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亂世中「新世代」之素描

原刊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HKCRM),2019年11月1日

引言

「新世代」(或千禧代,泛指出生於一九八一至二千年期間,現今介乎十九歲至卅八歲),若用呂大樂之分類,則為「第五代香港人」。反修例運動以來,青少年參與公眾集會與遊行有相當比例。按照趙永佳與何瑞珠所作「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計劃」(2019年1-5月),有至少四分一青少年曾參與公眾集會、示威或遊行。(見下圖,〈鄰家青年也上街 – 青年示威者的集體圖像〉,《明報》,2019年10月14日),這項調查進行時反修例運動尚未發生。

圖片版權為《明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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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警方發表有關被捕人士的數據,9月1日至27日,550人被捕,當中207人為學生,學生佔整體之四成。(《香港01》,2019年9月27日)。另一報導則表示6月以來,有逾750名18歲以下示威者被捕。(《明報》,2019年10月20日)。我們可以保守估計有一半或以上的「新世代」有參與人鏈、唱歌、集會、連儂牆、遊行等不同形式抗爭行動。

本文嘗試從「新世代」認知的現實世界,從而了解他/她們渴求的意義與價值。倘若未來世界屬於這群冒起的青少年,我們坐享「收成期」的嬰兒潮世代,就要放下身段與權力,不妄想下個世代要跟著我們的時間表與路線圖辦事,因為「新世代」已不戴手表,不用紙本地圖了!

筆者用D.A.V.E.描述「新世代」普遍對社會的觀感,從而明白他/她們內心對社會的強烈感受。

1. Distrust不信權威

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曾於2018年作不同世代的比較調查,反映18至29歲青年有六成對別人不信任,七成受訪者要提防別人,另有七成認為只要有機可乘,別人會佔你便宜。此年齡層受訪者較其它世代,對商界領袖與選舉政客只有34%,對宗教領袖50%,而較其它世代高的是大學教授(74%)及科學家(84%)。對警察信任有67%高於宗教領袖,但對比30至49歲組別及50歲以上組別,美國千禧代對警察一般信任低於其它世代。

圖片版權為Pew Research Center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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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美國或本地,「新世代」基本上對商界、政治及宗教領袖有不信任感,因為在他/她們成長過程中,他/她們於媒體認知這三大界別(政商宗)領袖多不可信,或信用破產。「新世代」較為信賴就是大學的教授,本港情景也是一樣。

網路成長的一代,不會輕信未經驗證的資訊,對所有事物抱持「質疑態度」是正常的。因此,成年教會領袖要取得「新世代」的信任,就是與他/她們同在。現場的臨在,就是羊在哪裡,牧羊人就身臨哪裡。「新世代」現今基本不再信任政府、警方與商界,也不會輕信教牧。不是教牧或領袖講得怎樣動聽,乃是教牧怎樣言行一致地真誠見證信仰。「新世代」不需要完美英雄,但不能接受領袖明明犯錯卻不肯認錯的言行表現。

2. Angry 受傷怨憤

Pankaj Mishra於《憤怒年代》以歷史透視,描述「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中知識階級興起,新的商業社會逐漸成形。由少數人發起的改革計畫挑戰教會傳統,講求理性、自由、個人主義,突破階級的個人欲望累積成對社會不平等的猛烈抨擊,造成了真正的革命,破壞了君主獨裁制,讓世界往民主的方向疾奔,影響了全世界。

世界歐洲化了,人人彷彿真的生而平等,但由上而下運作的現代化並未如眾人所想的造就平等新世界,反而讓先來者占盡了便宜,後到者則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美夢。人們頹敗在物質至上造就的巨大不平等之前,各地的傳統文化也受西化衝擊,喪失了權威,外在物質與內在心靈、文化上的落空世代積累,種下燎原之火。

……但在由上而下暴力式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在物質與文化上皆產生了被排除、傷害的感受,讓小至個人大至文明都深受其苦。一個不屬於西方、不屬於東方、沒有傳統,情感、知識、環境皆衝突的世代就這樣誕生,數十億人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被現代化過程擊垮而喪志,這些「被剝奪者」、「多餘者」成了憤怒年代狂暴的源頭。」(封底)

身處後物質的成長場景,「新世代」面對經濟與政治不公平,怨憤感受特別深刻。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出席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時,批評各國領袖在對抗氣候變化上沒有坐言起行。她表達忿怒,原本應該在學校上課,卻因這些政治領袖的空言偷走了她的夢想與童年。

