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力恆

尋常中學教師,從「傳道」到「尋道」,從「授業」到「作業」,從「解惑」到「疑惑」,每一個挑戰都驅使我仰望上帝、推動我思考上帝、鞭策我學習上帝、引領我尋回上帝。所謂教學,其實只是我、學生和上帝的「緣」;所謂信仰,就是不斷認清我們只是「乞丐」,謹止此矣。

「惡女打阿媽」都關教會事?

昨天網上流傳一段「惡女打阿媽」的片段,看過片段的人都會因為片中女人的暴力而感到憤怒,女事主的吼叫、失控,老人家的無助、屈從,都足以叫任何人義憤填膺。基督徒的道德標準向來都處於社會中的高水平 (只是「標準」而非「表現」),我們很快就會指責女仕的暴力,然後我們會感慨「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再來就是訴諸「人都需要福音」等大價值來總結事件 (這裡涉及有關「完整福音」的討論,詳見拙文),順勢為教會事工添一筆「合理化」的事例。

香港基督徒對罪的演繹往往都訴諸於個人道德操守,即一個人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個人軟弱,因此「他本人(himself)」要悔改,「他本人」需要信福音,因為福音能救「他本人」脫離凶惡,信後他也要治死「他本人」的罪,當他又犯罪時就求上帝免「他本人」的債,並求上帝不叫「他本人」遇見試探。我們往往都忽略罪的群體性 — 群體罪行 (collective guilt),即人身處群體中就不免集體地、非刻意地參與罪 (意同中國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我們忽略了罪的群體性,對罪的理解就變得片面,這種理解不但使「福音」對人、對社會、對罪欠缺解釋力,更使基督徒面對社會上的諸罪時,只能以感性的哀嘆和口號式的「福音需要」回應。基於以上的推論,香港教會對罪很大程度上是無力的,它最多只能幫助較敬虔的信徒對付他自身的罪,對於社會的罪,教會只能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遠遠地、無力地、夾雜著指罵地呼喊,任由弱者和貧者承受著「群體罪行」所帶來的剝削,然後甚麼都阻止不了。

諷刺的是,「群體罪行」的概念其實廣見之於歷代的聖經、神學和倫理的研究,當代的神學家幾乎都不免會在著作中討論過此議題,叫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紀的神學家尼布爾 ( Reinhold Niebuhr) 在其著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中提及,即使每個人都秉持高水平的道德操守 — 甚至捨己 — 在運作層面上都不能克服「群體罪行」,甚至會適得其反(1),他指出「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最高道德理想是『公理』;另一方面,從個人的觀點,那最高標準則是『捨己』。以上兩種道德觀點並非水火不容,但也不是容易協調。」,尼布爾亦指出當我們設法處理「群體罪行」時,涉及很多個人道德以外的考量,包括資源分配、法理、集體利益等討論,因此「公德」與「私德」絕對不能混為一談,他甚至指出,當我們追求社會追求「公理」時,便無法避免「執持己見」、「抵抗」、或「仇恨」,但這些方法是那些敏感的道德主義者所不容許的。談到這裡,讀者中定會有人會心微笑,因為上世紀的神學家跨越時空,打了今天本地教會中的道德主義者一個大巴掌。

之於今次事件,虐老的女仕在今次事件中確是「私德」敗壞(2) ,但作為暗世的燈臺、上帝在地上的惟一代表的「一聖基督教會」,當我們向世界宣稱「福音」是人類罪性的惟一出路時,我們對罪的理解只停留在「個人私德」的層次,如此我們實在是有負召命!虐老的問題不止是虐老者「他本人 (himself)」的事,更是「我們 (ourselves)」整個社會的事,那老者之所以受虐,是家人、朋友、鄰居、商家、醫療體系、社福機構、甚至政府等一系列持份者之間,千絲萬縷的互動所至,要處理諸如虐老這類「群體罪行 (collective guilt)」,教會就不能繼續站在道德高地上空講那套簡化了的「福音範本」,而需要借用諸人文學科的知識去理解社會上各種千絲萬縷的互動,透過嚴謹神學研究和廣泛信仰討論,辨別及指出社會上「歪曲悖謬」的情況和價值觀,再透過參與社會事務及政治事務 (參與政治並不違政教分離,在此不贅),向各持份者施壓、為弱者發聲、甚至成為持份者,藉此遏止各種「群體罪行」。

香港的教會從來都不缺資源,但至今天,教會對罪 (尤其是「群體罪行」)益顯無力,問題在於教會對罪的片面理解,也在於教會將大部份資源堆砌在自身之上,而非投放於鄰舍身上。教會啊!為著幫助人脫離罪的枷鎖,請從「福音」的講台和道德的高地下來,進到社會去演繹「福音」好嗎?


  1. 尼布爾解釋這項推論是基於三個原因:一. 捨己在群體生活中有時候會失效;二. 捨己犧牲有時不但不能達到目的,還會變成縱容剝削和欺壓行為;三. 捨己犧牲可能會連別人的利益都犧牲掉。
  2. 雖然事件在澳門發生,其引申的討論仍適用於香港及香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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