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棟

哲學博士,畢業於美國印弟安那州大學,曾任教於明尼蘇達州的聖克勞特州立大學,現於美國十大天主教學府、俄亥俄州的戴頓大學哲學系任教。主要研究圍範是當代英美知識論及商業倫理,也包括宗教哲學和倫理學,對某些社會心理學、科學哲學、邏輯、形而上學課題亦甚有興趣。文章發表於不同的教內教外媒體。欲看更多資料和文章,請按上面的連結符號。

再論港式候派

原刊於此網站

一,引言

去年我撰寫了兩篇文章[1]回應鄧紹光以尤達/候活士觀點對佔中行動有所保留,當事人毫無學術討論誠意[2],令我本已打算不再淌這些渾水,然而,基於尤達/候活士觀點出發的言論,卻越來越流行,有用來談新聞自由、家庭價值、六四、腐敗政權等,彷如顯學,我便覺得有需要平衡一下,期望普羅信徒接觸尤達/候活士觀點時會有多些思考角度,不要盲目追捧時興論述。

我假定讀者已讀過不少香港教會圈裡的尤達/候活士觀點文章,現只以最近一篇作個標示(而非典範[3]):

「尤達(John H. Yoder)認為,奮銳黨的改革途徑最誘惑耶穌,這見於福音書中祂在曠野及客西馬利園的敘述,但耶穌認為暴力革命的錯誤,不在於它改變得太多而是太少,因為奮銳黨人用暴君的手段去取代暴君。更清楚地說,奮銳黨與希律黨人、撒都該人,是一群同伴,皆是國家主義的擁護者,而同樣的評論,看來也可置於今天建制派及反對派身上。問題是,面對強暴政權時,耶穌帶來怎樣的解放?」

「耶穌面對暴政時,拒絕與國家認同(conformity with nation),因為祂認清其背後罪惡權勢所在,無論我們藉非暴力式的結盟或暴力式的抗衡,都是在舊秩序裡打滾,結果仍未帶來徹底的(radical)改變。若教會只在上述兩者作出選擇,只會淪落為舊世界的保衛者。於是,當建制派指摘反對派令香港動盪不安,無疑他們是舊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但反對派的零容忍,或許同樣是順從舊世界的規則。」

黃順成,〈擺脫愛國主義的幽靈:教會如何回應腐敗的政權〉[4]

 

二,命名

我稱這些人為港式候派,原因很簡單,概念上尤達/候活士思想與這些人所表述的,可以有分別。可能他們表達不周,又或做了些本色化工夫,須承認他們的貢獻,又或者,他們青出於藍,連美國神學界也要覺得有貢獻……正如我作為一名哲學教授若要談論某著名哲學家的觀點,你也應該小心,我所講的是我的詮釋,我不能代表他。更簡單地說,你對聖經的詮釋並不等於聖經真理本身。這些只是基本學術處理手法,道理簡單。

三,狹隘方法論,牽強的釋經

其次,懂得聲稱教會要反抗某些世俗敗風時,也要小心不沾世俗手段,不止那些港式候派。香港教會以至普世教會裡會這樣說的大有人在。對此我也有公開言論。例如在教會反同的事上,我早在七年前已經聲稱信仰要以崇高理念感化社會,在2013年裡我又認同羅秉祥在 113 事件裡提出的雍容原則(註三)[5]。在我的判斷裡,同運裡某些聲稱固然未必能與傳統基督教相合,但香港教會圈內那個主流的反同社運,也沾了太多世俗手段。但這不會令我自動成為(港式)候派,因為(港式)候派至少要求在方法論上,須以耶穌榜樣和信徒群體信仰踐行來作為思考限制,又要加上徹底的非暴力,一越過了這些就是滔天大罪,立刻要判為不合符基督教,負上被世俗思想污染的罪名。正如上引文字所示,這類人喜歡呼籲信徒想想耶穌會怎樣做,有甚麼榜樣。甚至,他們不喜歡談普世價值,覺得那太容易變得絕對化。