「新世代」認同普世價值,重視個人自由與權利。他/她們對成年人偽善特別忿怒,接受有些事成年人做不到,但不能接受成年人說做卻不做。放在香港場景,「新世代」難以接受林鄭講一套卻另做一套。

3. Violent 暴力泛濫

受傷怨憤長期積聚,就會使「新世代」陷入情緒抑鬱的糾結,甚至會自殘自殺。當這股怒氣不當發洩,就會展現於語言暴力與街頭暴力。暴政與暴警,促成了部分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成為暴徒,以暴制暴。

「新世代」面對官商勾結、極不合理樓價、功能組別、大白象工程、DQ議員與黃之鋒、港鐵偷工減料、逃犯條例修訂等罄竹難書的不公義,卻沒有官員要問責,心裡自然質疑這到底是甚麼公理?

6月16日估計有近200萬港人參與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但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市民訴求。直到7月1日,有部分示威者勇武地闖入立法會綜合大樓,並破壞了部分設施,這股暴力升級現象,逼使林鄭於翌日凌晨記招會宣布有關條例「壽終正寢」,作出讓步。「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這句標語道盡了示威者變得激進的心聲。

影片《Joker小丑》正反映弱者於社會不斷受到不合理的欺負,講道理也無用,而至終小丑的人生,就是透過向對方施暴,才能把個人悲劇變為反派的英雄。制度的暴力間接引發了個體的暴行。

站在信仰的角度,當然教牧與信徒可以譴責所有暴力的不是;然而這種譴責不能解決問題。當暴政與警暴,不正面地以政治手段來處理,我們很難想像目前的暴力現象可以平息!筆者並非美化暴力,也如眾多和理非市民一樣,體諒抗爭者的暴力行動,民意至今明確反映暴民是暴政催生的。當年輕人感受如小丑一樣退無可退時,「攬炒」便成為了抗爭者要與當權者玉石俱焚的手段。

4. Extreme 極端對立

我們正身處「極端對立」的文化場景,中間似乎失了位置。少數財閥可能控制了大多數人的一生:出生的醫院、入讀的學校、購日用品的超市、使用的手電及通訊網絡、居住的樓房、直到離世安放的骨灰位等。

全球1%人擁有99%財富,此種極端貧富懸殊現象使「新世代」強烈感到無助無望,沒有前景。無論政府與商界怎樣美化大灣區就業與居住,這些項目與口號根本不能吸引年輕人。當示威者在官長眼底下為「無位置」(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建制議員視為不能向上流動也買不起樓的「廢青」,這些成年人論述自然惹起「新世代」的不滿與怨憤。成年既得利益者認為年輕人只要爬上「置業階梯」,或「成功靠父幹」就能有助社會流動,其實這些成年人仍假設經濟改善是年輕人首要的關注。然而,事實是「新世代」更關心不是個人能否置業安居,乃是本港整體土地與房屋政策。

當政府由上而下強推愛國教育,升國旗及唱國歌,「新世代」反而更抗拒「中國人」身份。民調反映,年輕人極大比例(99%)認同「香港人」身份,而「中國人」身份認同不夠1%。正如學者分析,「中國人」與「香港人」身份並非「零和關係」,也非地方勢力抬頭,「無可置疑的是,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自2008年起減弱了,當中又以年輕人的情況相對比較嚴重,我們相信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是相對較低。」(李芝蘭等〈超越零和角度:重新剖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2018年2月)

中央不斷強調「一國論」,又透過種種政策限制及剝奪港人的人權與自由,新世代一旦踏足內地就體驗資訊自由的限制,這些親身體驗不是愛國教育強行灌輸就能改變觀感。特區政府失掉本身的自主權,凡事聽令中央等領導人拍板,「新世代」看在眼內,自會判斷。

有政論認為是成年人極端思想誤導年輕人推向「逢中必反」,事實是泛民政客、成年父母或教師根本沒有能量引導中學生與大學生。身處資訊科技年代,我們要了解「新世代」於時代大氣候中成長,面對極端不平等社會,又見識極權政治,自然不成熟地走向兩極,而非温和中立。

結論

筆者看這四方面是一個循環:不信權威(Distrust)帶來受傷怨憤(Angry),而受傷怨憤(Angry)啓動了暴力泛濫(Violent),而暴力泛濫(Violent)導致情況極端對立(Extreme)。當雙方各走極端時,不信任加劇,怨憤與暴力升級,於是另一循環是雙方越來越極端對立了。

筆者對此現象沒有答案,也沒有出路,只寄望有權者能明白「新世代」心聲,從而有效疏導,而非血腥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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