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介文

莫介文(Bryan Mok),於崇基學院神學院修畢神道學碩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公共神學與生態神學。除神學外,最喜歡飲食(尤其是酒、咖啡和茶)、旅遊和吹水。

古鐵雷茲解放神學與當代中國(五):從解放神學到中國處境神學

在分別討論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及當代中國的人權狀況後,我們將會在餘下這兩篇文章探討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對當今中國的適切性。

中國與拉美處境的異同

古鐵雷茲的解放神學建基於拉美貧窮人的處境,其方法對應於拉美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現實。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拉美有很多不同之處,但亦有相似的地方。在經濟方面,昔日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願景成為今日中國的社會現實。與拉美不同,在當今的中國,貧窮人不是絕對的多數,但也肯定佔整體人口的相當比例。在宗教方面,基督教在中國雖然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只是少數群體,這與拉美以天主教為主流的情況很不同。

然而,這不代表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對中國沒有適切性。一方面,如果我們希望將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直接移植到中國,這本身已違背了解放神學的大原則。1他帶給我們的,不是新的神學主題,而是與現代西方神學不同的神學方法。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這種神學方法如何為中國基督徒帶來新的亮光。另一方面,縱使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有長足的經濟增長,社會制度也有相應的改變,但從上一節的討論看來,許多人民仍然生活在充滿壓迫的環境之中,他們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完全沒有保障,套用古鐵雷茲的說話,他們便是「非人」。故此,我們相信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仍然為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神學帶來挑戰,下文將詳述之。

委身於人民掙扎的神學反省

現代西方神學一般都先從理論出發,然後以理論檢視教會的踐行。例如,考夫曼(Gordon Kaufman)便認為神學是對上帝的概念的分析、批判和重構。2誠如古鐵雷茲所言,這種神學方法較適用於生活安逸的中產教會。當面對連基本人權也被踐踏的受壓迫者,甚至基督徒也是被壓迫的對象之一時,3解放神學的方法論比現代西方神學對當代中國有更大的適切性,因為對於連基本權利也受威脅的人來說,實在難有閒暇作抽象思考,而解放神學的起點正是每天的掙扎,並且以替行動者充權為神學思考的目標,直接對應人民當下的需要。

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是從踐行到批判反省、從靜默到言語的。同樣地,中國基督徒在進行神學反省前,應先委身參與在受壓迫者的掙扎之中,從他們所發出的問題進行批判反省。例如,對上訪者而言,救恩的關鍵意義並不在於罪得赦免和靈魂得救,因為他們的關注是此岸而非彼岸的。他們是為一個更公義、更自由的生活而不斷掙扎,這成為神學思考的起點。4唯有透過踐行與受壓迫的中國人民連成一線,甚至成為受壓迫的一群,教會才能對那位施行拯救的上主有更深刻的體會和反省。(筆按:五年後的今天,看見浙江教會面對強拆十字架,實在感觸良多。)上主非但沒有離棄被「非人化」(dehumanized)的上訪者,祂更將他們從既得利益者和中共政權的壓迫之中解放他們,救恩最重要的意義是讓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使他們的人權得到應有的尊重,並從壓迫之中解放出來。有人可能認為這種理解過於偏狹,然而,這種對救恩的理解不是要取代傳統對救恩的理解,而是在歷史處境中豐富它,使受壓迫的人民能夠真切地理解救恩。基督教所宣講的是一位為孤兒寡婦申冤的上主,是一位與一切受壓迫的無辜者認同的上主。

解放神學也批判中國基督徒的踐行。一方面,它提醒我們一切政權在上主面前都是相對和暫時的。無論政權如何強大和穩固,它都不是絕對和永恆的。故此,教會不應為了自身利益而向政權靠攏,甚或視國家如同上主一樣,更不應對受壓迫的無辜者視若無睹。另一方面,它也避免基督徒踐行變成政治工程。基督徒踐行的目的從來都不是推翻政權或推行政治運動,而是在歷史踐行(historical praxis)之中宣講上主的道,具體地向世界宣告並呈現上主國度的價值,並以之光照當下的處境。

踐行能夠讓中國基督徒對信仰有更深入和更在地的反省,然後,被豐富了的神學反省又為踐行提供養分,讓基督徒的踐行更忠於上主的道,與上訪者和其他受壓迫的人民同行,在掙扎之中迎向上主的國度。接下來,在最後一篇文章,我們將討論社會分析在中國處境神學之中的作用,並為本系列的文章作結。

(筆按:本系列之文章乃改寫自筆者在2010-11年第一學期在崇基學院神學院所寫的論文,題為「論解放神學對當代中國的適切性:以古鐵雷茲的神學方法與中國人權現況為例」。)

劉霞與劉曉波(網絡圖片: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01013/large/13la1p101newr.jpg)


  1. 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果境》,教會與社會叢書(香港:基督徒學會,1999),10。
  2. Gordon D. Kaufman, God, Mystery, Diversity: Christian Theology in a Pluralistic World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6), 43.
  3. 參Thomas Lum and Hannah Fisch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Humn Rights in China, ed. Lee R. Massingdale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15;余杰,《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白港:晨鐘書局,2008),166-67。
  4. Gustavo Gutiérrez, “Theology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apers and Reports from an Ecumenical Colloquium Held in Louvain, Belgium, September 9-14, 1974, ed.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Department of Studies and Pro Mundi Vita (Geneva: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and Pro Mundi Vita, 197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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