但問題來了,「耶穌認為暴力革命的錯誤,不在於它改變得太多而是太少,因為奮銳黨人用暴君的手段去取代暴君」這一句,或與之十分相似的其他人講的大量相關言論,皆有讀入太多的嫌疑,因為福音書內耶穌真的沒有講過革命和奮銳黨等等。又如耶穌在聖殿清場的那故事,(港式)候派堅持耶穌沒有用過暴力,又或承認有點粗暴但卻總沒有犯了他們定義裡的暴力,甚至他們引用一篇文章[6]聲稱耶穌連驅趕牛羊時也沒有鞭打過動物,這究竟是他們先入為主地不容忍耶穌有施用暴力的可能性,抑或真的有鮮明的獨立釋經根據?[7]

在(港式)候派筆下,這些往往卻被視為事實,別人不接受彷如便是別人不讀聖經。我們可否 leave Jesus alone?為甚麼總要把任何我們今天想關心的事情說成耶穌會贊成或反對?為甚麼總要把任何類似暴力的聖經描述詮釋掉?為甚麼要把神學思考方法進路收窄得如此無必要地狹隘,然後訓斥其他進路為滲入太多世俗思想?

最後一提,「世俗思想」也是很難界定的。例如天主教和某些新教認為上帝容許人們有一定理性能力去思考人生、世界與信仰,又或者,我們觀察到人類普遍有某些道德觀念和良知。這些為何完全沒資格用來建構基督宗教的倫理判斷基礎?而當我們把這些完全摒棄時,我們真的還可以建構半點基督宗教的倫理嗎?或許,用回(港式)候派的常用語結構說,那麼隨便就認定有清晰的「世俗思想」,欲去之而後快,本身恐怕就是被某些非基督教學說擄劫而不自覺。

 

四,在方法論上可以追求到多麼純正?

讀者聽過自我指涉困難(self-referential problem)這概念嗎?試想,「所有多於十個字的命題都是假的」這命題本身就多於十個字,又如,「所有道德判斷都是相對的」這命題本身也包含了道德判斷。這類命題若為真,它們就要否定自己本身,因此,這類命題是無法成立的。我對(港式)候派的另一質疑是,即或我們不介意方法論要弄得如此狹隘,但這麼狹隘地一切都要以基督論和信徒群體信仰踐行作為出發點的方法論,本身能否成立?能否達到它冀望的那種實踐上和理論上的純正?我認為這方法論早晚會碰到自我指涉困難。當我們視甚麼東西都可以反抗,我們還有可能自圓其說嗎?還可能建立任何思想嗎?試問,

  1. 這些(港式)候派為甚麼又要留在神學院裡,想要做教授職位,想要出版期刊,又積極參與教會出版界?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有沒有被尊為學者而懊惱?神學院制度、學術出版、普及出版等,豈不正是效法世俗學界的遊戲規則?
  2. 這些(港式)候派為甚麼又要在《時代論壇》裡發表言論?他們是否接受了舊世界的公眾輿論結構[8]?那裡背後操作的原則包括言論自由和思考獨立等,豈不是舊世界東西來的嗎?不要忘記,早前才有鄧紹光在《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後,撰文質疑新聞自由與教會何干。
  3. 在現今香港政制討論那麼熾熱的時機,我們也不妨想一想,這些活在民主社會裡的(港式)候派,會去投票選出議會代表的嗎?如果他們會去投票,他們是否接受了世俗政治體制嗎?

類似例子還可以有很多,總意就是,出現了一種實踐上的自打咀巴。但理論上的自我指涉困難更嚴重。[9]任何理論均要求內容有一定合理性,那就牽涉很基本的邏輯[10],但耶穌沒有談過邏輯有多重要,信仰群體的踐行裡也沒有理會過,那麼,我們為甚麼不揚棄這些世俗污染物?在(港式)候派方法論裡,其信仰合法性如何可以成立?更要命的是,耶穌、使徒或信仰群體,真的有聲稱或表現得單單只用耶穌自己在福音書有記載過的榜樣和群體踐行,來對一切世事作出神學和倫理判斷嗎?須知道,耶穌言論並不局限於福音書裡有記載過的,這點約翰福音作者在書末已有說明,歷代聖經學術研究也有談過。又例如,使徒保羅為何會在使徒行傳講論希臘人的諸神,在羅馬書講論良心?耶穌有理會過這些嗎?

