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義社會中的福音》與後基督教時代

原刊於临风识劲草,2016年9月16日

如果要從一本書的影響力來看它的重要性的話,萊斯利·紐比金主教的這本《多元主義社會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1989)就是近廿年來基督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被《今日基督教》出版社評選為上個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本書之一。紐比金憑藉著豐富的經驗和學識,打開人們的視野,無心啟發了美國“使命導向教會”(Missional Church)以及“新興教會”(Emerging Church)運動。2010年10月開普敦大會的講員之一,紐約曼哈頓“救贖主長老教會”的主任牧師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或作提姆·凱樂)就深受紐比金影響。他所創辦的教會就是“使命導向教會”的楷模。

紐比金主教

英國著名的宣教士和神學家紐比金主教(Lesslie Newbigin, 1909-98),30歲時被聯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為瞭解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他經常去拜訪印度教堂,與印度教徒對話。在那裡,他看到了耶穌像,親眼看到耶穌被本土化,被同化到印度教的世界觀裡去了。由此他體認到,在英國,福音同樣也被同化到現代化的世界觀裡而不自覺。這是他宣教生活的覺悟與轉變的開始。

他65歲(1974年)那年從印度退休。夫婦倆避開歡送的人群,並沒有乘搭飛機,帶著兩隻皮箱和一個背包,經過不安寧的開伯爾山口,一路攔車往西歐而去,讓所有沿路想要接待他的大使館人員跌破了眼鏡。回到英國伯明罕時,他驚異地發現,自己回到了一個比印度更難傳福音的文化環境,他竟然回到一個陌生的異教文化。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怎樣不縮水地,但又能夠讓印度教徒瞭解的方式,傳遞基督的信息,他遭到反對、壓迫。如今回到英國,他還得用一套新的語言來與英國的文化對話。從66歲開始,他投入了這個新的福音戰場,不但牧會,也用寫作來表達他的想法和做法。雖然他遭到白眼、藐視,和更深層次(真理觀與價值體系)的拒絶,但是他後半生所帶來的影響力卻是不容否認。

如何向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傳福音,培養人作門徒?這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戰。卡爾·亨利(Carl Henry)曾指出,基督徒應當正視文化的需要,傳承文化的使命,而非自外於文化。紐比金主教更進一步點出了問題所在,西方世界今天所面臨的是個多元主義的異教文化。他呼籲教會應當用(向異教徒)宣教的態度來面對世界。喚起這種認知是他最大的貢獻。

本書在認識論上大量採用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名著《個人知識》,許多重要的觀念都建立在波蘭尼這本書上。當然,他也借助了許多其它著作,例如,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的《誰的正義?何種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等等。

全書的中心信息

在多元性社會的現實下,本書主要回答兩個問題:今天的人類在何處?以及,(在多元的文化下)福音是什麼?

紐比金從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借用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合理架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作為本書立論的基礎。合理架構就是社會共有的一組世界觀。人人不需要求知就曉得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組不成文的法則與前提假設,認定在這個社會和文化框架中什麼才是真實的、可信的。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合理架構。它就像一副眼鏡,我們帶上,用以觀看一切。我自己看不見眼鏡,只有在不同文化下的人才能看到我戴了眼鏡。當然,那個異文化的人也看不見自己戴了眼鏡,因為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合理架構。啟蒙運動後的西方就有一套合理架構,同樣地,中國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合理架構。或許,閲讀本書可以幫助我們照照鏡子,看出這個架構的盲點。

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世界,特別是知識分子圈子,最大的迷思就是:知識有兩類。一類以科學知識為代表,是基於“事實”的真理。它是客觀的、普遍的。另一類以宗教為代表,是關乎“價值”與“信仰”的領域,那是主觀的,只能是種“意見”,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

這種合理架構認為,理性是人類認知唯一的手段。雖然這個命題本身並不符合自己對真理的定義,可是它在西方世界已經被接受為天經地義的“真理”。18世紀德國啟蒙大師萊辛有句名言:“歷史上偶發的真理永遠不能確立為普遍的理性真理。”也就是說,任何人可以直接獲取真理,與所處的地域和歷史的時段無關,與文化情境無關。這就是西方“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背景下的合理架構,認為我不需要借助他人(或歷史傳統)以明白真理。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絶對不是非理性的。基督教信仰的依據是:聖經、傳統、理性。有人還加上:經驗。不過,傳統、理性和經驗都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在聖經的前提下操作的。

紐比金分析,理性並非知識的來源,而只是處理信息的方式。不但如此,連理性自己都是一種傳統,“理性並非獨立的信息源,它只能在一個持續的語言文化傳統內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合理性”的東西不是固態的:“理性語彙的一切傳統都在不斷變化,目的是為了從人類體驗中總結知識。舊程式和舊概念受到質疑,因為它們不適合群體所面對的新現實。、、、傳統面臨危機。傳統內部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有些體驗用現有的思維方式無法理解。這時候,另一個與現有傳統競爭的理性傳統開始登場。”例如,在《新約》的《使徒行傳》裡就記載著,使徒彼得那個“猶太中心”的“合理性”傳統觀念如何受到挑戰,以至於改變,使他能夠向非猶太人哥尼流講解福音。

