。

我並不是聖經學者,亦不精通希臘文,坦白說,我沒有能耐去深入剖釋這個問題,以下所說無非是一個門外漢的粗淺見解。羅馬書寫在公元57年左右,在公元49年,羅馬皇帝因為厭煩了猶太人三番四次的騷亂而將他們驅逐出首都。一方面保羅不喜歡帝國崇拜,另一方面,他亦不支持猶太民族主義運動那種與羅馬人激進對峙的做法。保羅不是一個革命家,他認為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已經近在眼前,故此,社會改革在他的議程中不佔首要地位。 筆者猜想,羅馬書十三章既不是用反話去反對帝國崇拜,亦不是要求信徒無條件地絕對服從政府,而是一種因應處境對信徒的務實指示。除了羅馬書十三章之外,保羅還說過許多頗具爭議性的說話,例如他要求妻子要順服丈夫,婦女不可以講道……。但他的書信是針對他的特別處境去處理當時的問題,後世的信徒有沒有必要照辦煮碗、照本宣科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每一個時代的信徒都應該因應自己的處境去重新思考!

申冤在主,不要自己申冤?

我對羅馬書十三章的分析就到此為止,因為自己所知有限,再說下去就會露出破綻。這篇文章的中心並不是全然集中在羅馬書十三章,或者是信徒和政府的關係,在這裏請容讓我筆鋒一轉,帶出一個相關的要點:其實,幾乎所有聖經經文都是處境性的,但人們往往抓住聖經的一個段落就大做文章,發展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這是脫離現實的做法。

上面提過,支持解讀羅馬書十三章為反對公民抗命的經文是上一章的最後幾句:「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不少保守教會亦引用這段經文,去反對任何抗爭,他們認為這是聖經的絕真理。可是,有時候這種跟從聖經的精神卻並不是那麼絕對,而是看情況而定。

舉例說,李常受領導的地方教會向來主張要百分之百跟隨聖經的教導,曾經有些作者批評李常受的「神人」思想,地方教會說這是誹謗,於是聲言會訴諸法庭,要求還他清白,這基督牧出版社只有將書本下架;一九七九年多馬納爾信出版社(Thomas Nelson Publisher)旗下一本名叫【思想扭曲者】的書也被指控為乖曲了李常受的神學,地方教會告上法庭,最後雙方庭外和解;穆廸出版社(Moody Press)亦因為批評地方教會而惹上官非,最後穆廸出版社向地方教會賠償了四百八十萬。

除了羅馬書十二章17至21節,我還想起了哥林多前書六章1至11節:「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嗎?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以上涉案的都是基督教出版社,如果是百分之百跟隨保羅的教導,那為什麼地方教會要告上法庭呢?筆者之目的並不是要去討論信徒與信徒之間應否採取法律訴訟去解決紛爭,我只是想指出,在現實之中即使是最強調遵守聖經原則的人,有時候亦會處境化地詮釋聖經和處理現實的問題。

貝葉斯學派和哥本哈根詮釋

請容許我再度離題萬丈,筆者對聖經的解讀或多或少都是受了統計學和科學哲學的影響。傳統的統計數據考慮了所有數據,然後計算總體的概率,遵循這種方法的統計學家試圖找出單一的固定數字而得到絕對答案。然而,貝葉斯統計學派(Bayesian)認為,所有概率都是有條件的(conditional),亦即是數字會隨著處境而改變。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X在Y條件下的概率是多少? 」此外,對於貝葉斯統計學家來說,沒有一個固定數字能夠作為最終答案,有效的解決方案應該是由不同的可能答案組成的分佈曲線(distribution) 。

在1925年至1927年間,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和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發展了雛型的量子力學,當時玻爾提出了著名的「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他說,人們只可以回答這種問題:「如果執行一個實驗,可能的結果是什麼和可能性是多少?」但我們不應該問:「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 」

筆者認同貝葉斯學派和哥本哈根詮釋,任何分析都要基於處境和可能性,解讀聖經亦然。

20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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