可見(港式)候派方法論是頗為後期的信徒神學創作,他們隨時會帶有自己對信仰的主觀理解,視之為「這才是耶穌的榜樣,這才是信仰群體的踐行」。就如近年美國裡有論者主張,基督教大學教育應以教會崇拜(信徒群體信仰踐行之一個重要表現)作為模式,崇拜裡每一環節都可對基督教大學教育的哲學和策略作出啟迪。但發展了二千多年至今的各類教會裡的崇拜方式和內容,已經有很大差異,他如何面對這個理論上的關鍵困難呢?他的回答準會令你失望、失笑:他聲稱,他認為任何崇拜也應該包括A、B、C、D等等元素,若你教會的崇拜沒有其中一些,他認為你的教會崇拜有缺欠,不妨反省一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當有人聲稱「教會不成教會」,要對此作出批判時,他心目中的「教會」是甚麼樣的呢?更重要的是,這個心目中的理想樣式有何根據?可由上述狹隘的方法論推出來嗎(是耶穌講過或示範過的嗎?是信徒群體信仰踐行裡制訂出來的公認規範嗎)?

 

五,任意應用和自視過高

明白了理論上無法做到那麼純正,我們便察覺到,這裡很容易會出現「講一套,做一套」的危險。他們現在設立了一個新的遊戲規則,那就是,甚麼都可以斥之為舊世界的遊戲規則,然後批判之,甚至揚棄之。我們不時會聽到人們說,尤達和候活士提出這類神學是為要回應他們時代裡的西方思潮,例如批判現代性下的神學自由主義等等。然而,把刀子變成巨大的牛刀後,可殺的就不單是雞,還有很多別的。你想在專制中共管治下的香港政治現況裡提倡民主嗎?他們跑來指責你盲信民主,沒有從基督論和教會信仰踐行來思考。你想關注環保嗎?他們又可以跑出來指責你盲從了某些世俗思想。諸如此類。

留意,我要提出的憂慮並不是「為甚麼你獨獨批評甲,卻不理會乙、丙、丁……」那麼簡單,這簡單的批評可以很簡單地回答(或推搪),例如說「我沒有時間逐一批評」,甚至,「我正準備回應別的課題,你憑甚麼假設我不會去回應」。我要說的是,他們選擇打擊某思想或某行動,背後必有一些對教內或教外處境的審時度勢的政治形勢考量。然而,首先,這些考量的基礎又如何能夠從耶穌榜樣或信徒群體信仰踐行裡推斷出來?這回到第四節提出的困惑。並且,既然他們自己也要審時度勢地作出政治及倫理聲稱,為何他們卻拒絕承認他們所批評的人也只不過是在自己的審時度勢下作出了某些立場偏向,而不是出於一種盲目信奉世俗價值的心態?

舉個例子會容易明白這一點。例如當他們批評別的信徒想在專制中共管治下的香港處境裡追求民主時,他們愛指責那些信徒「盲目接受了」一些(在那狹隘方法論下未必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民主價值。又例如上引黃文把反對香港建制派的人斥為「都是在舊秩序裡打滾,結果仍未帶來徹底的(radical)改變」。這樣批判別人不夠徹底看似義正詞嚴,但其實卻又無法掩藏自己也很不徹底。試問,港式候派曾否參與六月20-29日佔中運動發起的全民投票活動,即有份投票?如果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所主張的候派思想,他們應該只會以一個不視民主投票機制為絕對真理或不證自明的必然美善制度的心態來投票,背後多多少少就要動用到兩害取其輕的倫理概念。然而,那麼他們憑甚麼對其他有投票或鼓勵別人投票的信徒作出嚴重的批評,說他們盲目相信民主,要受批判?大家做同一樣的事,為何由他們去做才是成熟、激進和超越,但由別人去做卻是幼稚、庸俗和妥協?難道他們高人一等?一個真誠候派信徒可以怎樣避免這個局面?