因此,基督教與現代主義間的爭論並非“理性”與“啟示”間的爭論,而是兩種不同的“合理性傳統”的爭論。公平地說,沒有一方能夠又做球員,又做裁判,任何一方不能只靠它對真理的宣告就能說服對方。我們需要更謙卑地來面對什麼是真理這個問題。

紐比金說:“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想法,或是一組經驗罷了。它是一個故事,敘述上帝的作為。”(注意,他說的是“一個故事”,不是一堆故事。)這就是本書的重點之一:基督教的信仰就建立在耶穌故事的這個事實上,絶對不是盲信。對紐比金而言,所有其它護教的方式和理論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個證明,他願意為這個故事而活,也願意為這個故事而死。

在與印度教徒對話的時候,紐比金發現印度教中也有一套“救恩”和“赦罪”的理念。當他向印度教的“老師”解釋基督教關於“救恩”的信息以後,他的老師說:真奇怪,除了“耶穌”這個名字,你所講的跟我們所講的完全相同。紐比金反問他,那麼你有什麼把握,知道上帝已經赦免了你呢?這位老師毫不猶豫地說:如果他不赦免,我就去找另一位能夠赦免的神。

紐比金忽然領會,任何人都可以販賣一套“福音”的語言,而骨子裡不過是“自己”和自己對拯救的需求,上帝只是附帶品罷了。從那個時刻開始,他在印度傳福音的時候,再也不從個人的救恩開始講,他從上帝,和上帝的作為開始。因為,整個福音的中心不是個人的、隱私的,只關心個人上天堂的道理,而是與全人類的福祉息息相關,它是個公共的真理,是有關天國的信息。

正好與萊辛的觀念相反,基督教的福音說明:人不再是個孤獨的存在。歷史是有目的的,它整個關鍵是建立在耶穌基督身上。藉著耶穌基督,上帝已經在人類歷史中做了決定性的工作。教會作為一個社區共同體,它的使命就是在世上(個人、家庭、工作、政治、社交、文化上)作見證上帝作為的團體。這個團體就是福音影響社會的所在,是活出基督信仰的所在。基督徒自己並不擁有絶對真理,我們只是真理的學生。耶穌那絶對的真理在這個不完全的文化中被顯示出來。

在這個意義上,教會就是福音的一個詮釋,它的力量不是從優越感和霸氣中顯示出來,乃是從軟弱、服侍和受苦中顯出能力,因為這是她的主所設立的。

福音與情境化

既然福音是在歷史的文化情境中被引進、被體現,那麼福音與文化間的關係是什麼呢?能夠有超文化的“純福音”嗎?還是福音必然受到文化框架的限制和影響呢?

情境的確很重要,因為福音就是藉著歷史上某個固定地點和時刻的一群人所引進的,他們的人生當然是由其所生長的環境所界定,有自己的社區、語言、和傳統。所以,從歷史看,並沒有所謂超文化的純福音。既然福音總是體現在文化情境之下,那麼,我們又怎能知道,它是否被文化所“馴服”,所同化了呢?只要觀看十字軍東征和美國蓄奴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見文化的主流思想(合理架構)轉化、馴服了基督教的鮮明例子。

因此,在福音與文化互動的關係上我們只有更謙卑,不要總以為自己站在真理與正義的高原。往往,我們需要借重不同文化下的人來指出自己的盲點,才能稍微看清一點真理中的不變性,而不只是我們合理架構的錯覺。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驕傲、自是與偏見仍然是人類(包括基督徒)最大的敵人。

那麼,情境是否塑造了福音?答案是:是,也不是。它不是,因為基本上福音是一個歷史事件: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戰勝了人類的敵人,讓我們恢復與神的關係。雖然它只發生過一次,但卻是一次性地永遠解決,不會改變。不過,情景也塑造了福音。因為每個人僅能在某個地區、時段、傳統和群體之中來接觸福音。人們接觸到福音是藉著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和語言,而不僅是抽象的教理和觀念。

紐比金接觸異文化和異教的經驗超過常人。或許因為看到太多的錯誤,他謙卑的態度讓他在處理不同宗教的時候,比較理性、開放。雖然其它宗教裡不乏存在可敬的以及可以學習的地方,但他並不認為其他宗教可以提供最終的真理。他一方面反對宗教上的多元主義,在這個意義下,他是排它的。另一方面,他並不排除上帝讓沒有機會聽信耶穌基督福音的人有得救的可能。他相信,上帝是公義、慈愛的,他不會以把人送入地獄為樂。這段討論或許爭議性會比較大,但是去質疑、反省我們自己固有的立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本書對“使命導向教會”運動的影響

