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一碗魷魚粥.一點燭光

2016年1月5日在京部分難屬新年聚會,失去孩子的父親和母親們合影。(圖:天安門母親網站)

2016年1月5日在京部分難屬新年聚會,失去孩子的父親和母親們合影。(圖:天安門母親網站)

數月前,到臺北數天。臺灣的友人笑說我們香港人現在多到臺北透透氣。他了解香港當下的政治困局,特別帶我到臺北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希望我能從臺灣的歷史中,重新得力。在那裡,我聽到一個令我十分難忘的故事,在此跟大家分享。

二二八事件中,許多臺灣精英受到牽連,無故被國民黨政府殺害。其中有一位名林連宗,是當時臺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也是臺灣省參議會議員及制憲國大代表,堪稱當時臺灣頗具代表性的社會賢達。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被推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北上交涉聯絡時,由於交通中斷,寄宿在同行好友李瑞漢律師臺北市的家中。三月十日的傍晚,李瑞漢的太太李邱己妹正在煮魷魚粥準備招待林連宗等人時,幾位便衣特務與憲兵突然闖入李宅,將林連宗、李瑞漢,以及其同為律師的胞弟李瑞峯三人押走,從此一去不回。這三位律師同屬日本中央大學的傑出校友,向來以捍衛司法正義及民主人權為職志,但竟從特務手中消失。李瑞漢兄弟失跡後,李太太每年三月十日就會準備一碗魷魚粥,祈禱等待李瑞漢歸來。年復年,從沒間斷地守候了六十一年,到她在二○○八年元月以一百零一歲高齡辭世後,由其媳婦繼續至今。這也是民間團體舉辦二二八事件相關追思活動時,都會煮魷魚粥的由來。

我聽到這故事時,心裡十分激動。我在想:是甚麼信念,讓李瑞漢太太及其後人,年復年,不間斷地在三月十日奉上魷魚粥?是等侍奇蹟發生嗎?他們在食這魷魚粥時,內心是甚麼樣滋味的?不要忘記,在戒嚴時期(一九八七年前),整整四十年,二二八都是禁忌。受難者或受難家屬,歷經事件的慘況以及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威嚇,絕大部分都僅能將冤屈深埋心底,不敢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但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遺忘,對李家而言,每年的魷魚粥,就是延續這傷痛的記憶,等待平反的一天。

從二二八到六四,我想起天安門母親。他們剛發表了廿七年祭文,以自己的殘軀,指出「一個不惜殘害自己同胞的政府,一個不懂得珍愛自己同胞的政府,一個忘記、掩蓋、隱瞞歷史苦難的政府是沒有出路的,是在繼續犯罪!」「人要活得有尊嚴,死得有尊嚴。作為難屬,我們生命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親人被槍殺的陰影中度過的,但是,我們活得堅強、樂觀——因為我們有堅定信念,需要我們抗爭、努力和堅持。廿七年來各種磨難、淫威及恐嚇,我們無所畏懼,堅信「六四」慘案一定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解決,因為真理在我們這裡,還有全世界正義善良人們的大力支持。我們用偉大的母愛昭示後人不畏強暴,勇敢面對一切惡勢力,正義必勝!『六四』大屠殺將永遠刻印在世界歷史中——這是任何強權所無法抹殺掉的!」這是微弱的吶喊,卻是鏗鏘有力的聲音。

天安門母親的堅持,是因為他(她)們痛失子女。那麼,我們在香港,為何仍要年復年,堅持悼念六四?因為,對經歷八九六四一代香港人而言,他(我)們雖然身在香港,心卻在天安門。坦克車輾過學生與市民的身軀,同時也輾過他(我)們的心。子彈刺透學生與市民的身體,同時也刺傷我們的心。天安門廣場及長安街上的血,也流在他(我)們心上。他(我)與天安門母親一樣,都是六四的倖存者。

我更相信,即或「後六四」的一代,本於自己的良知,不管身份與國家認同有何差異,我們同樣面對著一個屠殺人民,不願承認惡行的政權。這個政權,仍在以各種方式,以解決六億人的溫飽權及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偽裝盛世,來迴避及掩飾自己如何粗暴地踐踏基本人權。不管在中國或香港,在強權之下抗爭,我們都不應彼此排斥,反倒要互相守望,彼此充權。我們都是強權下的倖存者,在堅持、在抗爭…

堅持了六十一年的一碗魷魚粥,在在提醒我們,也要延續過去廿六年的堅持,在第二十七個年頭,繼續燃起一點燭光……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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