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作為空間修補–元朗新市鎮發展過程的初步反思

元朗位於新界西部,是一個沖積平原。過去居民主要以務農為生(此區過往盛產稻米),亦有漁業和鹽業。然而,自1972年政府首次把元朗放進新市鎮的名單後,元朗便開始了急速發展。然而,若我們仔細審視元朗的發展史,許或能發現該地的發展其實與資本主義的危機有關。因此,本文意圖以香港新界元朗的發展過程及其空間的轉變說明此地的地景轉變。

一、 資本主義危機及空間修補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邏輯的積累過程乃一持續擴張的狀態,即「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Marx, 1967: 595; cf. Harvey, 2001: 238)。然而,持續的積累及壟斷化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存有週期性危機的內部矛盾關係,因而,資本無法無限積累。隨著資本或勞動力的過度積累,便會為現存資本主義帶來危機。為了解決因資本過度擴張而帶來的資本危機,哈維提出了「空間修補」(或時空修補)的概念。哈維指出空間修補是資本主義藉由地理擴張和地理再結構,來解決其內部過度積累的危機。而Erica Schoenberger就以下列三點進一步深入解釋了「空間修補」:
1. 資本在地理空間的運流,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國際空間的分配模式,因而產生新的空間聚合群;
2. 地理空間的型態的改變,正是某區域吸收剩餘資本的過程和後果;
3. 「空間修補」其中一個形式,就是資本不斷創造,擴大及改良人造地理空間,好讓資本持續及加強其自身的創造。(Schoenberger,2004;郭恩慈,2011)

二、 元朗的發展背景及空間修補分析

自1950年代起,香港政府開始在城市邊緣地帶發展大量衛星城市。這個規畫方向自1950年代開始實行--在衛星城市建造大量公共屋邨,吸納大批低收入的勞工階層由城市中心往邊緣地帶遷移(當然,亦有指新市鎮發展是為了緩解市區人口壓力所致。像新界人口佔全港人口比重由1971年的17%上升至1991年的41.9%,大大減低了市區人口壓力)。傳統為農村的元朗,也因此在1978年9月正式被新界發展進度委員會通過其列為新市鎮,正式開展了其現代發展。(工務司署,1983)

然而,隨著時間發展,其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資本積累及城市發展危機的回應。香港在1950年代開始,由於國共內戰使得大量戰爭難民湧入香港(1945年至1951年香港人口由60萬飆升至230萬)及聯合國對中共實施禁運,香港原有的轉口為主的經濟命脈受到極大挑戰,因而往工業城市轉形,都市內城區急速發展。而在60年代後期,由於中國進行大陸文化大革命,大量珠三角地區的人民因而逃到香港,為香港進一步帶來大量的新入境移民(據估計文革為香港額外帶來最少60萬新人口)。逼使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爵士於1972年提倡的十年建屋計劃,原則上是為了回應人口增長的房屋需求壓力,及提升市民置業率,但同時卻可視為吸納大量剩餘勞動力的過程。而在1980年代開始,由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大量香港資本及生產大規模往中國大陸轉移。因而,在當時香港在地的資本積累面臨積累速度下降的危機。同期,工廠大規模北遷,因此香港當下除了資本積累面臨危機外,勞動力(工人)亦出現剩餘情況。因此,當時港英政府一方面轉往第三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在此次再結構轉形的資本危機下,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起至80年代大規模建造新鎮帶動資本積累的迴路持續運轉,在此期間,香港一共開發了六個大型新市鎮(70年代的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元朗及80年代的天水圍、將軍澳),是香港歷史上新鎮建設最為頻繁的時代,也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房屋建設計劃。

元朗新市鎮,在上述的脈絡下,因而快速發展。被定位為新界西北部區域中心的元朗,於過去三十年間,分別受到政府多次耗費鉅額金錢提供基礎建設,像道路網絡方面,為提升可達度,政府分別於1975-86年間耗資四億七千三百萬港元(按1999年市值計算)建設屯門公路;及在1966-86年合共出資一億九千二百萬元建設青山公路元朗段,此兩條主要幹道連接了元朗及香港市區。(Ho,2008)而區內亦曾進行多次的道路改善工程,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耗費2230萬元,於1984年年中開通的北部繞道。(拓展署,1986)

此外,開發新鎮涉及土地徵收及整地,此區亦不例外。此區原為舊式墟市和村落的集中地,然而在開發過程中,政府會利用公帑強收民地用作開發用途。並利用政府資本進行地理擴張。政府在開發新鎮時,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本興建基礎建設。在這段時期內,政府為新市鎮區內接駁水管、電線,又興建警署、消防局、醫院、學校,甚至公園、運動場和區域圖書館等各式基建,這些均可視為固定資本收入。這些固定資本鑲嵌於土地上,形成了元朗區內的實質資產──供生產和消費使用的營造環境(Build environment)。同時,也是在利用各種長期計劃吸收資本和勞動的剩餘。

對政府一方面通過大量的投資計畫及社會支出(鐵路、道路及各種基建)在時間上延後資本重新進入資本迴路的時間。政府在此,是透過在營造環境中生產固定和不能移動的資本,將大量資本束縛且牢固在地方上,刺激出共生的積累形式(Harvey,2001)。哈維曾提到美國在1950-60年代間,藉公路系統的興築伴隨著郊區化過程,以及西部和南部開發等方式來吸取過剩資本的例子。而元朗的發展過程,其實亦與之相近。通過把多餘的資本流入第二資本迴路,除了通過生產用固定資本(鐵路線、交通網)同時,這些交通運輸及通信等的網絡也使得原來毫無價值的土地轉化為可以開發的「熟地」,容許住宅的出現,創造了消費基金。