為瞭解這個運動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解釋一下“使命導向教會”。

根據基督教巴拿研究所的民調,美國16-29歲的非基督徒中,只有3%的人對“福音派”有好感,而對同性戀者有好感的卻有33%!又根據最近《美國宗教身份調查》的結果,相對於1990年,美國自稱為基督徒的減少了10個百分點,而自稱為沒有宗教認同的人從8%升到了19%。從美國人口調查的統計數字也同樣可以看出世界觀轉型的現象。美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道地的多元化社會。在這個社會裡,道德的最高指導原則不再是宗教和傳統道德,而是容忍多樣性和多元性

“使命導向教會”的前提是認定自己處於一個異文化或多元化的社會,要在這個社會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這個“missional”是個新字。根據牛津字典,它的意思是“與宣教相關聯的;負有傳教使命的”。當我們使用“使命導向教會”或是“使命導向生活”(missional living)這些字眼時,我們指的是“上帝藉著聖經所吩咐的使命和生活方式”。為了上帝的榮耀,教會有意地按照上帝所定規的方式,完成他所交付的大使命。

表面上,這個著眼世界的視野,似乎與傳統福音派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如果仔細看,許多注重“傳福音”的教會,不過是幫助人在今世改善自己,死後進天堂,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救恩”觀罷了。

但是,“使命導向”就是不安於那種“次文化”畫地為牢的生活態度。“使命導向”的教會把福音看作是在異文化中一個“主動性”的力量,以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角度向主流文化挑戰,要求信徒有更高的“效忠”與投身。不過,“主動性”不同於“攻擊性”,主動性服務社會,攻擊性控訴社會。

所以,教會不但從事植堂,並要求每個人都要以福音使者的身份與文化對話,而不只是追求個人靈性成長,或單單把人帶到教會。因為每個人都面對著與基督教信仰不同質的“異文化”。宣教不再是教會節目的一部分,它定義了教會的使命,從有宣教計劃的教會轉變為使命導向的教會。

身處華爾街的商業中心,凱勒牧師的著作和講章所以會受到教外年青人和白領階級的喜愛,就是因為他能夠進入對方的語境而對話。他之所以受到福音教會普遍的重視,卻又是因為他本於聖經的正統信仰。

以紐約曼哈頓區的“救贖主長老教會”為例,它設在華爾街金融中心附近,對象都是專業人士。教會從50人增長到5000人。此外,它植堂的數目更為全美之冠。教會尊重沒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而非視之為異類。教會深刻瞭解人們為甚麼對基督教有困難,人們對受苦的問題,對教會裡的偽善,和對社會的不公有許多困擾。這樣的認知滲透於教會的每一個活動,無論是講道,是小組討論,是禱告會,或是對社會的關懷。使命導向教會做任何事情都考慮到異文化下人們的感受,教會不會輕易用“你們”、“我們”來劃分界限,沒有所謂“對內”與“對外”兩種不同的聚會場合或形式。

他們信仰的原則儘管很清楚,沒有妥協,傳講一位尋找人類的,有公義和慈愛的上帝。但是他們不會讓有其它宗教信仰的人,和立場不同的人感覺受到敵視。他們在教會所使用的語言,不論是講道,是討論,儘量避免單用基督教內部的術語來壓制他人,而嘗試用講理、對話的方式,指明對方世界觀背後的障礙,與人分享真理和信仰經驗。他們儘量把信仰的信息,與人們每日所面臨、所關心的問題和期望相關聯。信仰與生活打成一片,也表現在信徒每天的公開生活中。

當非信徒與這些基督徒相交往,他們會看到這些人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讀同樣的雜誌,為同樣的問題掙扎。原來基督徒並非不食人間煙火,過離群索居的生活。信仰的實質是從基督徒面臨這些相同的問題中所有的反應顯明出來。

今天中國社會也面臨快速轉型的時期,從一個同質社會轉變為多元化社會,尤其是大城市裡年輕的一代。要如何有效面對這個族群,就是今天城市教會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或許這本書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反思和啟迪。

本書的總結

紐比金說明了,宣教包括“恢復”三件事:福音真理的公共性、教會宣教的性質、以及西方文化的分析。用“恢復”這個詞,因為長久以來,西方教會對福音的認識失落了,變成個人的、私下的、主觀的信仰經驗而已。這三點看似簡單,其實不然。我們如果真能夠體會問題的嚴重性,才更能夠欣賞本書分析的精闢,和解決問題的思路。

對宣教觀念的質變,就是紐比金最大的貢獻。這本書給予這種新視野一個理論基礎。它的立論或許有些可爭議之處,但是,如果我們抱持著開放的心靈,放下自己原來牢不可破的“神學眼鏡”,不把本書當作是個一成不變的真理,或者一套新的“系統神學”,而是把它看作是對問題嚴肅的分析與探討,我們可能會更有收穫。

這不是一本簡易的讀物,常常需要人停下來思索、詰問、自省。個人認為,本書對突破今天中國基督教界的瓶頸也會有很大啟發性的作用。如果閲讀有困難,我建議你暫時把那段文字擱下,繼續往前。後文多數還會回到這個論點,再從不同角度作解析。當你能夠逐漸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後,就會比較駕輕就熟了。

註:國內有家出版公司2013年把本書翻譯成中文,結果不克出版。這篇文章是當時為中文版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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