 

六,結語

最後,容我討論兩個可能會遇到的回應:或有人會說,(港式)候派的精神是提醒人們察驗思潮裡的陷阱,重點在於提醒而不在於定論甚麼為對,甚麼為錯。首先,這很視乎他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們的論述經常鮮明地提出那個狹隘的方法論,認定某些想法不夠合符基督教(彷彿基督教純度不達標),我們很難合理地理解這論述為「只不過是想提醒一下你」,然後不滿讀者反應太大。其次,他們的論述也包含了建構公共神學的意圖和目標,但純粹提醒而沒有理論判斷真的可以建構得到公共神學嗎?人們可以提醒你要小心身體健康,因為年紀漸長後會有這種那種病痛,但這樣的提醒並不能用來建構營養師配方背後的理論。

我又有聽過,某些人聲稱他們的文章只是思考過程的點滴,彷彿他們未有定論,因此別人不應批評。這個講法十分令人費解。首先,觀乎這一、兩年來的大量港式候派文章,我們看不出其中有鮮明的不確定性。他們倒是越講越確定,彷彿道理早在他們那方。另外,就算是國際級學者,他們的每一個思想都在不斷轉變和成長之中,那麼,難道他們終生不須要面對任何批評?最後,更重要的是,為甚麼要把別人的批評視作帶有「好了,現在你有定論,所以我現在要來留難你」心態?在學府裡我們有課堂或研討會,其中的講者可以表達一些未成定論的想法,然後懇請其他人自由地批評,好讓他和批評者一同對相關課題有更深入了解。為甚麼強調要在信仰群體裡學習講真話的、在神學院裡教書的人,卻無法明白這種溝通方式的重要性?

我相信拙文可以扼要地列出我對(港式)候派思想的憂慮,讓信徒讀者接收(港式)候派言論時有多些不同思考角度,不要盲從。我歡迎有人誠意地指正說,某些憂慮是港式候派或候派已經有處理過的,那麼我們可以討論那處理是否足夠和恰當。畢竟,我們作為信仰群體一份子,一同討論信仰和神學是很自然和應該做的事。[11]

 

 

[1]評鄧紹光博士對佔中的意見──兼論港式候活士派給我們的憂慮〉,〈耶穌潔淨聖殿的暴力與佔中的暴力〉。

[2] 該兩文雖然獲得三名來自美國著名神學院的神學博士私下讚賞,但鄧紹光、禤智偉等在香港不斷宣傳尤達/候活士觀點的教師,常常擺出一副高傲的架子,表現得不屑回應。我得悉,某人在講座裡被問及會怎樣回應,立刻面露不悅,我又得悉,有人在臉書上單單打打,取笑別人沒有讀很多,甚至抺黑我的動機為挑釁。另外,今年葉敬德出了一本書,自以為要對各方佔中觀點作出評論,他用了一章討論我的觀點,但他的所謂討論竟然不談我文章裡的重要批評,只在枝節上叨叨嘮嘮,就把我的言論定性為一知半解。草率如此,實在不能算作符合學術水平。

[3]意思即是,即使你撰擇貶抑該文為劣文,沒有代表性,也無損我以下要批評的。

[4] 黃順成,〈擺脫愛國主義的幽靈:教會如何回應腐敗的政權〉

[5] 雖然羅秉祥後來卻草率地承認別人的回應為足夠。〈論雍容原則--分析羅秉祥博士與江丕盛博士的對話〉

[6] 該文作者是美國的 John Dear 神父,寫出的那文章又不是學術論文,而 John Dear 神父亦告訴我,他不認為佔中行動堪稱有暴力。請參考我在〈耶穌潔淨聖殿的暴力與佔中的暴力〉的分析。

[7] 詳細討論請參〈耶穌潔淨聖殿的暴力與佔中的暴力〉。

[8] 「公眾」在此是相對於信仰群體而言的。

[9] 有關實踐上的困難,我在下節會再談。

[10] 我刻意說「很基本的邏輯」,是避免有愚蠢的人說,我們基督徒不用接受邏輯或任何其他世俗學問。因為,不管你想扮作屬於甚麼學派,你總不會認為「正在讀中五的小明很聰明,但小明卻常常在算術上計錯數」是一個合理的講法。

[11] 若不喜歡回應和討論,請擱下便罷,實在毋須玩人身攻擊,或草率地拋出一個書單叫人去讀就當是回應了,或像葉敬德那樣連基本閱讀也未做好就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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