在新市鎮開發時,元朗最早出現的是取代農地或傳統墟市土地的公共房屋,而內城區/城市中心的居民則扮演了一種「拓荒者」的角色。隨著市鎮發展漸趨成熟,政府會部署容計私人建商購買用作發展的土地。而對於建商而言,香港市區的土地開發於1970年代中期亦大抵已到達一個瓶頸(地產收入比例在1975年掉到只有5.3%)。而自1968年香港股票市場與地產市場綑綁起來後,原來只有英資壟斷的股票市場面對了大量來自華資企業的挑戰。而華資企業則通過股票市場掛牌上市得到籌集資金的機會。這過程使得更多資本得以在地產市場大展拳腳,也導致本來已嫌土地供應不足的香港更進一步陷入困境。(鄧永成,2008)大量的剩餘資本使得香港出現新一波的積累危機。

因此,政府只有通過資本改造實際環境,同時不斷利用新市鎮建設創造新的可供資本進入的土地,從而擴大及改良了人造地理空間,讓香港得以渡過當時的資本主義積累危機,同時讓資本持續及加強自身的創造。同時,元朗區由傳統的農地及農業墟市,被快速改造成一個具有自給能力及能提供工作機會,容納超過14萬人口的現代都市。(土木工程拓展署,2008)

在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某程度亦推動了此區的改變,再次面對資本積累危機,香港政府推動西部鐵路的發展。西部鐵路橫跨整個新界西北部,把新界西北與香港市中心連結起來,一方面大型基礎建設是對金融風暴的快速回應,以圖通過推動大型基建以空間進一步修補資本帶來的危機,另一方面,鐵路提供更快速的通達度,使得資本得以更快的進入此區,產生新的結構重組及提升此區的未來生產力。元朗區的發展因而沿著與鐵路,及與之平衡的青山公路向東西兩側進一步擴展。

三、 主要行動者

原則上而言,在元朗的近代開發過程中,主要行動者有兩方,分別為建商及政府。

(一) 建商:
香港市區內的都市地區大多屬已開發之土地。建商早期通過購買都市土地的使用權,並在所得地塊上興建各式住宅以賺取高額利潤,然而這些資本由於再開發成本過高種種原因無法再度投入到都市土地中。主要由於一旦進入重建過程,建商便要投入大量資本:像規畫設計成本、建築成本、拆除重建成本、補償住戶成本;而金錢以外,由於都市區域內的住戶繁多,如果要投入再開發往往會遇到相當大的協商成本,建商因而望之卻步。而可以發展的空間減少,則導致資本積累的速度下降(因欠缺足夠提供資本移轉及維持積累速度的新空間)
此外,都市土地由於過往的開發歷史,加上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土地取得的價格及開發成本均變得愈來愈高,新市鎮由於百葉待興,加上位遠市郊,因而能提供相對廉價的土地及大量未被開發的土地,顯而提供了新的地理擴張的條件。

(二) 政府
由於香港是施行低稅制的「自由港」,因此香港政府長期依賴高地價政策提升政府收入來源(拍賣土地的相關稅收平均佔香港財政年度收入百份之二十,最高曾達四成)。因此,香港政府一直審慎處理土地相關事宜。這些新開發的土地讓建商得以利用相對廉價的價錢購得土地。然而,一旦資本危機出現,一方面會影響殖民政府的管治,另一方面也會對政府財政帶來重大壓力,因而政府會嘗試透過基礎建設引申的地理擴張,為過度積累及失衡的資本迴路提供新的空間,以延緩或持續資本的擴張與積累過程。而事實上,政府於1977年成立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羅列未來數年每年可供開發土地的數量(Bristow, 1987: 116-118),從此開啟了政府更有系統地向發展商供應土地之門。此舉就是特別為了建商當年因可發展城市土地的減少而作出多撥土地作拍賣及投標的要求而作出的響應。(鄧永成,2008)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這一連串的行動中,主要行動者是建商,其因己有空間的發展潛力逐漸縮減導致的積累過程減緩及過高的再開發成本而引致資本主義的危機,而為了維持資本迴路的持續運作,達成資本再投入的目標,便嘗試與政府合作。而政府為了維持管治及維持資本運作等因素,也會投入到資本運作中,通過土地開發及基建案等進行空間修補。資本主義危機均促使政府及資本家(這裏主要是建商)不得不使用其他方法維繫資本系統/迴路的運作,使得資本的投入及資本迴路得以持續維持。

四、 結論

本文利用Harvey的資本主義危機及空間修補概念,探討香港元朗區的開發歷史及空間變貌。元朗區的發展,某程度是政府回應市民住屋要求及維持管治的舉措,但同時,在另一角度看來,此亦是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在面對中國開放經濟及當下轉形挑戰下資本主義危機的回應──通過國家資本及私人投資,把剩餘資本投入到傳統都市邊緣地區,具體呈現在大型基建上,通過大形基礎建設使得大量無法開發的農地由生地(virgin land)改造成可供發展的「熟地」(service land),從而為資本流動找尋新的出路,一方面完成資本迴路的轉移,另一方面也延後了資本重新進入迴路的時間。而在此中的主要行動者則牽涉了建商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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